入学不久，我们得知武汉大学中文系和西北大学中文系招收专升本插班生，每年学费远远低于我校的数倍，一些同学就向系里闹，要求增加我们的待遇。武汉大学中文系招收专升本插班生，都转粮油户口关系。我们一些同学也要求转粮油户口关系。
    有一位1960年出生的女同学，闹得最厉害。这位女同学未婚。三十多岁的老姑娘，与人论理，说话总是哆哆逼人，较起真来，面红脖子粗，简直竭斯底里，如疯子一般。
    老姑娘同学出面挑头，向系里写了一份申请书，一是要求转粮油户口关系，二是要求增加某些课程及相应的著名教授给我们授课，三是要求跟国家统招进来的本科生一样待遇。
    班上许多同学都是各报社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脱产带薪学习。他们都是中专大专学历，到校读书只为混一个本科文凭，提高某些理论知识，为升官发财打好坚实的基础。这部分同学毕业后都会回到原单位，甚至有更好的单位等着他们。所以，他们对老姑娘向系里提出的要求毫无兴趣。
    另外一些同学对老姑娘提出的要求转粮油户口关系及毕业时要求系里发毕业派遣证非常赞同。我自然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我毕业就37岁了，社会上一些单位是否聘用我，前途未卜。如果有系里的毕业派遣证，肯定有益无害。
    老姑娘向系里提出要求时，却把我作为典型例子，说我一个工人，辞职借了几万元来读书，如果将粮油户口关系转到学校，今后找工作就容易得多。
    最后系主任给予答复说，每年九千元的插班费，是经过有关物价部门审定，如果有同学觉得其它学校收费低，可以转学。至于粮油户口关系，招生简章说得很清楚，是委培生，学生那里来，还是回那里去。学校不予办理。个别同学情况特殊，我们系里会尽量安排其就业提供方便。
    不久，系主任特地将我叫到办公室谈话，询问了我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对我的求学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表扬与肯定。最后说，就业方面，我们一定会大力推荐。就这样，老姑娘闹转粮油户口发毕业派遣的事情，很快平息了下来。
    第二学年，通过同学与教授的介绍，我到当地两家新闻单位分别搞了一段时间实习活动。
    一家单位是晚报，同学的老公是这家晚报体育部的主任。我去实习，主要是做晚报体育部夜班编辑。每天晚上九时上班到次日凌晨二时结束。
    主要是编辑一些新华社传真过来的体育新闻稿件。或者看央视体育频道现场直播，当一场足球比赛结果揭晓之后，我根据胜负情况写一篇报道。这样做了一个月，我就没干了，因为太累。每夜宿舍门房关了门，我都是爬一个窗户进的宿舍。事后，同学给了我几百元工钱。
    另一家实习单位是当地一家电视台。是一位教授介绍我去的，也没有干多久。带我实习的电视台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记者。他有一辆越野小汽车，每次有外出采访摄影活动，便打电话通知我。我主要的任务就是替老师扛摄像机。一旦老师开车载我到达采访地，一下车，我便扛着重重的摄像机随着老师寻访当事人。
    布置好采访现场后，老师便接过摄像机开始提问采访摄像。为了采访一家专做野菜生意的老板，老师开车载我找了人家三次，才终于找到了当事人。至今还记得老师提的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到要将野菜打入城市的蔬菜市场？
    采访结束后，老师叫我写了一个文字稿，我按要求写了一篇，最后也不知此节目播出没有。那篇文字稿是我最后的一次实习作业。此后再没有与电视台的老师联系。
    1997年秋季，常有单位到学校招聘。我精心设计了一份求职书，介绍了这两次实习经历。可是，我首次拿着求职简历兴冲冲向一家单位去应聘时，却被人家的招聘简章给了当头一棒。因为上面写着，必须是国家统招的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我们这种发国家教委颁发的高校正规毕业文凭（非高校成人教育毕业证书）的委培生一概拒之门外。
    1997年11月12月，我开始为工作四处奔波。但是一无所获。
    一是我年纪已经36岁，二是我的户口粮油关系不在学校，而在故乡。某县交通专科学校开始很想聘用我，后来也是因为我原来的档案关系是工人编制，要替我转成大学教师干部编制麻烦多多而最终放弃了我。
    当地一场大型招聘会的国家安全局招聘摊位前，我试着投了一份求职简历，招聘人员接过求职书问了我一句，你是党员吗？我说是超龄团员。结果没戏。其它一些什么保险推销员某产品营销员某行业业务员，我毫无兴趣。
    想到老家妻子为我付出多多，既然外面如意工作不好找，我还是回故乡再谋生路就业吧。常言道，夫妻恩爱水也甜。
    手捧名牌大学的一纸本科毕业证书，宣告两年的大学生涯到此结束。两年一晃而过，我感觉没有学到什么。
    书是读了不少，但印象都不深刻。只记得一位美学教授第一节课讲的一句话：花，是植物的生殖器。
    在大学里，听了许多次社会名流的讲座。有一位教授讲美国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为“他妈的”，称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为“你妈的”，引得人哄堂大笑，至今记忆犹。
    因此，我私下里曾对一位教授交心说，这两年并没有学到任何本领。
    教授说，冒长河，你错了，即使一个农民来我们大学烧两年锅炉，他的思维与思想涵养及见识，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使它受益终生。
    我再说这两年为读书，我学费生活费花了至少三万元，辞掉了工作，损失至少二万元。我为这张本科毕业证书，至少花了五万元代价。
    教授说，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社会上有人要用十万百万甚至千万买我们一张本科文凭，我们不屑一顾。
    看来，我还是农民思维，喜欢斤斤计较。其它同学拿到这张毕业文凭，回到原单位就可以提干增工资。所以，这张本科文凭对他们来说，含金量高。而我早辞了职，没有退路可言。试着到当地招聘会求职，又因为年纪太大，一些事业单位国营公司都不招我。因此，面对这张本科文凭，我对前途忧心忡忡。
    要说这两年我真正学到了什么，就学到了一句话，老子天下第一。因为我们发现班上同学们及这所大学的所有同学们，个个牛B哄哄，老子天下第一，因为我是某某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的确，读了这两年书，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挺直了腰杆，变得无比自信。
    在毕业留言薄上，班主任老师给我写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先生存，后发展。
    是啊，生存是第一位的。不管好工作坏工作，先工作，立稳脚，再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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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校前的一天下午，系里的所有讲师教授与我们委培生一道照了毕业合影。而后全体人员到一家酒店就餐。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此餐饭，就是散伙饭，让人吃得有些伤感。餐后，师生们在酒店会议室开联欢会。
    饭饱酒足之后，师生们置身包间里说笑话。
    一教授叫我们猜一谜底。谜面是“妻子舅子小姨子”，打山东省的一个自然景观。一个女生脱口而出：泰山日出。令人忍俊不禁。
    当年小日本侵略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对日本鬼子奸淫自己的妻女，便发疯般地冲上前去，与其拼命，口里大喊着，狗日的小日本，爷们与你拼了。结果惨死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狗日的小日本，意即公狗通过与日本女人性交，生出了无恶不作的小日本。
    教授出的谜面是妻子舅子小姨子仨都是岳父干出来的，岳父古时又名泰山，所以……泰山日出，令人喷饭。
    另一教授也打了一个谜语：生下来就有，外国人的比中国人的长，出家以后就没有了。同学们都以为是男性生殖器，笑而不语.结果教授公布迷底是姓名。因为外国人的名字都比中国人的名字长，出家以后，就用法号，姓氏自然没了。
    小时候，我在农村常听老年人讲民间故事。后来在城市当工人，也常听工人老大哥讲黄色段子。没想到在高等学府里，即将离校之际，教授们也讲这些高级笑话，与学生平起平座，谈笑风生。我36岁，总算见了世面。
    在名牌大学读了两年书，在人面前，我变得自信，可是对于未来，我心中没底。由于要离校了，虽然师生们联欢，我总是快乐不起来，机械地应付着笑笑。
    一会儿，师生们自由组合随着乐曲自由跳舞。我曾经交费到地区群艺馆学过跳交谊舞，但是没学会就当了逃兵。一位女同学是位诗人，已婚，与我同龄，她主动与我搭挡邀请我跳舞，我机械地与女同学跳了起来。跳着跳着，我忽然泪流满面。女同学见状，将肩膀给我靠着头，并轻轻拍打我的肩膀，给我安慰。
    有人说，一个人在40岁之前，如果没有建立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便很危险。然而，我的社交几乎等于零。除了亲戚和当农民的老乡与当工人时哥们，我没有什么高级的社会关系。我一个农民，26岁才离开农村进入地级城市当工人。当农民时的高中朋友，自然慢慢失去了联系。1987年到1995年在地级市当了八年工人，只结交了一些工人朋友。1996年35岁上了大学，虽然我在工人中脱颖而出，但是到了高等学府，我却成了同学们可怜同情的对象。
    我的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各新闻单位的在职正式工，且带薪学习。一个个都是阔老板。而我一个企业工人，凭着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文字作品与一纸自考中文大专毕业证书，考入了大学，辞职借债读书。在个性气质方面，远远不如出生在省会城市里的养尊处优的同学们。
    或许是一种自卑心理作怪，我感觉在班上，同学们个个是《红楼梦》中的“贾母”，而我却是一个被人哄笑的游大观园的“刘姥姥”。然而，想当年，我在农村搞养猪专业户，惊动县、乡、村三级政府，也是响当当人物。在老家，只要提起我冒长河，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但好汉不提当年勇。
    所以，我在班上，与同学们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唯与一位才19岁来自河南周口地区农村的男同学关系较铁。这位同学在诗刊上发表了许多诗，高中毕业曾想被保送上北京大学，结果没有如愿，只能与我为伍。
    小时候，我受增广贤文的世俗教条毒害很深。增广贤文说，无钱休入众，遭难莫寻亲。这句话我牢牢记在心中。在大学里，一来因为这句话，二来出于人不求人一般大，水不流来一样平的清高，我没有结交一位各方面胜过我的同学。
    增广贤文还说，结交须胜我，似我不如无。可是这条我却大赞同。我认为，一个人要结交好朋友，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层次，才能结识到相应的朋友。所以，平时，我只埋头学习，努力提高自己。
    那种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的世俗观念，其实是行不通的。社会关系网，无非就是互利互惠的礼尚往来，我没有什么可给予的，别人凭什么给予你？即使给予了，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一种带有污辱轻视的嗟来之食。因此，在大学两年，我除了读了许多破书，没有建立一丝丝人脉关系。
    我的那些生于1960年代及1970年代，同我一样因种种原因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后来为了本科文凭，聚到了一起，往好听的说，是社会精英，往不好听的说，是乌合之众。
    眼下，与这般乌合之众两处两年，即将分离，心中忽然难舍难分，眼睛不禁发酸，一个36岁的大老爷们，流下了伤感的眼泪。
    将肩膀让我靠着哭泣的女同学，是北方某省会城市一家报社的副刊编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数本诗集。老公是新华社某分社的社长。女同学安慰我说，如果回去后找工作有困难，可与她联系。
    诗人女同学的老公与湖北省当时的省委书记贾志杰有交情，由老公出面，给省委书记打声招呼，安排一个大学生就业应该很容易。
    听了女同学的话，我很欣慰。毕竟有人挺关心我的前程未来。只是生平争硬气，凡事不到万不得已不求人的我，绝对不会因一份工作，动用老同学的关系，去惊动省委第一书记。否则，我两年大学算是白读了。
    再说，我文不能治国，武无法安邦，就会写写新闻报道，随笔散文，找到省委书记，我又能胜任什么职位呢？
    高官厚禄，我肯定无福消受。除此之外，便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劳神费力，七弯八拐，惊动大驾。
    我将同学们一一送走之后，最后一位离开母校。最后给我送别的，是低年级的一位男同学，送我到长途汽车站。那时候，南京与武汉还没有直通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