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波虽然出了这本书，其实她心里明白，这不能叫创作，拿不上台面的。要想在文坛上让大家承认，就得拿出象样的作品。但是，以她现在的实力，写的文章最多能在《江城日报》和《江城文艺》上发表，这点文扬曾经给她严正指出过。
    但是怎么才能有好作品呢？仅读过高中，而且还是差生的她，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文学无法投机，仅有点小聪明远远不够。
    她没有机会像吴晓晓那样去北京进修，也没有时间像母雅芳那样整天和文学打交道。因为她有工作，而且是不错的工作。现在已被调到分理处来了，如果再不认真，她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那就会被勒令退职。银行虽说是事业单位，现在却改成了企业管理，而且上班管得特严。
    但是，机会还是来了。那天她和文扬约会，地点是座茶楼。文扬随身带有一个小提包，胀鼓鼓的。
    罗波问：“你给我带的什么好吃的呵？”
    文扬笑道：“好吃的我随时夹着，一根红肠。”
    罗波笑骂：“你个下流胚！”说完就要去打他。然后把他的提包抢过过，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叠稿子。不过一看还真让她爱不释手。这是一部散文手稿，作者周秀花，名不见经传，却写得文彩蜚然。
    俩人当然要亲近一番，这次他们进行了改革，就是罗波在上面骑马。现在茶楼真是个好地方呵，特别雅间准备了长长的4人沙发，就像一张床那样舒适。玩了一个钟头，俩人才尽兴。然后罗波坐在这那里，续续看这部手稿。
    文扬说：“你喜欢看就拿回去看，这是乡下的一位中学教师写的，看完了还给我！”
    罗波欣慰不已，在文扬的**上深吻了两下，她说要给他打个记号。
    这部书稿叫《深山有爱》，作者叫周秀花，写的全是乡间的事，特别的纯朴。有股子浓浓的地域风情。比如这篇《母亲的鞋》
    母亲打来电话，说给我做了两双布棉鞋。适合冬天的穿。问我在外的地址是什么，她准备寄过来。我告诉她，城里有卖的。而且不贵。让她不要寄来了，下次回家再拿。何况邮局在邻镇，很远的。母亲又不识字，填个单子都要请人帮忙。
    母亲听了，仍不依不饶，唠唠叨叨的。讲上次回家我说冬天穿皮鞋太笨，在办公室一点也不方便。听到这里，我猛然想起曾与母亲聊天时不经意的说过这句话。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母亲竟记在了心上，并且还特地做了两双。
    电话那头，母亲有些怯怯地说：“已经好多年没做布鞋了，不知做得合不合脚！昨晚才赶好的，就是想你尽早能穿上。”
    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堵得慌，陡然难过起来。小声地问母亲：“您不识字，我怎么把地址给您啊？”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苍老的男人声音“小周啊，我是你李爷爷，你妈把我请来记你的地址啊！赶快报吧——”
    李爷爷曾是村小的民办老师，识得字，可他离我家有五里路。我能想象母亲是怎样一针一线，用布一层一层纳鞋底，在好几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就着灯光穿针引线。跑五里路送上十几个土鸡蛋，请人来记我的地址。然后赶到邻镇，好言好语地让邮局工作人员帮忙写上地址，邮寄给在外的女儿。
    我的喉咙开始哽咽，眼睛有些湿润。对着电话筒我大声地说：“妈，明天您就寄来吧，我正等着穿呢！”
    回想上次回家，哥哥的小孩要吃家乡的阴米。就是把糯米蒸软，晒干，然后炒熟。家里好多年也没有弄这种东西了。傍晚，我陪母亲出门，挨家挨户地借糯米。走了大半个村子都没有。如今的年月已经很少有人家炒阴米。我劝母亲不要再借了，不就是小孩要吃嘛。随便打发一下便行了。但是母亲十分固执，非要借到不可。到了晚上10点多，才在村尾的一家借到了半升。那一刻，母亲像一个要到糖果的孩子般笑了。
    一回家，母亲便急忙地跑到厨房生火。我和嫂子赶紧劝母亲明天再炒。可母亲依旧独自生火，拿着铁铲不停地炒。
    站在灶台旁，高出母亲一大截的我，清晰地看到母亲头顶上那一丛白发，狠狠地扎痛了我的眼睛。额上已经沟壑纵横。不到50岁的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给孙子炒阴米，一下子就老了。
    我们的岁月里，都有这样一个人，不辞辛苦，不怕麻烦地任劳任怨着。用自己日渐的白发和皱纹换取我们的成长。而当我们回望时，她却已经躲在时光背后，悄然老去了。
    是的，这个人就是母亲。
    文字质朴简约，生动。一些白描，一些对话，就写活了人物。罗波拿着这部书稿，爱不释手。看看后面的地址，是大宁县白鹿乡中心校。
    这是位老师，而且是偏远地方的老师。看来绝不是写作时间很短的人，因为才开始写作的人，往往喜欢用形容词，喜欢艳丽，喜欢比喻。只有老手，才会寓深刻于朴素。就象一个刚进城当小姐的女人，画得个绿眼红眉的，以为那样就吸引男人。结果男人往往对她翻白眼。当她知道朴素才是美，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后，才能赢得男人的青睐。
    再次和文扬相见，文扬问：“那部书稿呢？”
    罗波的脸一下就红了，她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这书稿被我搞丢了。”
    文扬并没有深究，现在编辑搞丢稿件的事经常发生。俩人这种关系，说什么呵？况且那个作者他也不熟。
    半年后，一部叫《山乡有爱》的散文集出版了，署名是罗波，虽然是自费出版，到市作协搞活动时，罗波给每位送了一本，大家一看，真的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是罗波的水平？以前只知道她写诗呵，情呵爱的。因为这本书写得真不错，特别是这篇《永远的桂花糖》写得真好，大伙赞不绝口。
    桂花在乡间算不得贵重，一不挂果，二不成材，只不过释放些芬芳罢了。因此一条沟只有几株桂花树，孤零零，那样寂寞。
    但孩子们喜欢桂花。桂花开的季节，一条沟的人们都闻见桂花的香。孩子们喜欢还因为村里最大的桂花树的主人——李婶会用桂花做糖。
    那年月，糖在乡下是稀罕之物。李婶做出的桂花糖总要分给我们这些孩子吃。
    妈妈说我是馋猫，哪有放学先去别人家然后再回自己家的？
    我一手托着桂花糖，一手抱着书包，我去的不是别人家，是李婶家。
    李婶把米粒大的桂花从地上拾起来洗净，等晾干后放进她熬好的糖胶里（胶糖是玉米熬的），然后一勺一勺舀出来，放在大竹筛上，再用劈好的竹片拍成块，等糖干透了，就拿给我们。
    不过这程序是李婶说的，我没有亲眼见过，我去的时候，只看见李婶放在竹筛上的那些已经干好的一块一块的糖。
    每年桂花开得正旺的时候，李婶家都要去好多像我这样的小孩，当然，像哥哥那种有觉悟的男子汉是不去的，他说他才不像我这样的小馋猫。但是我从李婶家回来要是没有给他桂花糖的话，第二天他就不和我一起去上学。
    淡黄色的桂花是什么时候谢去的，我不知道，只知道桂花糖东一块西一块能一直吃到挖藕的时候。每年我拎着妈妈装好的藕送去给李婶时，都能拿到她专门留给我的最后一块桂花糖。不过那年我没有拿到，因为李婶没有等到挖藕的时候，就自杀了。
    李婶的丧事是二老爷主事，全村人一起凑份子办的。妈妈说把我也带上去给李婶磕个头，都当亲女一样地疼。爷爷抽着旱烟不许，他说凶死的人会变成厉鬼勾魂，小孩子去不得。
    我最终没有去送葬，直到第二年忌日，才被妈妈牵着去李婶的坟地里拜祭了她老人家。
    关于李婶的死，有很多版本，桂先姑姑说她是因为得病没了指望才喝的老鼠药；四姨说是因为邻村那个老头的儿子来闹事面子挂不住；大妈说是一个人没有谁照顾把药拿错了……反正多到我听不过来，记不住。我开始明白“死亡”，死亡就是以后开再多的桂花，我都吃不上李婶做的桂花糖。
    李婶死的第二年春天，她家的桂树被乡里来的人砍了，说那么高的树长在电线下面，是障碍。李婶的味道，就这样从村子里消失掉。
    等我家的桂花树开花，妈妈拿它们来腌糖桂花时，我已经长大了，离开了那个村子。虽然走过很多地方，也尝过很多用桂花做的糖，但是，没有一种，是当年放学后托在手中的那一块的味道。
    就是凭着这部书，罗波成了江城有名的女作家了，在本地文坛就如新星般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