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几天之内，国防军计划会议的两个议程也进行完毕，参谋总部将报告记录成册装订为《民国十一年国防计划白皮书》或者《壬戌年国防计划白皮书》。他将《白皮书》递交给了大总统孙立文，孙立文看罢之后大为感慨，国防军上下做事果真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反倒是他领导的政府有些政令不通，地方官员渺视中央政府。
    现在孙立文尴尬的是，原本还是支持孙立文的民党所在地区开始敌对大总统了，给自己投选票的人公开反对自己，这让民党上下脸上都挂不住彩了，孙立文大感头疼。他没有王茂如这样集军政大权一把抓，他没有军权，仅仅是行政权的话，他也很难对支持自己做总统却不支持自己总统令的地方政府给予严惩。
    南方很多地方反对孙立文的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孙立文提出的土地政策，孙立文的本意是解放生产力和劳动力，按劳分配土地，为民做一件好事。他提出了国家出资购买地主土地，然后租借给农民，再收取低廉的地租以增加粮食产量。可惜的是孙立文又一次被现实击败了，导致孙立文土地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国家不可能会拿出这么一笔钱来给新政买单。
    话说回来，这次还真不是财政部故意为难大总统，而是大总统的土地政策需要金钱数量太大，且涉及到了土地评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很多地主不愿意将土地卖给国家。他们不缺钱，如今太平盛世了，土地更加珍贵了。将来人口增长，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地主们也不傻，为毛要现在卖给国家？卖给你们行啊，一亩地一百银元，我三千亩地，你给我三十万银元。国家拿不出钱来。那就别怪我了，做生意讲求的是买卖自愿是不是？你总不能逼着我吧，你又不是邪恶布尔什维克帝国。
    南方士绅不满意。北方士绅也不满意，但是北方士绅有理由拒绝总统令，大总统你可是南方选出来的，在你的选区你的总统令都受到抵制。我们当然跟着南方省份走。你什么时候摆平了南方。我们北方省份绝不会阻拦。
    孙立文出手不利，他制定的土地改革计划还没开始就流产了，当然困惑得让他胡子变白了。孙立文心中一方面希望国家能够强权统治，一方面又希望实现民主类型，内心矛盾重重。他羡慕王茂如是因为王茂如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强权人物，他的军队和地盘只有一个声音，他发出的命令如果军官不执行，下一级军官可以直接开枪杀了不执行命令的上司。军队本身就需要铁腕统治。命令式执行方式，而不是什么民主。孙立文自己提倡民主。现在自己又被民主绊住了脚。
    更加让他感到郁闷的是他重视的民生部成立了人民生活保证体系，竟然被认为赈灾救助之所在，全国的灾民都跑过去求救助。以前是哪里发生灾难灾民要等上面派人来赈灾，什么粮食金钱之类的，现在中国成立民生部了，灾民便有了求助的地方。你孙立文不是提倡“民族，民权，民生”吗？
    这让孙立文一个头三个大，灾民救治不力，百姓们便大骂民生部的民党官员，很多人怀疑是民党自己贪墨了灾民救助款，要求严惩民生部。
    先是和孙立文想象的不一样，在他的想象中，民生部应该是管理保障人民最基本土地资金权力的维护部门，人民提到民生部就想看到了救星一般。可现在呢，提到民生部人们就会说：“那些民党的贪污犯又抢走了灾民的粮食。”因此在民党与北方派系停止争斗指挥，孙立文所代表的的民党真正处理内政的时候，遇到了这样那样难以克服的困难，也让民党之人第一时间意识到，争权夺利容易，治理国家困难。
    王茂如将《壬戌年国防白皮书》制成两分，同样一份真一份假，真的留在自己手中，假的封存档案。孙立文什么都没看，就看了最后一页上国防军预算两亿伍仟伍佰万银元（国防军体系自己解决七仟伍佰万，国家财政部只需提供一亿八千万）便苦着脸，与王茂如商议减少军费，王茂如苦笑道：“国防之重重于泰山，岂能削减，士兵们吃不饱枪里没子弹，怎么打仗怎么保卫国家？”
    孙立文说道：“国防预算中关于整编军人安置的资金是否太多？”
    王茂如道：“这些人都要拖家带口移民到西域去，我只觉得少了，而不觉得多了。”
    孙立文知道王茂如若是把这份白皮书交给财政部，那财政总长方宏信必定会毫不犹豫地将所有中央资金全部投入到国防军中，那今年他这个大总统除了在办公室领薪水之外，便真的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于是孙立文与王茂如仔细讨论，并一一反驳，最终成功地将国防预算减小到四亿元。
    孙立文苦道：“一亿八千万亿银元，去年中央财政收入才四点一亿啊。”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岁入是民国前十年最多的一年，但也仅仅只有七千万，而全国财政支出高达两亿，为此袁世凯不得不向外国银行举债，这也开创了中**阀向外国举债的先例。但民国初年国家也仅仅是名义上的统一，实际收入仅有交通部的铁路、全国的盐税、国家银行交通银行的放贷、邮电的费用、股份公司的印花税、货币统一发放的损耗费等。而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支出有八处，其一庚子条约赔款，其二马关条约赔款，其三军费，其四裁撤军队费用，其吴灾，其六政府支出，其七各地国家建设支出，其八皇室优抚。以至于到了最后，袁世凯留给政府人员发工资的钱才两百万银元而已。
    民国初年的财政还是整个民国十年中财政最好的一年，这种窘迫的财政体系一直到国防军入住执掌财政部才好转起来，国防军的经济策划说白了就是独裁经济和计划经济制度二者合一，这种制度有利有弊，但统一之时这种强硬的经济制度也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其实从今年（民国十一年）开始，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开始好转起来，去年的时候通过了一系列的税务改革法案，民党中人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刺激经济的法案有六个，全部得到通过。分别是《盐税改革法》、《关税改革法》、《田赋改革法》、《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营业牌照税法》、《印花税改革法》。这六个法案的通过，将使得民国十一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翻两番。但是仍然不能做到收支平衡，仅仅国防部的财政支出，就要占中央财政的一半以上。同时，人民币银元的大规模流通带来了一个坏处，那就是货币开始了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国内银元差不多贬值了三分之一的，反而对外升值了三分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无战事后国内经济蓬勃发展，需要大量货币支持，华夏民族银行开始不已白银为本金增发。另一方面国际大环境导致其他国家国力衰弱，工厂纷纷倒闭，不得不依靠货币贬值来提高出口。对于百姓来讲，他们发现手中的钱卖粮食少了，但是买外国产品便宜了一半还多，给中国工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实今年的通货膨胀已经有所影响了，只是国民对与统一的国家和安定的生活心存感激，反倒对通货膨胀没觉得那么严重。
    通货膨胀在全球开始弥漫，中国自然不能够幸免于难，只是此时的中国正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列强顾不得中国而忙于振兴自己的经济。
    事实上一个统一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力绝对是世界前列的，当初日本攻击大清帝国的时候是抱着赌博的心态，因为彼时日本的国力甚至是清国的三分之一而已。对于一个东方巨人来说，他走一步，那些侏儒需要走十步才追的上。民国一统之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国走入战乱自己将自己毁灭的地步。而日本也意识到了中国统一的厉害，他们在南满铁路周围也不再嚣张了，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中国的综合国力排名，相信在民国十一年年尾，将重新回到世界前列——前提必须是中国不能内乱，不能内战。去年的财政收入已经数倍于民国初年，只要中国不乱，就算通货膨胀，中国这种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影响不大。反倒是日本美国英国这种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巨大。
    于是王茂如又开始给孙立文树立信心，将起了中国之发展优势，别让孙立文太悲观太将眼前的困难放大。孙立文只是表面装作悲伤，实则看到中国之经济，那时远超广东革命政府百倍之收入，早就心中乐开了花了。怪不得当初北伐怎么总打不赢，看看此时政府收入，几个亿啊，当初广东革命政府一年能有几百万收入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