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快发现小伙子把她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因为她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而没有写“站”，小伙子就把她放在两条铁路交会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们向她招呼，叫唤：上来呀！上来呀！她奔跑起来，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车她问：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们相互看看，还是不明白她到底问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他们却听不懂，信心减退下去。呼呼的大风里，她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去的玉山？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朝她点点头。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用牛劲拽上来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孩子们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鹤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这时多鹤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它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多鹤伏卧在西瓜上，身体左右滚动，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张俭在早晨看着她时想干什么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体。他伏在阳台栏杆上抽烟，她在他身后打开窗子，他就是不回头。她看他什么时候回头。终于不行了，他回头看了她一眼，隔着两米的距离，嘴唇已经亲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后一次。
    多鹤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回过头，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儿下了车。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往更深的夜色里躜着，她不知道时间、地点。但她知道，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让他得逞了，让他分开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国、代浪村、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血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毒太阳里开开停停，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车，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车上。一连几天的西瓜餐，她浑身都让红色、黄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汁粘住，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蓑衣。她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是火车和黑暗摩擦出来的声响。那声响灌进皮肉、血管，随着两行泪横飞。她伏在一个个冰凉、滚动的西瓜上，任这些无信的、不负责的球体把她抛到左抛到右。多年前她被装在麻袋里，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她也不比这时更绝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纹。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纹。阿纹长发披散，脸色如蜡，嘴唇煞白，就这样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两条血淋淋的腿，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她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长长的脐带打了好几个弯，瓜蔓一般连着未熟的瓜。阿纹不要人们靠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别过来！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跟上！别杀我——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的手掌满是血污，向人们一下一下地挥舞，要从她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她那龇牙咧嘴原来是笑容。她笑着向人们讨饶：“别杀了我，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一上一下地挥动，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嗓音撕布一样……
    不体面的阿纹。就因为要找她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鹤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披着头发结成的黑蓑衣，馊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迎面而来的楼、房屋、密集的电线杆让她知道这是个大地方，比她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西瓜一车皮一车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这一车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个西瓜的账也会记到她头上。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里应外合把西瓜抛下去，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多鹤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她看准一个空子，从车上爬下来，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她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她从客车轮子间爬过，车肚皮上挂着迢迢千里的黑色尘土又蹭在她泡透红色、黄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带红点、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当中，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她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但人们终于听懂她的话之后给的回答却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吐字，和气地对她一遍又一遍地讲着什么。她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她捂着肚子，半佝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茅坑的隔门，递给她一张印满人脸的纸。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人脸上画着红叉，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点办法，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作那样的用途。
    等她头重脚轻地走出厕所，两个戴口罩的人朝她走来。她蹲在茅坑上的时间足够那个女人推测她是怎么回事了。那女人一边用多鹤完全不懂的话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一边指着多鹤。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奇怪的中国话说多鹤病得不轻，得跟他走。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鹤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个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间空去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捯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来已是早晨。两个**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块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黏的潮湿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
    “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脱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碰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过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