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说的没错，生下来也是受罪。 特殊时期动乱的年代，工人停工闹革命，学生停课闹革命。农民总是要种地的，要不全国人民吃什么呢。家里穷的叮当响，粗粮青菜都不够吃，榆树皮，榆树叶，野菜也经常端上饭桌，妈妈奶水不多，两个丰满的奶瓶被我吸得象羊皮布袋，没有乳汁，我饿的娃娃直哭。
    王晓鹏伯伯知道了心急如焚，他送来白糖，兑上一些红薯淀粉熟浆，就成了我的奶粉。当水喝多了尿也就多，本来就没有几块尿布，到了冬天，根本不够用。晚上，我躺在妈妈的身子左边，一会尿湿了仅有的那块褥子，妈妈把我放在右边，自己躺在被我尿湿的那一半，用身体把尿烤干。没有过多久，右边又被我尿湿，妈妈仰面躺在两边都湿的褥子上，把我放在她的肚皮上。日子难过天天过，只要活着就不错。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一天天长大，贫穷和落后在我孩提时代就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
    那几年，爸爸经常请王伯伯来家吃晚饭，并不喜欢喝酒的爸爸，总是很快就喝醉，躺在另一张床上，酣睡不醒，其实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就是有意创造机会，让王伯伯跟妈妈在一起。
    七六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结束了那十年浩劫，老干部们陆续回到了城市，王晓鹏伯伯也要回北京了，妈妈带着五岁的我，到县城去送他，那天没有赶上去北京的火车，我们住在了旅社里，王伯伯自己一个床，我和妈妈一个床，我半夜醒来时，看见妈妈睡在王伯伯的床上，他们抱的很紧，我没有做声，悄悄到走廊里尿了一泡，回来睡了。第二天在车站，妈妈哭的像个泪人儿，我也跟着哭，王伯伯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豆豆不哭，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上学，做个有本事的人，让爸爸妈妈幸福。以后我会来看你的”，我回答说：“好的我听你的话，听爸爸妈妈的话，做个能让妈妈幸福的人”，回来不久，妈妈说怀孕了，第二年我有了一个妹妹。那一别好多年没有见到王伯伯。
    我上学了，在本村读完三年级，四五年级就是到柳树湾小学了，离家有十几华里，每天一个来回，我跟着比我大的学生，他们大步走，我就小步跑，手里还要提着妈妈给我做的窝窝头，每个窝窝头中空的部分塞有一个萝卜咸菜。我的饭量越来越大，十二岁的我已是一米六高的个子，我走的越来越快，那些比我大的学生都被甩在了后边。我的学习成绩总在班级的前几名，我时刻在努力践行着我的诺言，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升中学了，我用上了王伯伯寄来的书包和那只英雄牌的钢笔，我喜欢上作文课，我总是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即以厚望，有哪支英雄笔写进作文里，语文老师每次都在作文讲评会上含情默默的朗诵着我的作文，我感到和自豪。
    上高中是要住校的，吃不起食堂，需要带足一个礼拜的熟食，窝窝头几天就会发霉变质，是妹妹到外地学习了做煎饼的技术，和妈妈一起做煎饼，我个子大，吃得多，一般的男孩一顿吃两三个，我就要吃三四个，每周就要六七十个，一大包袱，饭堂里买不起菜，从家里带十几个罗卜咸菜，妈妈怕我没有油吃，视力会下降，就用菜油炒一锅咸菜丝，给我装在一个四鼻子陶瓷罐里，这就是我的“脑黄金”。每当看到老师和有钱的同学，吃的白馒头和白大米，我只是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嘴唇。直到部队拉练，住进了学校，和学校用着同一个伙房，晚上我们几个同学到伙房打开水喝，部队的炊事员把剩下的大米稀饭盛给我们，那是第一次尝到大米的味道。我为了那个大米的感觉，我发奋，一定要做个吃皇粮的人。
    在高中的三年里，我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在学校入了团，成了县广播站的业余通讯员，我的文章经常在全县的大喇叭里广播。我是学校十二个班的长短跑的冠军，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我在艰苦中磨练，我在磨练中成长，我在成长中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