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时，走廊响起了嘈杂的人声和挪动重物的脚步声。
    氛围瞬间被打破，大家立时开始寻找自己上回挑豆子剩下的道具——绳子以及破的编织口袋。
    而毫无类似经验的我，只有站在铁栅栏边，茫然的看着一个个如同我年龄般的可怜虫，将一个个半人高的硕大肥胖的口袋堆至监室门口。而这些可怜虫中，分明又有如我这样带着眼镜的家伙，看着其汗流浃背 的样子，更加可怜。
    带领这些可怜虫的，是一名狱警。
    尽管狱警身着便衣，但从走路的架势和皮鞋摩擦的固有频率就可清晰辨别出来，更何况他的那种鄙视一切的态度和狂妄的口气。
    “你们监室报数，一共几个！？”
    “报告管教！”年龄较长的刘猛和吕小刚迎了上去。“一共九个人。”
    便衣拿笔指着点点数，道：“你们都是全料！？”
    （所谓全料，就是指一口袋；同理，半料就是指半口袋豆子。）
    “不是不是。”吕小刚忙分辨道。“我身体不好，不用挑豆子，这是赵所批过的。还有刘猛。”
    说着，用手指了指刘猛哗哗作响的脚镣，道：“他是半料，赵所批过的，带着脚镣不方便。”
    “还有吗？”狱警的声音不由提高了八度。
    “有！”刘猛回头指了指我。“报告管教，我们这里有个昨天新来的，而且是个高度近视眼。”
    “你多少度？”狱警斜眼瞅着我。
    “九百度”我噤若寒蝉道。
    “噢！以前没有挑过豆子？”狱警道。
    “没有没有。”我感觉仿佛是老天眷顾我，连不可一世的狱警都注意到了我的特殊性。
    “那你就挑半料！”不待我高兴连连，他又话锋一转：“不过下次挑豆子就是全料。”
    我只高兴了一半，但好歹今天是半料，聊胜于无。
    结果是：一共九个人，分了七袋豆子。
    待到狱警一行走过，后面随即又过来两名狱警，一人拿着钥匙负责开启监室大门，催促监室内人员将成袋的豆子拖进监室。而另一人则在一旁负责虎视眈眈的看管我们，仿佛一不注意我们就会越狱逃跑一样。
    众人皆蜂拥而出，争先恐后的将袋子往回扛。而到我时，只能拖着那沉沉的袋子，千钧重的袋子往监室内拖，感觉就像耗子拉木锹——大头在后面。
    在管教不耐烦的催促声中，我费尽全力地将口袋拖了进来。而监室的大门立刻在我后面无情的关上了。
    我们，就要在这笼子般的斗室内开始为看守所创造经济价值。
    中学课本上讲国外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批判那些资本家无情吞噬工人血汗，而借助工人劳动价值大发横财，活脱脱的人吃人。
    相形对比之下，我们的这种劳动，我不禁有些迷惑了。
    按照课本的描述，那现实就是，看守所是“资本家”，让我们日以继夜的挑着豆子，而且由来已久（据杨所说，挑豆子的历史可上述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业已形成了看守所内光荣的传统。
    从那时开始，每年，这里的人犯都要挑大量的豆子，从春挑到冬，没有法定假日，没有福利保障，更没有哪怕是微薄的薪水（价值减去剩余价值的部分），有的只是漫长的劳动，美其名曰“劳动改造”，意思是通过劳动来让这些人犯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深刻反省，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只是，无论名目多么花巧，都掩盖不了看守所彻头彻尾的剥削人的事实，可能会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讲究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但无论如何专政也不能漠视每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听一起的狱友说，监狱内部的劳动还是有酬劳的，比看守所强，不只是真是假，尚请明人指教一二）
    另据知情人讲，从这两年开始，每次活都特别繁重，赶交货日期，好像是要往日本出口，日期短，工作量大，检验严格，为此监室内的人可都没有少挨电。
    每年这么多活，那名粮食商人得付给看守所多少报酬，我不知道。但至少的，要雇佣这么多人挑这么多豆子（至少三百人以上每天挑三万斤），除了额定的报酬，还要支付保险加班费等，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现在，则统统进入了看守所的口袋，别说我们能得到什么物质回报，只要能精疲力尽的将活赶完不被电就已经谢天谢地。
    呜呼！我无话可说。
    看守所的肚子大，我们干活全为它；不给报酬不算啥，收费繁多才发麻。
    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劳动所剩余的价值就算不发到手，也应该已经完全足够支付在看守所中生活的所有开支，但恰恰相反，只要你一进监室的大门，就的支付六十元，美其名曰“后勤损耗费”，哪怕你第二天被发现是“冤假错案”，宣布“无罪释放”。但想要出看守所的门就要支付这“损耗费”，哪怕你连东西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要是不掏就不放你。
    而这后勤损耗，说白了就是一个衣服箱子，还有牙缸牙刷毛巾水杯，几乎都是廉价粗制的塑料品，脸盆轻薄的程度隔着脸盆可以看清后面的人脸。还有一身蓝马甲，上书“——看守”。
    我在这里一共呆了七天，问起衣服箱子，说超员现在没有。而马甲也因号码尚未统计完毕而不能发放（上一位新人李志超的马甲，也是推诿说号码统计，好在李志超的时间够长，瞪眼等了两个月，总算穿上这身蓝皮，成为了刻苦改造的“蓝精灵”）。只是在第六天——也就是下文说到的挑豆子的第二天，才将剩余的那些塑料制品发给我。
    这只是一开始的一次新收费，其后，每在其中呆一天，纯开支最低要十五元；如果忍受不了发糕的恶劣要加餐的话，好的，一周再掏一百；倘若平时要买些针头线脑（如牙膏肥皂大蒜陈醋），还要支付比同等商品市面上最少高出一倍的价钱。
    粗粗算来，我在看守所里所呆的日子，平均每一天的生存成本，不少于五十大洋。
    难怪吕小刚会说在这里住就如同住进了“太子宾馆”，只是照太子宾馆的生活费实在是钱超所物。
    这些收费，都需要犯罪嫌疑人家属额外出钱，是“救济款”的主要应用范围。
    一方面，我们在创造客观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让家属为我们在其中的每一天“生存”（实在不能苟同是生活）交赎不菲的生存金。所谓看守所嘴大吃八方，种种名目生财有道，正是此理。
    收了这么多钱，而我们的生存条件却依然是如此简单恶劣：木板床、烂发糕、臭咸菜。那么多的钱到哪儿去了？有时候我委实想不通，只能用卧薪尝胆或者天降大任之类的话语来平衡自己。
    但是我复又一想：要是看守所将我们的生存条件改善一二，譬如有卫生间，有冷暖空调，有四菜一汤之类的。没准每天的生存成本就是以百元计算。
    还好，我没有赶上监室改革的好时候。
    我暗自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