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我重读了一遍《挪威的森林》。校旱中多愁善感的直子自杀了，于是直子周围的人便去寻找自杀的原因，例如，悲观的思想、孤僻的性格、抑郁症，以及失恋等等。主人翁渡边最终找到了原因，对直子的自杀也有了一个解释。而这样的解释似乎就是渡边对自己的一个交待。此后，渡边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但直子则被遗忘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着自己在一九九七年的所为，然而任何时候，我都无法凭借自己回忆之路去看清那一年的我。无数个不眠之夜，我站在窗前不知所措，不断地追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促使我在那一年做出如此不可思议的决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离开自己。
    可以肯定地说，当初我并非不爱王珊，也不曾对她感到过厌倦。但为什么自己明明喜欢她，到最后反而要迫使她离开呢？
    如果说人的思想可以构成明确的动机，那么身处日常状态中的人就成了思想的化身，其行为也是思想所促使的结果。譬如说，陀斯妥耶夫斯在笔下的基里洛夫自杀了。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确信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活下去，然而这一信仰破灭了，他只得自杀。
    假如这样的说法成立，那末，当年的我又在想些什么呢？是因为那盆水仙花的凋零？是自己从小就被人灌输的责任感而让自己不堪重负？抑或是对虚实不定的未来的恐惧？
    如果说王珊最终的离去是一个结果，那么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却是我一直无法把握的。我猜想着，生命必定有许多理性思维无法认知的种种内心冲动，偶然的际遇，瞬间的感觉共同作用其中，如此组成了一张延伸到无限远的因果关系的大网。在这张大网上，此生我们所亲历的每一件事都仿佛是必然会发生的。
    一九九七年，重庆开始有了迪吧和酒吧。五月末的一天夜里，我在学校里遇到刚从福建实习归来的唐守君。两人互致问候之后，唐守君把我带到一家名为“欢乐周末”的酒吧去喝酒。
    走进酒吧那诡秘的大门，种种异样的感觉便四处涌入我的大脑皮层。耳畔不时传来女人的尖啸，如同巴尔干半岛的山洞里让人毛骨悚然的鸟鸣。“嗳！刚开始，有些不习惯吧？”音乐太吵，唐守君在我耳边大声地问。
    我点了点头。其实何止是不习惯，自己好像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酒吧的每个角落都淤积了闪烁的灯光，尖锐的笑声、杂乱的音乐，还有无数穿满银环的鼻翼和嘴唇，愤青、痞子、文学青年、白领丽人、娇怪朋克、虔诚的乐手，拥挤着的魔化身体在鲍勃·迪伦的音乐中疯狂扭动。
    我注意到迪厅中央那个领舞的女孩：她发疯似的甩着头，飘散的头发折散出七彩的光。埋在地板下的风口往上吹着风，她的短纱裙像海浪般翻滚，犹如软媚的眼波。目睹着眼前的混乱场面，恍然间我感到自己仿佛来到撒旦的后宫。这里有亿万条蛇同时吐着信子，信子变成火焰，融掉了每一个被精神背叛了的肉体。
    “现在是不是感觉要好点了，跟刚才相比？”找位子坐下后，唐守君对我说，“蹦迪可是今年最流行，也最时尚的娱乐方式哟！”
    我勉强地笑了笑。等我再看一眼那个领舞的女孩，觉得她的舞姿与一条沙地上挣扎的蚯蚓极为相似。
    唐守君要了一打啤酒，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四处用目光搜罗这里美丽的女人。这里似乎是自恋女人的天堂，她们独自摇着一杯红酒，携着狐媚轻挑的眼神，漂亮的脸蛋儿被杯中的红酒染上一缕红色。酒精和堆砌的暧昧灯光摧毁了她们本来的面目，剩下的只有风情和娇艳。
    几杯酒下肚，唐守君醉意朦胧地问了我一句：“知道吗？现在，我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摇着头。
    唐守君干笑了两声，“想哭一场。”说着他仰着头，将手里的半支啤酒一饮而尽。“想到自己就要离开校园离开这座生活了四年的城市，就好像自己只是一个曾受到邀请的客人……”话讲到这里，他便止住话头，目光惘然在空中飘浮。
    此后我几乎一言未发。酒精所导致的幻境中我在思忖：眼前的一切难道就是我即将去面对的世界的缩影？是由疯狂的男人和女人所构成的世界？我们面前的方桌上有烛光、高脚杯、玫瑰花以及更多的象征浪漫的物质标签。我深知这一切对人的杀伤力。然而这疯狂的背后却不复有优美得让人心痛的故事，只有许许多多美得让人心醉的男人和女人。欢乐与疯狂仿佛是被人享受掉的，直到酒吧打烊，曲终人散，苍白的心也不肯慢慢地飘回地面。
    那天夜里，唐守君和我回学校时，刚走进学校的大门，附近的景色令我陶醉。尤其在夜晚，那些尽现无遗的凄凉和阴郁使人感觉尤甚。宿舍早已熄灯，寝室里的人也酣然入睡。我爬上床，重返回安静而漆黑的狭小常葫，仿佛不久之前在另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所看到并感受到的一切都变成虚幻的东西。犹如生命中所有的欢乐时光匆匆而过之后，旷野里只剩下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