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场上，一场球正踢得热火朝天。学生们的球技显然大都不怎么样，却吆喝喧天，一个个大汗淋漓，只有易永畦一个人坐在场边，看守着大家堆放在一起的衣服、鞋子。
    简易的木框球门前，毛泽东大张双手，正在守门。萧三一脚劲射，毛泽东腾空跃起，一脚将球踢开，他身手虽快，动作姿势却并不漂亮，摔了个仰面朝天。那只修补过的布鞋唰的又撕裂了，随着球一道飞出了场外。一片笑声中，易永畦赶着给毛泽东捡回了鞋，毛泽东却示意不必，他索性脱了另一只鞋，光脚投入了比赛。拿着毛泽东的鞋，易永畦仔细地端详起那个破口子。
    黄昏的余光透过八班寝室的窗户，照在一双单瘦苍白的手上，这双手正吃力地用针线缝补着毛泽东那只裂了口子的布鞋。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易永畦的神情是那样专注。
    “砰砰砰”，平和的敲门声传来。“请进。”易永畦抬起头，突然一愣，赶紧站起身来。走进门来的，正是杨昌济，他打量了一眼空荡荡的寝室，问：“怎么，毛泽东不在吗？”
    “您找润之啊，他这会儿肯定在图书馆阅览室，他每天这个时候都去看书，不到关门不回来的。”
    “是吗？”杨昌济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毛泽东床头那张已经泛了白的姓名条上，“这是他的床吧？”
    “对。”
    杨昌济审视着毛泽东的床和桌子，床上，是简单的蓝色土布被褥，靠墙架着的一块木板上重重叠叠堆着好几层书，把木板压成了深深的弓形，还有不少书凌乱地堆在床头床尾，整张床只剩了勉强可容身的一小半地方。桌子上，同样层层叠叠堆满了书和笔记本，到处是残留的蜡烛痕迹和斑斑墨迹。一张摆在桌面上的报纸吸引住了杨昌济的目光，这是一张《大公报》，报纸却显得特别小了一号，杨昌济拿起来一看，才发现报纸被齐着有字的部分裁过，天头地脚都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杨昌济显然有些不解，“怎么把报纸裁成这样？”
    “哦，这是润之自己裁的。”
    杨昌济这才注意到床边的另一叠报纸，这些报纸同样裁去了天头地脚，每张报纸上却都钉着一叠写了字的小纸条，可以看出正是用报纸的天头地脚裁成的。
    易永畦解释着：“润之读报有个习惯，特别仔细，不管看到什么不懂的，哪怕是一个地名，一个词，只要以前不知道的，他都要马上查资料，记到这些裁下来的纸条上。所以呀，我们都叫他‘时事通’，反正不管什么时事问题，只要问他，没有不知道的。”
    翻着钉在报纸上的一张张小纸条，杨昌济问：“可是，裁报纸多麻烦！为什么不另外用纸记呢？”
    “那个，”易永畦犹豫了一下，“白纸六张就要一分钱……”
    “哦。”杨昌济明白了，他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易永畦手中那只正在补的布鞋上，问，“这是他的鞋吧？”
    “对，润之他就这双鞋，早就不能穿了，他又不会补，我反正以前补过鞋……就是鞋太旧了，补好了只怕也穿不了几天。”
    拿过那只补了一半的鞋，杨昌济伸手大致量了一下长短，突然笑了：“嗬，这双脚可够大。”
    易永畦憨厚地笑着，他自己的脚上，那双布鞋同样打着补丁，旧得不成样了。
    杨昌济一路想着易永畦说毛泽东的话，来到一师阅览室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进去时却发现一枝蜡烛摆在桌上，并没有点燃，毛泽东正借着窗前残余的微弱光线在看书。他的面前，是摊开的辞典和笔墨文具，他不时停下来，翻阅资料，核对着书上的内容。
    杨昌济划燃了火柴，微笑着点燃了那支蜡烛，对毛泽东说：“光线这么差，不怕坏眼睛啊？”
    毛泽东一看是杨老师，想站起来，杨昌济拍着他的肩膀，示意他坐下继续看书。毛泽东看看老师刚刚给自己点燃的蜡烛，说：“我觉得还看得清，再说天真黑了，学校也会来电。”
    杨昌济拿起毛泽东面前那本书，看了一眼，正是《西洋伦理学史论》，问道： “你好像对伦理学很感兴趣？来，说说看。”
    毛泽东大胆地说：“世间万事，以伦理而始，家国天下，以伦理为系，我觉得要研究历史、政治及社会各门学科，首先就要掌握伦理学。”
    杨昌济翻着书，又问：“那，你对泡尔生说的这个二元论怎么看？”
    “泡尔生说，精神不灭，物质不灭。我觉得很有道理，精神和物质，本来就一回事，一而二，二而一，正如王阳明所言，心即理也。”
    “你再具体说说你的感想。”
    “对。世界之历史文明，本来就都存在于人的观念里头，没有人的观念，就没有这个世界。孟子的仁义内在，王阳明的心即理，和德国康德的心物一体，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可谓古今中外，万理一源。”
    “你是在想问题，带着思索读书方能有收获。”杨昌济笑了，放下书，站起身来，说：“好了，你先看书吧，我不打搅你了。”走出两步，他又转头：“对了，明天下了课，记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走出阅览室，杨昌济的脚步停在了门外。静静地凝视着里面那个专心致志的身影。秋风掠过，杨昌济拉紧了西服的前襟。他的目光落在了毛泽东的凳子下，那双光着的大脚上，只穿着一双草鞋，却似乎全未感觉到寒冷的存在。
    从阅览室回到寝室，毛泽东洗脚准备休息了，可他的大脚从洗脚的木盆里提了出来，擦着脚上的水，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面前的书。一双手无声地移开了木盆旁的草鞋，将那双补好了的布鞋摆在了原处。毛泽东的脚落在鞋上，才发现感觉不对，一抬头，眼前是易永畦憨厚的笑容。毛泽东拿起鞋一看，愣住了。易永畦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轻轻退回了自己的铺位。烛光下，凝视着重新补好的鞋，毛泽东一时间也不知是什么心情。
    第二天，在办公室里，杨昌济把厚厚的一大本手稿放在毛泽东面前，对他说：“昨天我看见你读那本《西洋伦理学史论》，那本是德文原著，蔡元培先生由日文转译而来，一则提纲挈领，比较简单；二则屡经转译，原意总不免打了折扣。我这里正好也译了一本《西洋伦理学史》，是由德文直接译过来的，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借给你看看。”
    毛泽东喜出望外：“真的？那……那太谢谢老师了！”
    “这可是手稿，只此一份，上海那边还等着凭此出书，你可要小心保管，要是丢了，我的书可就出不成了。”
    “您放心，弄丢一页，您砍我的脑壳！”
    毛泽东抱着书稿站起身，正要出门，却又听到杨昌济在喊他：“等一下。”然后，把两双崭新的布鞋递到了毛泽东面前。
    “我可不知道你的脚到底多大，只是估摸着买的。你这个个子，这鞋还真不好买。”
    拿着鞋，毛泽东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他突然深深给杨昌济鞠了一躬：“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