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野是留学归来的“海龟”，与此对应，张北凌便成了“土鳖”，他是北大的博士，从未留洋，典型土生土长的“鳖”，但这“龟”和“鳖”却一直气味相投。所以王晓野和张北凌的每次相遇都被他们自己做成了一场精神盛宴。
    王晓野以为，人们可以信奉同一个宗教，但却彼此打得一塌糊涂，因为人对教主和经典的理解大相径庭，故为此大打出手，于是同一宗教内也可派系林立，东西方的宗教皆如是。但两个活在不同宗教和文化系统的人，只要对真理悟到一定境界，却可以谈笑甚欢，惺惺相惜。因为真理是相通的，天下的悟道之人悟到的是同一个真理，而真理也一定是开放、圆融的。真理一旦被狭隘地宗教化、仪式化，便封闭了自己，纷争便开始，战争亦由此而起。
    “咱们是不是别谈中国的股市算了，越谈越憋火。少点匡济天下，多点独善其身，日子更好过。比如我吃素，搞定自己就行了，一想到每天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就偷着乐。”王晓野说。
    “实际上我受你影响，平时已经以吃素为主。人们以为你吃素是因为受国外影响太大，可海归里头也没几个吃素的，你根本就是个异类！唉＃撼便问问，目前回国的海归越来越多，你怎么看？”
    “这说明中国开始步入杂交、优化的良性循环。出国的人想折腾的就会回来，甘于舒适生活的人就不愿回，通常男人比女人更愿意回，因为女人更喜欢舒适。也有些人在出国前已被折磨得伤痕累累，根本不愿回来。不过即使不回来的人对祖国也有贡献！至少为国内同事腾出了房子和职称，省了为此明争暗斗！”
    张北凌说，“早期出国的人，几个不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记得有句话特逗，面对死不放人的单位领导，人干脆放下一切尊严说：头儿，您就只当我是个屁，把我放出去算了！”俩人都乐了！
    王晓野接着说，“在纽约工作时，我的英国老板查尔斯问我对美国的感受。我说美国好像是上帝特选了让各国人来开眼和避难的，其宪法就是中国人崇尚的中庸之道的绝妙体现，‘纲举目张’里的‘纲’举了，‘目’自然张。不过美国的公路铺完了，电话装完了，政体和民生都很稳定，总之该办的事都办得差不多了，和我没太大关系。中国却正相反，到处都在修公路、盖房子、装电话、搞改革，全国就像个大工地，我怎么觉得那儿的事样样都和我有关系啊？”
    “你怎么没跟他说，那儿挣钱的机会也多多了，而且你满口洋文也显得牛逼多了！中国人就崇洋媚外啊！”张北凌故意逗他。
    “查尔斯一听真来了神！那时香港因为九七回归而导致股市大跌，可公司在香港有个合资企业，港方股东因为对九七回归毫无信心而决定撤资。所以公司面临三种选择：跟着一起撤、或者再找一个股东，或买下对方的股份。”
    “那你给公司的结论呢？”张北凌问。
    “当然是买下对方的股份。我不仅理论上如此认为，而且身体力行地要求离开美国，马上到香港工作！”
    张北凌说，“我还想到美国去看看呢！最好在那儿工作几年。而你们却一个个都回来了。”
    “可这一点儿也不矛盾啊！没去的接着去，去了的回来，互通有无才正常嘛！就跟那没结婚的在忙结婚，结了婚的忙离婚一样。人不就忙这么点事儿吗！”王晓野笑着说，“顺便问一下，听说你们要搞百年校庆，那你觉得该庆贺什么？”
    张北凌苦笑着说，“不是说爱国主义么？据说这就是北大的传统。现在北大早就与时俱进，不仅是名牌大学，而且是一个以行政和后勤为主导的政府单位！但愿蔡元培时代的香火还没完全断掉。至少我还算个北大的种吧！你看我是不是还有点批判精神？”
    “可你又有多少批判的自由呢？”王晓野说，“说到自由，其前提肯定是独立思考。可我们一生所受的教育，是无穷尽的背诵、考试和服从，所以我早已习惯了思想阳痿！法国那么自由，可萨特还说：我们和学校的惟一关系，就是砸烂它！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挺幸福的，因为我们自以为拿到文凭就成了知识分子。”
    “这得看如何定义知识分子。依我看，只要失去了独立批判和创造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顶多只是个知识工匠，在市场上倒买倒卖道听途说的观念，用学到的技能谋生而已。如果只顾谋生而不追求真理，还能叫知识分子吗？比如在某一领域拼命考试，学一种老百姓不明白的规则，便成了所谓专业人士。我们现在干的就是这档子营生？”张北凌又开始尖刻。
    “问题是，不这么干就没饭吃啊！法国人班达好像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表达得更有意思，他的大意是，知识分子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的，只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领域中寻找乐趣。简而言之，就是在务虚中找乐。可我一天到晚都在拼命务实，看来只能挣到知识匠人的那点实惠了。怪不得我怎么折腾也不快乐，肉欲的快乐赶不上女人，形而上的快乐又赶不上艺术家，更赶不上古人，咱们连追逐快乐的时间都没了，只剩下压抑自己和压抑别人的单调重复了，还美其名曰：务实！”王晓野开始自嘲。
    “你要不是银行家，倒挺像知识分子。萨依德就把知识分子划分为‘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你业余够格，可惜不够边缘，因为你毕竟是商人，商人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其利益永远大于原则，而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为惟一目标，是永远的反对者，甚至不惜为反对而反对。”张北凌在思辨上残忍的风格依旧。
    “有意思！怎么听起来像阴阳之道啊！阴阳因彼此对立才有意义，而且处于动态的平衡，如同生死一样。不过按照萨依德的定义，商人想当知识分子是没戏了，哪怕‘儒商’也没戏，因为他们的角色首先是商人，首先要获利。”
    张北凌笑着说，“咱们俩一个从商，一个从政，都不敢对权势反抗，看来都没戏，还是趁早抛弃当知识分子的幻觉为妙！”
    “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毕竟是少数。不过，如果知识分子是唱反调的主角，咱们是否可以当个知识分子的票友呢？唱反调的人在中国太孤独了，得有人捧场、起哄、喝彩呀！”王晓野激动地说。
    “唉！这词不错，知识分子的票友！哪怕是热心的观众也好啊！你看京剧为什么衰败？因为那角儿、那票友和观众都没了，互动不起来啊！不过论起自由，你还是比我强多了！我在机关里只要一独立思考就有麻烦。人云亦云我也试过，可我的基因好像与此不兼容。有几个哥们后来实在无法忍受机关，就先后下海经商去了，所以我连神侃的对象都不多了，多惨！而你呢，至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所获的资讯比我们土鳖丰富得多！”
    王晓野叹了口气说，“嗨！人间的事儿，都因为有比较才有对与错，才有伟大与渺小，所以不能太认真！实际上此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神不会让不完美发生。”
    “你这家伙怎么突然又出世、超脱起来了？”张北凌瞪着眼问。
    王晓野说，“那是从神的角度去看，而神和人的角度不同。如果从投资银行家的角度看，世界就像个股市，国家就像公司，每个人都是股民，国家的命运就是其股民意志的合力，如同股市走向。”
    “嘿！有道理！社会走向还真的与股市走向有异曲同工之妙。看上去它取决于一系列人间和自然的偶然，但所有的偶然之力的合力必定指向一种必然。不过你的理论太异端了，幸亏反右那会儿你还没出生，否则你就跟储安平一样，连尸骨都不知上哪儿去找！”
    王晓野就说，“尸骨迟早会归于尘土，但生命是永恒的！没准我会先坐牢，因为总有种坐牢的渴望，说不定你会成为我的牢友呢！”
    “那可又是一种新的体验！可牢里没女人怎么办？”张北凌笑问。
    “的确，tobeornottobe？坐牢还是不坐牢，这是个问题？”王晓野像哈姆雷特一样来回踱步，若有所思。
    这时有人敲门，原来是陈邦华，他亲自来请他们俩去吃饭。两人这才意识到务虚的愉悦须暂停，现在得进入务实的戏。
    可人生实际上虚实难分啊！王晓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