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几个支持者、协助者，我也不例外。
    1974年深秋的一天中午，我正沉浸在自己编造的故事当中，坐在田埂上低着脑袋只顾写写写，冷不防背后传来嘶哑的一声：“写什么呐，这样认真？”
    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凉了半截儿：站在我背后的，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
    劳改农场的中队宣传员，尽管也是我们同类，却是最最靠近政府的积极分子，负责组织大批判、讲用会、出墙报、演节目等等“宣传口”的工作，当然是脱产的，最多协助统计员做做丈量土方、过秤验收之类的事情。因此凡是当上了宣传员的，绝对是队里的红人、队长的亲信。这个赵植林，来头更其大：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深造的留学生，回国后在交通部工作。五七年反右的时候他在苏联，没赶上当右派，却在六○年当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被送到劳改农场来了。他能歌善舞，能写会算（上大学读的是数学系），全大队集合开会，总是由他指挥。他出任宣传员，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我与他之间，从来没有矛盾和冲突，我脾气好，人缘儿好，遵守一切纪律制度，从来不吵嘴打架，更没有当过批判对象，仅仅因为宣传员是“接近官方人士”，对他“敬鬼神而远之”而已。
    这可真是当场人赃俱获，要躲要藏，都已经来不及了。我没想到横祸会来得这么快。事情既然已经败露，我也不加隐瞒，直认我在写校旱。当然要在积极意义上大做文章，说我描写的是清代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不料赵宣传员对此大感兴趣，当时就把草稿拿过去看。可惜我的字迹太潦草了，无法卒读。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有声有色地读给他听。那天我写的正是师兄弟校场比武那一章，我读得唾沫星儿四溅，眉飞色舞，他听得一节而三叹，频频点头，称赞不已，鼓励我好好儿写下去。我不知他是真是假，赧颜相求，要他为我保密，他连说：“放心，放心，这个我知道。”
    从那天以后，他倒是真的常常到我的责任区来看我的“下文”，而且以他“莫大”新闻系的高造诣为我推敲情节，斟酌字句，指点迷津。渐渐地我相信他不会故意害我了，就把自己的写作计划约略向他透露一二。他听后也没讥笑我的不自量力，反而一再打气，表示要帮助我完成预订的计划。果然，以后每逢星期假日，他就把我倒锁在属于宣传员管理的放锣鼓、道具、语录牌之类的仓库里。我用一只箩筐反过来当凳子，用三只箩筐摞起来再架上一块语录牌当桌子，开始把我在田边地角涂涂改改潦潦草草写成的稿子加以誊清。到了晚上，则用一顶棉帽子把自制的土台灯罩住，只留脸盆大一块亮光照在语录牌上，窗户外面，根本看不出屋子里有人。到了冬天，仓库里没有火，冷得要命，就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写。一坐三四个小时，等到站起来的时候，往往连路都不会走了——脚冻僵了。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每天晚上的读报、讨论，只要指导员不坐镇，人们照例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气，照例由我在记录本上杜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发言记录，反正指导员的那点儿文化，也只能看看发言者的名字，看看发言记录的长短，并不真看内容。于是，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除了半个小时用来编造发言记录之外，其余时间，就都是我的“创作时间”了。外人看起来，发言的很踊跃，记录的也很认真。
    这些情况，班里的人当然都知道的。这就叫“瞒上不瞒下”。有几个对校旱感兴趣的，我写一章，他们看一章，成了我这部校旱的最早读者。
    写稿要用纸笔。我写《括苍山》的时候，用的是一支四角六分钱买的最最便宜的自来水笔，而且一直用到我落实政策之后。在劳改农场倒不是买不到稿纸，而是我买不起。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三十二元钱，衣食住行加上返浙探亲的路费和给老婆孩子买东西的钱都从这里面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能控制在十五元钱以内，要我每月拿出三五元钱来买稿纸，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好在劳改队的供应站有一种芦苇造的极薄的纸，名称虽然叫做“办公纸”，而且我们从队部领来写检举揭发材料或年终总结之类，也的确用的斗士这种纸，但我相信除了劳改队之外，是没有几个机关单位用这种纸办公的。供应站供应这种纸，主要是给劳改犯卷烟炮。
    当时社会上香烟是“计划供应”的，当然不供应劳改犯。在劳改队里要抽烟，只能买叶子烟，也就是干了的烟叶，揉碎了，用一条二指宽的纸条卷一个“喇叭筒”，把碎烟末装进去，再把口子拧紧，一支烟就“生产”出来了。
    卷烟炮的纸叫做“炮皮”，供应站每人每月三大张。每一大张裁成八开再对折，就是十六开大小，写草稿每面可写两千来字，誊清稿在下面衬上20×25的格子，每面可写五百字。
    即便我打草稿用废纸，单是誊清稿，每月供应的三大张纸，也只能写两万四千字。这当然是绝对不够的。好在中队里并不是人人都抽烟，我就动员哪些不抽烟的人，每月登记买日用品的时候，也都登记买三张纸，供我写稿之用。《括苍山》初稿一百八十万字，三易其稿，加上密密麻麻的草稿，摞起来有好几尺高，总字数绝对超过六百万，最后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的稿子，都是用这种“卷烟纸”誊清并用双线装订成册的，可以想见一共用了多少纸。没有朋友们的支持，连稿纸都买不起的“作家”，怎么写稿哇！
    我的校旱既然要以浙江缙云为背景，有关缙云的历史、地理，就必须如实描写。我虽然在缙云生活了八年之久，但究竟是我六岁到十四岁的少年时代，以后再也没有到缙云去过，许多故事，难免遗忘了或者模糊了。为了印证这些故事，并继续搜集创作素材，我决心去一趟缙云。
    自从六六年八月我父亲被红卫兵迫害致死以后，我母亲孤身一人，第一没有收入，第二眼睛失明，无法生活，已经由我大姐接到缙云乡下去住了。但是我们劳改职工没有探亲假，要回家探亲，只能有急事才能请事假，车旅费当然不能报销。而我一个月只有三十二元生活费，要攒下一二百元的旅费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节衣缩食，一年以后，总算攒够了来回的路费。于是在1975年2月，我请大姐夫给我发了个“母病危速归”的假电报，请事假二十天，到了一趟缙云县。
    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到缙云县了。这一趟探亲之行，我办了三件大事：第一看望了阔别多年老母，第二核实、搜集了许多写作素材，第三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半儿——我现在的妻子楼兴蠲。
    关于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说起来实在太长，好在我已经写成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回忆录《二劳改和女人们》，不久即将出版，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几句。
    我回缙云期间，偶然的机会由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楼兴蠲的大姑娘。她原是缙云县新建区粮食管理所的营业员，“文革”初期，两派武斗，银行关门，她怕抽屉里当天收入的现金和粮票被抢，偷偷儿地装进书包里，拿回家去藏在大梁上，武斗结束，一分不少地拿了回来。这样一件保护现款有功的事情，仅仅因为对立派掌权而被打成“非法转移现金”，加上她对近似于封建仪式的“早请示晚汇报”十分反感，经常逃避，做仪式的时候，不是上厕所，就是去洗衣服，为此又被打成“对毛主席不忠”，二罪并罚，把她“下放农村锻炼”处理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区食品站当临时工，一个月二十七块钱，穷得床上连张床单都没有。当时她已经三十五岁，但是下了决心，“文革”不结束，冤案不平反，绝不结婚。
    我们同病相怜，一见钟情。这时候我的《括苍山恩仇记》第一卷八十万字已经杀青，我回到农场以后，就抄出一份儿来寄给她看。她赏识我的才华，对我写的校旱非常称赞。也是凭着这部稿子，她对我有所了解，有所同情，并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我保存原稿。——也就是说，她决心上我这辆车，要与我“同呼吸，共命运”了。
    我秘密从事写作活动，有一个队长似乎是知道的。他姓焦，名如棕，外号“焦大炮”。此人文化不高，性格粗鲁，脾气火爆，遇到不如心的事情，张嘴就骂，动手就打，小流氓们特别怕他，但不知为什么对我却很客气，从来没有给我看过脸色。据说他是红小鬼出身，原来是中南海的机要通信员，经常往来于毛刘周朱之间。他爱人则在收发室当收发。有一天两口子为什么事情戗戗了起来，他拔枪就给了老婆一枪，打中了她的大腿。为此不但失去了老婆和党籍，从此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一律不许带枪，他也不许再在中南海呆下去了，被发配到劳改农场来管劳改。早期的官儿比现在大得多，一次次发火吵架打人犯错误，官儿也就越当越小。如今只落得当一个管生产的中队长，而他对于苹果、葡萄的栽培管理，也确实真有一套。
    我说他也许知道我在写校旱，是因为有一次他偶然地露了这么一句：“我这一生经历过的事情，要是让你这个会写校旱的写出来，准保比现在任何一部校旱都生动。”
    但我唯唯不置可否。你不挑明，我也不承认，省得自找麻烦。
    1976年8月唐山地震，清河农场离震中只有五十公里，全场一共死了五百多人，房屋倒了一大半。我幸亏睡觉警醒，逃得快，如果再慢十几秒钟，也被砸死在房间里了。这以后，大家都住在窝棚里。焦队长不知出于有意或出于无意，忽然调我到远离居民点一里地之外的一个水泵房去看守、管理二十几亩大白菜。用农场的话说，这是一宗“滋润活儿”，只要每隔若干天在白菜地里撒点儿化肥，合上电闸，让清水流进菜地里，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其余时间，一个人住在水泵房里，只要不藏浪女人，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来管我。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这座四野无人的五平方米小屋，在水泵上搭一块木板，就成了我的专用创作室，三更灯火五更鸡，一任想象的小鸟儿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地翱翔。
    焦队长这样安排，是特殊照顾，还是仅仅因为我老实，相信我单独居住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