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当然是很大的。尽管我也曾经有过“死后而志成”的决心，那是指“红色恐怖”继续统治神州大地而言，如今拨乱反正了，似乎应该有我的出路了。我提前投稿并不为名为利，而是希图通过校旱的出版证明我的才能，从而达到离开劳改农场走上“我的岗位”的目的。校旱出不了，意味着离开农场的希望也破灭了。
    老赵却比我更有信心。他分析说：出版社先来信表示愿意接受这部稿子，说明稿子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作者的身份。浙江人民出版社不敢出版这部稿子，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出版过右派的稿子。姚雪垠就是个右派。中国青年出版社既然可以出版他的《李自成》，也就可以出版我的作品。他要我把稿件寄到中青社去试试。
    我又一次将信将疑地听从了他的话，于1976年11月初把稿子用我未婚妻楼兴蠲的名义寄出。她家是贫下中农，一家都是党员，她自己还是民兵连长。我天真地想：如果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发公函到浙江去“政审”，总可以过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