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元皓，单名一个丰字，冀州钜鹿人，与“大贤良师”张角算是同乡。他在冀州的地界上，可是声名不小。特别是此人在大汉官场的出身，不是比较常见的举“孝廉”，而是更加稀有的举“茂才”。
    所谓“茂才”，又作“茂材”，是汉代的另一种察举常科。西汉时原作“秀才”，到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的讳，而改为茂才。
    按照字面意思来说，“茂”者，美也。茂才者，有美才之人也，即天下间的优秀人才，非比等闲之辈。
    比起明清时期通称“生员”的那种“秀才”，汉时的“茂才”身份，地位可是要高得多了。
    汉朝选拔充任官员之人才的方法，是为察举。重要的岁举常科有两个，一个是孝廉，一个是茂材。两者相较，茂材无疑地位更高，更加为世人所重。
    别的不说，单看孝廉主要由郡举，茂材则主要是由州举，其中的差异，就可见一斑。
    在被察举的人才中，有不少是先被举为孝廉，复被察为茂材的。因茂才的位高，人数也就少了。像冀州这样的大州，一年所举之孝廉可达数十人。而茂材，依照汉家制度，一个州一年只能举一人。
    就算加上三公、光禄勋、司隶以及位比公的将军每年之各举一人，总计每年整个帝国录用的茂才，也才不过才近二十人，尚不及每年所被举之孝廉的十分之一。
    如果将孝廉与茂才两者进行一个对比，就相当于后世高考的“市第一”与“省状元”之间的差异。
    由于人少位高，在任用上，茂材也就远比孝廉为重。孝廉多被拜为郎官，之后可能会被外放为县令、长。而茂材起家就是县令，个别茂材甚至起家就是二千石。
    就像田丰此人。在被察举为茂才以后，先是被太尉征辟为属吏，接着就被天子任命为待御史。若不是田丰的性子太刚直，看不得宦官当政，前些年里愤而辞官回乡，说不定干到现在。他都有可能当上九卿一级的朝廷重臣。
    自从数年前田丰辞官回乡以后，田丰一直都隐居在家中，谢绝了历任太守和冀州刺史的征辟。只是在“黄巾之乱”的时候，他才短暂出山，召集过郡中的豪杰，帮助官兵平定黄巾军。
    这次若不是袁绍携着“诛杀宦官”的英雄光环，又身为袁氏嫡子和党人魁首双重身份，也未必就能够请得动田丰这位重量级的人物。
    田丰对董卓这个不学无术的武夫执掌朝政，也是深为不满。治理国家的责任。何等重要，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大汉重臣，也未必能够做得好。董卓一介只懂得杀人的武夫，会有能力处理好那些国家大事？
    对此，就算是杀了田丰，他也绝不相信。
    可是，董卓执掌朝政，是被确定的事实。田丰一介白身。对此当然毫无办法。若是想要避免大汉社稷，在董卓这个武夫的手中衰弱下去。就必须有人能够抗衡董卓，将其从朝廷赶走。
    环顾天下英杰，有名望、有能力、有实力在未来达成此等目的之人，能够被田丰看入眼的有力豪雄，便只有袁绍一人尔！
    像田丰这等人杰，等闲不会投靠主公。可一旦有了主公。为了己方的大业，那必然是不顾困难，不惜己身，全力以赴。他得到新主公袁绍的委托，自是毫不推辞。立刻动身前往冀州治所邺城。
    田丰对新任冀州牧韩馥，并不熟悉。但是，他对冀州如今的那些知名人士，却是了如指掌。在面见韩馥之前，田丰先将目前韩馥所信重的几位冀州名士，一个一个的拜访了一遍。
    譬如韩馥所征辟的治中从事刘惠，别驾从事耿武、闵纯，骑都尉沮授等人，都是田丰的老相识。以田丰在冀州的名望，说服这些人，并不算难事。就连韩馥从家乡颍川带过来的同乡亲信郭图，田丰也送上了同为颍川名士的淳于琼写的信，对其进行游说。
    所以，当田丰正式将袁绍写的起兵公文交给韩馥时，韩馥已经在暗里堕入田丰的谋划中，而不自知。无论是郭图，还是刘惠，亦或沮授等人，有田丰事先的拜访在前，要么对举兵之事表示赞同，要么至少也是不反对的。
    特别是州牧府中的大名士，治中从事刘惠，在韩馥问计的时候，仗着自己人脉强，年资老，毫不客气的对韩馥说道：
    “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
    ——兴兵是为了国家，大人怎么会问要帮助袁绍还是董卓呢？谁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帮助谁啊！
    当然，没有人会认为，董卓这个武人执掌朝廷权柄，是有利于大汉帝国稳定的事情。所以，刘惠这句话里隐藏的潜台词，自然还是明显倾向于与袁绍一起举兵，反对董卓专权朝政。
    只是，韩馥到底是在朝廷中任职多年的老臣子，对于中央朝廷的威严还是极为顾及的。纵然他手下的大吏们纷纷赞同对抗董卓，韩馥还是婉言拒绝了部下的提议。这时，刘惠察言观色，见火候差不多到了，这才正式提出一个看似折中的建议：
    “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於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
    ——打仗是危险的事情，不可轻易的就去当出头鸟。现在应该看其他州的动向，有愿意先发动者，然后我们再响应。冀州对于他州来说是强州，所以就算他人有功，也不可能有在冀州之上的。
    对于刘惠这个说法，韩馥勉强算是满意了。于是韩馥在给袁绍的回文中，隐晦的表达了他对董卓的不满，暗示袁绍可以自由举事。而这个表态，才是田丰此次拜见韩馥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
    至于拉拢韩馥一齐举事？
    这可不行。
    韩馥若是来了，以他在袁氏故吏中的地位，又有整个冀州为后盾，只怕就连袁绍都不得不屈居于韩馥之下。若不是看透了韩馥必然不肯起兵反对中央朝廷，田丰绝不会请刘惠等人如此劝说韩馥。
    这一招，就叫做以退为进。
    得到了冀州牧韩馥暗中同意举兵的答复以后，袁绍一方的人马，算是可以不被掣肘，全力的运作起来。
    呆在偏远的渤海郡，距离京师数千里之外，当然不可能对讨伐董卓的大业，发挥什么作用。所以，袁绍在正式宣布举兵讨伐董卓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带领一支小规模的亲卫部队，一人双马，日夜兼程，赶往兖州一带，以便领导当地的州郡大吏们，夺得这次举事的盟主之位。
    由于袁绍是轻骑飞奔，他的主力部队依然被留在遥远的渤海郡，由淳于琼统领，颜良、文丑二人为副将。换句话说，袁绍这次前往讨董，纯粹是一个空架子，完全是打算借助别人的兵力，来完成这件大事。
    以袁氏在天下间的声望来算，讨董事成，袁绍是首屈一指的大功臣。若是战事不利，他也可以拍拍就返回渤海郡，实力毫发未损。以后董卓想要找他的麻烦，渤海军以逸待劳，对上董卓的凉州军，依然有一战之力。
    对于袁绍的这种做法，虽然有人暗中不满，觉得他这样是坐享其成。不过，大部分的州郡大吏，对此都并不以为意。在他们看来，有着“袁氏嫡子”和“党人魁首”的头衔，袁绍就天然的是士人领袖之一。只要袁绍的人来了，便胜过千军万马。
    至于兵力的问题，以袁氏的声望，将大旗一竖，自然有的是人愿意前来投靠。到时候，各地州郡只要发愁人太多，绝不用考虑兵力不足的问题。
    相反，若是袁绍拒绝参加这次起兵，或是只在口头上发表意见，那些州郡大吏们才会真的对其心怀不满。
    而且，大军的行动速度，比起个人快马加鞭的赶路，终究是慢上太多。要想从位于冀州最东端的渤海郡，带着数千上万的大军，赶到司隶河南尹附近，这一路上两三千里的路途，需要花费至少两个月。
    到那时候，说不定反董之战都打完了。那渤海军千里迢迢的从大老远跑过来，是去看风景的吗？
    真以为军队的开拔调动，不用花钱粮？
    虽然天下智谋之士不少，但还真没有几个人，预料到大汉的这场内战，居然会延绵长久。大部分人都认为，只要关东诸侯全部摆出一副要求董卓下台的姿态，董卓必然支撑不下去，会乖乖的带着人马逃回凉州，等待朝廷发落。
    当然，光杆司令毕竟不好看。别的不说，身为天下众望所归的士人首领，就算光是打杂的，也要两三千人才够吧？
    正是有鉴于如此情形，所以当袁绍从渤海出发的同时，也派出快马，前往各处响应讨董的州郡大吏那里，要求他们支援兵马粮草给袁绍。
    要不然，袁绍这个众望所归的盟主，居然是个光杆司令的话，对所有的反董诸侯来说，面子上都不会好看。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