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太原的娼妓
    太原娼妓，起初多为暗娼，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后，逐渐“公开化”，至光绪三十年（1904），妓院陆续开设。并经警方批准，发给“许可证”，成为营业性行业。
    初期的暗娼
    暗娼开始只有三家。一为白串儿，一为李老九，一为丰子元。各家都养有姑娘十多名，以“卖唱”为名。
    白串儿住小濮府；李老九住姑姑庵；丰子元住宁化府。李、丰均系男性，为暗娼老板。李系大同人，家中并养有唱曲教师。以后正式成立妓女于察院后街。以上三家较有名外，其它暗娼则散处于各小巷。
    今日之万寿宫，亦为当时之神秘地带。这段房间多为娼家所租定，当时虽仍不属公开，但实际已列入暗娼行列，嫖客都是当时下流社会人物。以及人称为半公开妓院，并命名为三等暗妓院，但各有“良房”，每日白天去，晚上回家（不宿于万寿宫）。惟这些妓女来往接送，多雇佣人力背驮，背夫（时称龟奴）以两手背握妓女小腿腕，招摇过市，一般人看到即知为娼妓无疑。
    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本市开放的娼妓相继在察院后、小巷和万寿宫开设正式妓院。当时较有名气的有：双素班、凌云班、四海班、三福班等，其余十多家不大出名，共计20家左右，皆为“头等”。当时的各班中，“苏班”即占半数，“苏班”多为“天足”，本地名班多为“小脚”。其余二、三等妓女都在今兴隆街（当时称小巷）。
    辛亥革命后的娼妓
    民国初年，所有“头等”名班，均由察院后移至小巷，与二、三等集中一隅，同时又有所谓“二等半”出现。其规定价：辛亥前均以小洋计算（单位则以吊计之），“头等”开盘为1吊，留宿为10吊；“二等”开盘为5枚铜元，留宿为5吊；“三等”多系当面讲价，多寡不等。以后随着金融变迁又改为大洋，而定价亦如前例。自开放娼妓，至民国九年（1920）先后十数年间，花妓招展，丽妹辈出，一般达官贵人儒雅名土，率多涉足其间，遗闻轶事，略举二三，加以概述：
    素珍、素玉，姓赵，为白串之女，也可说是“双素班”之台柱子，均以“双素”为名，白串自任“老板”。姊妹二人，皆具特色，尤以素玉为最。当时捧场者大部是官宦贵族，常住依仁巷，推素玉为花榜魁首。素玉一度曾和官宦干介臣往来甚密。未几干随全家他去，素玉只好返回“双素班”重操旧业。最后随白串儿到天津再操娼妓旧业，病死于天津。素珍与轩辕往来颇为密切。起初轩辕（官吏）有纳素珍为妾之意，素珍自天津归来，身价大减，欲与轩辕重续旧好，惟时过境迁，已不堪回首话当年。后素珍嫁王承绪，王旋于口外作战阵亡，素珍亦悲痛而死。
    二百五：姓王，原与轩辕有白头之约，后轩辕调任他乡，委托“二百五”侍奉其父晋大夫赵卿。其父死后，“二百五”再操娼妓旧业。民初，“二百五”先是嫁与首义军人杨钱甫（山东曲阜县人），张敬尧时代曾在湖南任参谋长。闻二百五仍在曲阜故乡，曾多次要“二百五”去湖南与他同居，后未果。
    王秀卿：保定人，初在晏乐班上捐，因面貌俊美。某名士特赠以对联文曰：“秀色宜人人宜秀；卿须怜我我怜卿。”该班老板名翠春，苏北徐州人，年40余岁，手段极为高明。时秀卿嫖客中有名“黑倭虎”者，因酒醉大闹晏乐班，老板翠春不仅不告警问罪，反而满口自认“不是”，同时每见嫖客来势不妙，便主动上前赔礼，这种望风转舵，乃青翠老板的拿手诀窍。因此，当时的晏乐班相当活跃，嫖客门庭若市，可谓红极一时的妓院。
    王红翠：在“晏乐班”、“双素班”均上过捐，同时拜土豪劣绅新老为干爹，捧之者亦皆一时名流。后与本地某“老财”姘过，私生一子，当时有认子归宗之意。红翠不忍割爱，未果。虽仍在井垣，但已潦倒不堪，大减当年的姿色，以流浪生活告终。
    马玉兰：河北获鹿县人，先后在晏乐、三福等班上捐，也是花月场中之“大红人”，初以杨钱甫为捧场者，后嫁与劣绅徐伯歧，后离异。当民国二十五年（1936）间年老色衰，已非昔日之红颜矣。
    月仙：曾于“双素班”上捐，身材娇小玲珑，适有陕西某进士客居太原，因在剧院与月仙相识，次日即光顾“双素班”，曾赠月仙一联曰：“我在院中娱雪月，谁知里边遇神仙”。
    一笑：曾在晏乐班上捐，适有郭某赠一笑联曰：“怎当他回头那一看，喜得我春风带笑来。”此外，爱梅、宝兰、金花、花月红、花月春，皆为娼妓中红极一时之人物。后金花许与测量局长井景春，月红嫁与公子田景福，其他相继落主，个个出于幽谷，而迁乔木。
    四道巷的娼妓开始：民国九年（1920）官厅在旧城街西城墙根，就筑起“四道巷”，是年冬将所有名妓院一律由小巷迁往四道巷内。一至三等分别排列于各巷，头等妓院均设在三道巷，二等在二道巷，三等设在头道巷、四道巷。头等以“班”为名，二等以“室”或“茶室”为名，三等则称“下处”。
    当时较出名的头等班有：双素班、晏乐班、凤鸣班、富春班等。名妓有：王红翠、马玉兰均在双素班内；晏乐班有：金宝、银宝、桂宝、小宝、小花等；凤鸣班有：剑红、月楼等。富春班有：彩琴、秀卿等。
    民国十六年（1927）警务处曾下令禁娼（只准退捐，不准上捐）。此后，娼业日渐萧条，妓女亦随之减少。自民国十九年（1930）娼妓又形开放，复业上捐者日益增多，一时娼妓又趋兴旺。当时较有名色者有：剑红（江苏人）在凤鸣班上捐，体态姿色非常健美，既充娼女，又工二簧小旦，捧场者有不少名流少爷、公子，还有官宦阔人。后剑红到上海，仍操旧业。彩琴赵姓，保定人，小时在开化寺落子绅绾学戏，十四五岁即到妓院唱票，后在富春班上捐，不仅姿色可人，而且应酬、谈话具有特长，故一时在诸班中坐第一把交椅。后有商店经理赵子青与其交往甚笃，后赵到绥远一去不返方休。
    小宝、小花二人都在晏乐班上捐，当时有名流大宋公子兄弟二人各捧其一，曾赠小宝一联曰：“小妮子令人真不得了，宝贝儿教我将如之何？”
    金宝：在晏乐班与某名士交往十分密切。
    当时头等嫖客，多为较有身份之人；二等逛客多为商人及学生；逛三等者多为工人、洋车夫、苦力、农民等。三等无定价，当面议，三五角都可。所以称三等为下流社会人之聚处。
    民国十九年（1930）后，石家庄驻军纪律不严，该地娼家纷纷迁并营业，此后娼业又复繁华。可是本省晋钞毛荒，百物昂贵，惟娼业仍然原价不动。一般逛客皆恣意挥霍，娼业反而日见发达，每至夕阳西下，四道巷各口的嫖客往来如梭，形成人稠地窄，先来者进房，后去者多在院中露天开盘，这也是破天荒的趣闻。
    民国二十年（1931）间，娼妓尚能维持现状。当时头等有五家，二等七家，三等26家，娼妓人数多至559人，诚可谓盛极一时。当时的规矩：头等都是琴棋书画，嫖客第一次去，只是互相关照，不得轻举妄动；二等也比较文明，只是比头等规矩略少些；三等却是丝毫没有约束，所以称之为“烂三等”。
    民国二十二年（1933）后，社会经济日益萧条，各方面都是不景气现象，加之暗娼日多，女招待亦逐渐出现。由于这些种种原因影响，娼妓营业遂一蹶不振。这时头等已无形解散，二等仅有四家，只留有52人，三等尚有22家共有妓女287人。这时二、三等共计有妓女339人，与民国二十年（1931）相比人数几乎减少一半。
    当时妓院收容妓女的规定为：
    一、买终身制：穷苦人家为了糊口，女儿在十四五岁时，即以一笔款卖给妓院，价款银元三四百元不等。
    二、活期租赁制：农村穷苦地区的老百姓在女儿将快出嫁前三四年间，先以活期二至三年赁给妓院，以人才论价，二三百元不等，到期再行归回。
    三、上捐分成制：妓女人院后，每日赚到的钱以四六或三七分账（妓院得大头，妓女得小头）。
    日伪占领期的娼妓
    “七七”事变后太原娼妓情况：二等仍有四家，三等25家，当时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是十分残酷的。便衣、翻译、警备队、警察等一进妓院，就是横行霸道，看中哪个姑娘，老板立即予以方便，稍有迟缓，不仅不付逛价，而且要打骂老板，甚至大打出手翻倒桌椅，老板、妓女都得苦苦求饶，其惨状苦不堪言。
    解放前夕的1947、1948年间，阎锡山的特务、便衣、警察等，每到天黑，纷纷前来嫖妓。当时的“金元券”年荒过甚，物价一日数涨，有不少妓女一日所得尚不足糊口。同时，卫生条件太差，妓女感染“花柳”病者比比皆是，虽已得这种传染病，但当局不考虑妓女的身体安危，妓女为了维生，无奈只好仍操此业。妓女个个面黄肌瘦，真是苦不堪言。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将妓院一律取消。妓女有病的给予看病，身体较好的分别给予介绍工作。妓女悲惨遭遇从此结束，从而获得新生。
    摘自《山西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文：任步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