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儿，五儿，你考上了。”四姐冲进门兴奋得向我一阵喊叫，脸涨得通红，两只眼睛里泪水乱转，手里举着张录取通知书。
    “我看看，我看看，”妈急忙夺过通知书凑到油灯下，爹笑嘻嘻地用小指头专门留下的尖指甲弹掉了一朵灯花，“啦”的一声灯花爆开，满窑立刻亮堂了许多，“你大字识几个，看个啥，还是让我看吧。”爹冲娘一乐去拿通知书。
    “不识字就不能看了，我就爱看这后面盖着的红戳戳。”说归说，妈还是把通知书给了爹。
    我本人倒没什么激动，毕竟是四十岁人的心态了，更何况自已报的也不是什么超一流国家名牌大学。
    “五儿，五儿，你知道吗，这次你考了全县第一，全县也就你一个考上大学，这可是咱县十几年考上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姐上坑盘腿摇着我的肩膀说，“送报的下午六点到公社给了我通知书说，你这么好的成绩没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真是可惜了，通知书刚到我手里还没捂热就被旁边人抢走了，在公社转了一圈才到我手上，大家都想看一看这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个什么样，书记说放我一天假，这可也是全公社的喜事。”
    爹用微微发颤的手轻轻擦了擦眼睛：“有出息呀，五儿，你可为祖宗争了口气，要放在过去这就是进士及第，咱祖上只有我曾祖父才中过进士，听老辈们说，他后来做到两江总督、吏部尚书，明天上坟跟我去看看祖宗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呀，吏部尚书，这可是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长、人事局局长两头挑。敢情这吴家祖上也是官宦人家，怪不得家里有御品青花瓷呢!
    学校九月一日新生报到。
    八月三十日，我和四姐从家里启程(本来我不让家里人送，可四姐说没机会上大学看看也好，我只好同意)。
    临行的阵势十几年后左右邻村的人都清清楚楚记得，津津乐道。
    上午九点多，一辆墨绿色的北京212吉普车鸣着喇叭停在我家的坡底(本来公社要给我披红戴花用公社农机站唯一的一辆东风55马力拖拉机送我，这事不知怎么让县委副书记任力知道了，他非要送我。和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调来了县委唯一的小车──这也是县里唯一的小车，是前任军代表兼县委书记离任时给地方留下的一辆军用吉普。村里的人哪见过这车，立刻围了一圈人，新鲜得指指点点，一大片都是羡慕的目光……
    我和四姐早已收拾好──一个行李卷，一个大提包，一个挎包而已。跟车来的公社书记寒喧了几句(临出门任力有点事要处理，在县城等候)就上车了。临近公社，书记让车停下，大门口早已等待的人上来给我披红戴花，震耳的鞭炮声中我朝大家鞠了一躬就启程了，这感觉有点像“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车到县城接上任力，“任书记，你这么忙还抽空来送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句话好好学习来回报领导的爱护。”一上车我感激地对任书记说，的确作为一个二十多万人的县委副书记，地位不可谓不高(在全县人眼里)，专门抽空来送一个毛头小伙，若非爱才不会如此招摇。
    任力说：“应该的，永成，你这次高考中榜可是十几年来给咱们县带了个好头，前年只考上几个中专生，去年两个大专生，大学本科你是头一份，骄傲啊，到学校好好学点真本事回来给咱们的家乡多做点贡献。建设四个现代化没有你们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是干不成的，永丽(四姐的名字)你也向你弟弟好好学习，那天老刘上县里开会见到我，说你报了个电大函授大专班，学的什么专业，中文，好，认真学，再锻炼一段时间，我把你调到县委工作，可不能让弟弟比下去哟。”
    车一路送到地区车站，直到我们登上了赴京列车他们才离去。
    一路无语，九月一日早八点多，我们到达首都北京。
    出了北京车站，一股清新的政治气息扑面而来，到处悬挂着：“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建设”、“多快好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分夺秒建设四化”，站台喇叭传出节奏明快的歌曲“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洒热血和汗水，征途上，战鼓擂，八亿人民喜心怀”。近处的建筑工地上到处飘着“——第一青年突击队”，“——第三青年突队”的旗帜，一副大干快上的情景。马路上人来人往，车流不息，秩序井然，一大片蓝灰色海洋中间或夹杂着红、绿的颜色，不时有几个穿着喇叭裤，留长头发，戴着贴有商标的蛤蟆镜的年轻人骑车驶过，四姐边走边看，一不小心撞了人，“骚瑞，”抬头一看是一个留着长头发、戴蛤蟆镜、穿喇叭裤、提着个四喇叭收录机的年轻人，“你怎么骂人，不就撞了你一下吗？”四姐瞪着眼睛操着方言火了，”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你走吧。”我急忙拉住四姐向对方道歉，“哼，土老冒，古得拜。”扬扬手走了。“五儿，他骂我，你也不帮我出气？”四姐不干了。“人家说的是英语，对不起，你初中没学过英语？”“咱们那初中谁上过英语，你不也没学过，你昨能听懂。”“我自学的。”我含糊地回答：“四姐，回去时你买两本英语书听收音机自学吧，英语在以后的工作中相当重要。”
    转了几圈找到学校的接送车，车上已有不少新生和家属，稍等片刻，接送车便启往学校，一路上四姐紧张地拉住我的手，好象她才是要入学的新生。
    不一会接送车停下，我们下车后发现已停在了校园内，前面稀稀落落摆着几张桌子，贴着用毛笔字写着工商管理系、国际贸易系等字样的小纸条，走近才能看清。
    我拿出录取通知书朝贴着工商管理纸条的桌子走去，桌子后边的是一位剪发头、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她拿过我的通知书看了看，“吴永成，你是咱们系第一个来报到的同学，我是你们的辅导员，姓高，高淑琴，你去北楼312宿舍去住，放完行李后下来给老师帮个忙好吗？今天新生报到第一天人手不够。”
    “行，没问题。我拿过老师递过的写着宿舍房间号的纸条拿起行李卷和四姐按高老师所指的方位走去，先安置，后帮忙。
    每个宿舍共放四张上下铺的木床，床边上贴着新生的名字，我在靠门的上铺。放好行李对四姐说：“你先歇会儿，我去给老师帮忙。”
    “行，你去吧，我帮你收拾好行李就下去找你。”四姐满口答应。
    这时的上大学和九十年代不一样，虽然招生少，但学校根本不收学费、住宿费(当然也没有公寓，自带行李，)，还有数额不菲的助学金、奖学金，只要努力足够在校的食用，所以也没有什么交费、注册等手续。
    我来到报到的桌前，跟老师打了招呼，找了张白纸用毛笔刷、刷、刷的写了工商管理系新生报到处几个大字贴在桌前。
    “这办法好，同学们老远就看见了，吴永成你的毛笔字不错。我看过咱们系同学的录取成绩，你的分数最高，又有点子，干脆你来当咱班的代理班长，先帮老师招呼着。”
    “高老师，那可不行，我刚十七岁，又是从农村来的，谁服我呀？”我连忙推辞，在大学当班长可是什么好事，那就是大伙的“勤务兵”，杂事特多，我的时间这么紧哪有闲心干这个，虽说班干部在分配时学校挺照顾的，可咱是为了学到知识当农民，不要那个铁饭碗。
    “高老师，他不当我当，我长这么大还没当过干部呢!”旁边有人插话，扭头一看，长头发，蛤蟆镜，喇叭裤，手里还拎着个收音机，这不是火车站四姐撞到的那位”骚瑞“吗，我们成同学了。
    “高保平，你别捣乱，看看你的这打扮哪像个大学生，把行李放好赶快把你那头发给我拾掇拾掇，，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高老师怒嗔。
    “好好，班代，我住哪个宿舍？”蛤蟆镜嘻皮笑脸冲我打了声招呼，“哟，这不是那土老……”他一下收住音，敢情他也认出我来了。
    “你好，高保平，我叫吴永成，咱们成为舍友了，你也住北楼312。”
    “你好，吴班代，你是领导我是兵，以后请多照应点，少打小报告。”高保平一本正经的说，然后敬了个滑稽的美式军礼，“快滚。”高淑琴老师一巴掌打在他的头上，“晚上回家吃饭。”高保平落荒而去。
    看着我不解的眼光，高老师解释：“高保平是我的侄儿，哥嫂都在外贸部工作，文革开始就被以“洋奴”的罪名下放到山西“五七’干校劳动，直至七六年十一月落实政策回京。之前保平一直是我来照顾。把你和他分到一个宿舍也是我的想法，他的成绩不太好，以后你帮助他。”
    我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