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仨这家伙虽然平时爱胡闹，但办起事来那还真不是吹，一个下午的工夫就全办妥了。他爸爸以前的哪个警卫员在市局还真是个不小的官。被他几声叔叔一喊，马上给下面打了个电话，就有人带我们到下面的一个分局，把我剩下的钱全部变成邮票。
“哥们，真搞不懂要那么多邮票你丫有什么用？”从分局出来杜三不解地问。因为刚帮了忙，他的语气也比以前有点放肆，但显得亲热。
“这不是没办法，有个亲戚在一家社办工厂当个小头，产品没有人要。给人家大厂发了几百封推销信，也不见回一封，估计人家拆都没拆就扔了。不知道从哪知道今年新出的这猴票挺好看的，就出了个点子，把这种邮票贴张寄出去，说不定管点用。
“我说呢，你一个大学生哪来那么多钱，一千多块呀！就是毕业后，也是你两年的工资。抢银行你又没那胆儿。”杜三儿开玩笑说。
没办法，只得再编瞎话。要想解释清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变成一个大家眼里的怪物。
告别杜仨儿，天已微暗，我和高保平一路无语，回到他家。
“永成，今天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认识你了，嘴里都是瞎话。以前你不这样呀？”高保平回家后问我，“太不可思议了。”
我真诚地望着保平的眼睛：“保平，你要相信我。今天是我实在有苦衷，迫不得已。这版邮票你收好，记住，绝对不要撕一张用来寄信。要不咱俩的关系就完了。你得向毛主席保证！”
保平见我这么认真和严肃，接过邮票也认真地说：“放心，我会好好保存的。再说我也不缺这寄信的八分钱，干吗要撕你给我的这六块四毛钱的‘宝贝’”。说到后来这个家伙就不正经了。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三句话没完，尾巴就露出来了。我晕！！
二月十八日，我们早早就起床了。今天是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的日子，也是杜仨儿说的上阵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为了今天，高保平煞费心机地把我从里到外武装了一番。找来他的衣服，一套红秋衣、秋裤，绒衣、绒裤，换下了我的土布内衣和老棉袄、老棉裤。我嫌麻烦，他却满嘴是词：“你丢的不是你吴永成的脸，你代表咱中国人。你倒没什么，我可不能让你把我们大家的脸丢给日本人。再说你穿那么多，怎么跑？”又给我拿来他穿的一双回力白球鞋。他的个子一米七八、我一米八三，虽然有点小但还能勉强，穿在身上紧紧的，像套上紧身衣。北京的冬天天气贼冷，临出门又给我披了一件棉布大衣，才叫喊了他的几个狐朋狗友，骑着几辆自行车呼啸着出门了。
一路疾行，不到八点我们就赶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时人已来了不少，转了几圈找到杜仨儿，他们也是浩浩荡荡的十几个人。打了个招呼，参赛资格已没问题。闲聊了一会，才知道这十二个日本人来自日本东京都，代表日本东京都长跑队远道而来参加这次比赛，是作为东京——北京友好城市的体育交流项目之一，还有日本驻华使馆的四名工作人员也要参加这次比赛。
呀呀呸的，你说你小日本派来运动员参加比赛表示友好，那也就算了！可你大使馆的人凑什么热闹？你是运动员吗，这不明摆着显摆吗？！奥，你们日本人厉害，随便拉出一个人，就敢和我们的运动员比试、比试，这不小瞧人吗？非灭了你小子不可。
我把我的想法跟他们一说，他们也火了，都气愤得骂个不停。
“仨儿，你知道这环城赛跑的距离有多少米吗？”这可得先搞清楚。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昨天我和小龙骑车转了一圈，也就半个多小时。”
“仨儿，你人头熟，先去看看那些小日本在哪？比赛前咱先恶心、恶心他们，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在气势上先压倒敌人。”我给他们出着主意。
“高、高，实在是高！”一句电影里的经典台词被他们这时搬了出来。
“放心吧，跑步哥们不行，这起哄架秧子是哥们的强项！我先去找‘太君’。您哪，瞧好吧！”杜三和几个小兄弟骑车转去了。
上午九时整，比赛正式开始。女子比赛先进行。那四个女日本运动员头上每人扎一根中间有红圆点的白带子，显得特别扎眼，一下就能在众多的女运动员中认出来。
“哥们，我找到了，跟我来。”杜仨儿他们急急忙忙跑过来了。
找到那十几个日本人时，他们正在做热身运动，头上也是每人扎一根同样的白带子。我朝一个长的高个像运动员的走去，用不太熟练的日语说：“把你们头上的白带子解下来，那是对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不尊重。”
他勉强听懂我的话，用日语不解地反问：“为什么。”
这时过来一个拿着小日本国旗的大使馆人员用中国话问我：“有什么事吗？”
我指着他们头上扎的白带子：“你们为了友谊来参加比赛，我们欢迎。可我们中国人过春节，喜气洋洋的，你们扎一根白带子跑来哭丧，败什么兴呀！？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不尊重。”
“就是，大过年的，丧气！抽丫的小日本！”“把小日本赶出去！”杜仨儿、高保平他们在一边也大喊大叫，马上就围了一圈人。
当时正是中日民间关系亲热的时候，没想到头上的一根白带子，惹出这么大的麻烦。几个日本人见围观的人脸上也愤怒的样子，叽咕了一会，都解下了头上的白带子。等赛场工作人员跑来时，我们已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