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过饭，我告别了高保平一家。今天已是正月初三，该回鱼湾大队——我的家了。高叔叔、白阿姨也理解我急于归家和父母团聚的心情，没有多挽留，在我临出门时，给我准备了装满北京特色食品的一个大提包让我带回家，给我父母尝尝。我怎么拒绝也没管用。
第二天中午，火车到达我家所在的J省省城L市。下火车后给我的舍友郭勇打了个电话。自从我四姐出事那次我来L市后，还没去过郭勇的家。到他家后，我把白阿姨给我收拾的东西留下了一半（我身上只剩下二十多块钱，只好借花献佛了，这还是里面有白阿姨给那我十块的压岁钱），结果第二天回家时，郭勇他妈妈渠阿姨又给我塞进去满满一包省城的特产。哎，人缘好啊，走到哪都落一堆人情。
正月初五中午，我搭从省城过来的客车，在我们村头下了车。眼前的山村已不是昔日那破落的面貌，因为春节的来临，人们给她略作打扮，使她也显得充满了一种野性的妩媚，眉宇间带出了一丝喜气：年轻的小伙子从山上采来了松柏枝，搭起了几个彩楼；手巧的姑娘们用红纸剪出了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窗花，糊成了挂在大门上的各种花灯。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着的大红对联，驱散了一年来缠绕在村落间的穷气；地上撒着的一层鞭炮屑，意味着一年的霉运已被蹦去。来来往往串门的人脸上都是喜悦，老远就能听见他们欢快的大嗓门打招呼。看来这个年人们过的不错。有几个八、九岁的小孩穿着新衣服，正在村里活蹦乱跳，把鞭炮点燃瞎扔着玩，看见我大喊：“五儿叔回来了，北京上大学的五儿叔回来了。”腿快的两个掉头就朝我家跑去报信了。剩下的几个跑过来，接过我手中的大提包，两个人抬着走，插不上手的则在前面呐喊开道：“我五儿叔回来了”。我纳闷，啥时候我在村里变的这么牛了。
刚走到我家坡底，爹妈就从大门出来了，后面跟着俩小“卫兵”。一见我，妈就擦开了眼泪，爹手里拿着旱烟袋，高兴的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一进门，我先打开提包，抓出两把糖打发走了几个小“卫兵”。由于村里呆的时间少，这几个小孩一个我也不认识。小孩们手里拿着来自北京的水果糖，欢天喜地跑出去到处炫耀去了。妈妈给我打了洗脸水，让我先擦把脸。在我洗脸的时候，不住地问：中午吃饭了没有、一路上没出什么事吧、假期学校都没人了在那住、在那吃饭等等等等问题，我洗脸不得空，只能嘴里偶而蹦出几个词。爹在一边听得不耐烦了，旱烟嘴在锅台上敲了几下：“你让五儿洗完脸再问也不迟吗？他还能飞了？没见过你这样的？！”妈笑着连连点头：“对、对、对，我高兴得都糊涂了。”
“妈，我四姐去哪了？”洗完脸我见四姐不在窑里。
“你四姐吃过早饭就出去了，估计到那三姐那去了。五儿你想吃什，么妈去给你做。”
“哪还用问嘛，‘接风饺子送行面’，就吃饺子。不是还有给他留的胡萝卜羊肉馅吗？！”爹点了一锅旱烟不紧不慢地回答。
妈在锅台旁一边和面，一边听我和爹拉呱北京城怎么过年，不时还在中间插几句。
门外突然出现了拉长嗓子唱秧歌的声音。我们那有一种风俗：过了正月初一讨吃的（乞丐）就出门了，大正月的，到谁家再穷也得打发点，不论东西好歹。这讨吃的有的是上了年纪没人赡养，家里确实是揭不开锅了。有的却是以前乞讨过，养成了习惯，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了。有的是装出一副穷苦可怜的样子，博取人们同情，有的是能唱一口好秧歌来让人们娱乐换取食物。
“呀，李凡来了。今年咋来得怎么迟？”妈急忙把粘着面的手在面盆里搓了搓，去后窑拿打发的东西。
李凡，这也是我们这民间的大名人。在我前生只听说他秧歌唱的好，至于怎么好就不太清楚了。因为这方面不感兴趣，光知道人们对他的秧歌津津乐道。这会名人上门了，怎么也得看看。我从炕上急忙跳下来，趿拉着鞋就望外跑。
门外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衣服穿着破烂，一手拿个破碗，一手拄着木棍，肩上搭着条破布口袋。这就是李凡？！
他见窑里有人出来扯起嗓子唱开了：”新正上月头一回，亲戚们千万不要嫌（当地土音读hai)，明里施舍暗里来，谁打发我谁发财。”唱完后脸上不见一点羞涩，坦然地看着我。
唱的就是好，我暗叹，我要你给、我吃饱你发财，用后世的话说这叫双赢，打发他的人也挺高兴的。
“你能用秧歌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我问他。
“名叫李凡我实不凡，范丹老祖把家业传，世上的帐帐我要不完，我不上门人不还。”稍息了片刻，李凡又开口了：“老人家是高门大户家传耕渎，到我手上改换门庭有官不做，手拿上打狗棍周游列国，虽然贫苦活得两天无拘无束。”（范丹是我国东汉时期的杰出学者，给官不做，而将家产全部施舍于饥民，自己却一贫如洗。）
“哪现在家里有什么人？你老婆呢？”我对李凡来了兴趣，继续问他。
“老婆丑得没人看，跌倒拾不得一分钱，院里好象猪羊圈，家里如同十和殿（土语，脏乱无比的地方）。”
“家里有孩子吗？几岁了？”我从家里拿出一合烟，给他递上一支关心地问他。
“好烟哪，还是大前门，真是一家好人家。”他点上烟，先美美地吸了一口，然后又开始唱：“最大的孩才十三，最小的还在炕上栓，我一人再怎动弹得欢，还是过不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