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拓跋氏坐大上
    晋之末叶，北方诸国，相次衰颓，拓跋氏兴于代北，气力较完，诸国遂悉为所并，说已见前。是时拓跋氏初兴，虽有食牛之气，未成封豕之形；且其内衅甚多，可乘之隙实不少。惜乎中国亦多故；且自东渡已来，未尝以恢复为务，在北方之实力大薄，遂无以乘之，而听其坐大也。
    拓跋氏之初兴，即有觊觎中原之意，观前所述猗卢、郁律、什翼犍之事可知。道武中兴，所注意者似在魏，其时与西燕且似有成约，说亦见前。天兴元年，（晋安帝隆安二年。）克邺，史称其有定都之意，然卒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而北。是岁七月，遂定都平城。（时于邺置行台，至天兴四年，即晋隆安五年四月，亦罢之。）盖其力实未足控制中原，故不敢自安也。天兴四年，以长孙肥为兖州刺史，给步骑二万，南徇许昌，（见第三章第二节。）略地至彭城，（见第五章第四节。）亦不过钞掠而已。其明年，（晋安帝元兴元年。）道武自将破姚兴于乾壁。（见第六章第八节。）又明年，（元兴二年。）桓玄篡晋。《魏书·本纪》言：是岁五月，大简车徒，将略江、淮，平荆、扬之乱。其明年，为天赐元年，（元兴三年。）四月，使公孙表使于江南，以观桓玄之衅，直玄败而还。是秋，江南大乱，流民襁负而奔淮北者，行道相寻。《魏书》之言，固多夸侈，然是时江南有衅，则系实情，而魏迄不能有所举动，固知其力实有限也。
    道武末年，似病狂易。史云由寒食散发。盖代北风气，本尚野蛮，道武性又暴戾，更益之以药力，遂至不可收拾矣。其天赐六年，晋义熙五年也，为其子绍所杀。子嗣，戡乱自立，是为大宗明元帝。《魏书·道武纪》云：初帝服寒食散，药数动发，至此逾甚。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寮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帝亦闻之，曰：“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耳。”夫所杀果止朝臣，何至巷里之间，人为希少？说不足信，无俟深辩。《宋书·索虏传》言：先是有神巫，诫开：（《索虏传》：道武名开，字涉珪。）“当有暴祸，惟诛清河，杀万民，乃可以免。”开乃灭清河一郡；（清河，见第五章第三节。）常手自杀人，欲令其数满万。或乘小辈，手自执剑，击担辇人脑，一人死，一人代。每一日，死者数十。夜恒变易寝处，人莫得知，惟爱妾名万人知其处。万人与开子清河王私通。虑事觉，欲杀开。令万人为内应，夜伺开独处，杀之。开临死，曰：“清河、万人之言，乃汝等也。”敌国传闻，固难尽审，然道武所杀，必不止于朝臣，则可信矣。此皆中国之遗黎，沦没不能自拔者也。哀哉！（道武所杀朝臣，如和跋、奚牧、莫题、庾岳、贺狄干、李栗等，其罪名皆莫须有，传见《魏书》卷二十八。晁崇及其弟懿，见《卫艺传》。）
    《魏书·清河王绍传》云：绍凶很险悖，不遵教训。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为戏乐。大祖尝怒之，倒县井中，垂死乃出。大宗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恒惧其为变。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大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大宗纪》云：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大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大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大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皇后传》云：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大祖末年，后以旧法薨。夫魏自道武以前，安有建储之事？果系故事，道武但云上遵祖制可矣，何必远征汉武？《后传》之说，其为诬罔，不辩自明。综观始末，似大宗先因母咎获谴，而绍又继之也。绍母为献明皇后（道武母。）妹，实道武之从母。贺氏即贺兰氏，在代北故为强部，道武倚以复国，而其后为好不卒，致动干戈，实力服而非心服。是役也，《绍传》言肥如侯贺护，举逢于安阳城北，（汉代郡东安阳县城，在今察哈尔蔚县西北。）故贺兰部人皆往赴之。其余旧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护，《外戚传》作泥，为讷从父弟悦之子。《传》称贺兰部人至大宗即位乃罢，盖几酿成大变矣。大宗闻变乃还。（《绍传》。）惟东宫旧臣王洛儿、车路头从之。《洛儿传》云：大宗昼居山岭，夜还洛儿家。洛儿隣人李道，潜相奉结。绍闻，收道斩之。洛儿犹冒难，往返京都，通问于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绍传》云：大宗潜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众皆响应。至城西，卫士执送绍。于是赐绍母子死。诛帐下阉官、宫人为内应者十数人。其先犯乘舆者，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之。（绍时年十六。）《北史》言昭成帝九子：庶长曰寔君，次曰献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关婆，次曰寿鸠，次曰纥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献明帝似无其人，窟咄尝与道武争国，皆已见前。秦王翰子曰卫王仪，曰阴平熹王烈，曰秦愍王觚。寿鸠子曰常山王遵。纥根子曰陈留桓王虔。虔子曰朱提王悦，陈留景王崇。地干子曰毗陵王顺。力真子曰辽西公意烈。翰早卒。关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皆无事述可见。觚为慕容驎所杀，事亦见前。《遵传》云：好酒色。天赐四年，（晋义熙三年。）坐醉乱，失礼于大原公主，赐死。顺，柏肆之败欲自立，亦已见前。其《传》云：道武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只肃。惟顺独坐寐，不顾而唾。帝怒，废之。以王薨于家。夫道武岂能知黄、老者？即谓所谓黄、老，乃方士所托，道武好服食，故知其名，亦安能说其义？且方士之为药物者，亦曷尝有义可说？是顺之废，其罪状不可知也。《意烈传》云：先没于慕容垂，道武征中山，（见第四章第二节。）弃妻子，迎于井陉。（见第六章第八节。）及平中原，有战获勋，赐爵辽西公，除广平大守。（广平，见第二章第二节。）时和跋为邺行台，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属，耻居跋下，遂阴结徒党，将袭邺。发觉，赐死。此时而欲袭邺，云以耻居和跋下，其谁信之？卫王仪，在道武之世，战功最多。又尝使于慕容氏。及道武破燕，将还代都，置中山行台，诏仪守尚书令以镇之。寻征仪，以丞相入辅。《仪传》云：上谷侯岌、张衮，代郡许谦等，有名于时。（上谷、代郡，皆见第三章第八节。）初来入军，闻仪待士，先就仪。仪并礼之，共谈当世之务。谦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平原公，仪初封。）道武以仪器望，待之尤重。数幸其第，如家人礼。仪矜功恃宠，遂与宜都公穆崇伏甲谋乱。祟子逐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将有所使。逐留闻召，恐发，逾墙告状。帝秘而恕之。（《崇传》云：天赐三年薨。先是卫王仪谋逆，崇豫焉，大祖惜其功而秘之。及有司奏谥，大祖亲览谥法，至述义不克曰丁，大祖曰：“此当矣。”乃谥曰丁公。案刘显之谋，窟咄之难，大祖皆赖崇以免，可谓心膂之臣，而亦与仪通谋，大祖且不敢举发，仪之声势可知矣。）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仪内不自安，单骑遁走。帝使人追执之，遂赐死。观下文所引《陈留景王崇传》，仪之死，恐亦未必如史之所云也。《悦传》云：悦袭封后为宗师。悦恃宠骄矜，每谓所亲王洛生之徒曰：“一旦宫车晏驾，吾止避卫公，除此谁在吾前？”初姚兴之赎耿伯支，悦送之，路由雁门，（见第二章第二节。）悦因背诱奸豪，以取其意。后遇事谴逃亡，投雁门，规收豪杰，欲为不轨。为土人执送。帝恕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悦入侍。仍怀奸计。说帝云：“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又云：“雁门人多诈，并可诛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从。悦内自疑惧。怀刃入侍，谋为大逆。叔孙俊疑之。窃视其怀，有刃。执而赐死。案《安同传》云：大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技巧，众皆响应奉迎。所谓百工技巧，疑即天兴元年所徙，此亦当在京师杂人之列。是时贺兰部屯聚安阳，诸部亦往往相聚，盖皆内怀疑贰，大宗不获用代北诸部，乃藉新徙之汉人，以倾清河也。《烈传》云：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惟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明元。绍信之。自延秋门出，遂迎立明元。《祟传》云：卫王死后，道武欲敦宗亲之义，诏引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余人，咸谓与卫王相坐，疑惧，皆出逃遁，将奔蠕蠕。（素，遵子。）惟祟独至。道武见之，甚悦。厚加礼赐。遂宠敬之。素等于是亦安。然则当时宗室之中，不怀疑叛者，惟烈、崇二人而已，犹未知其果出本心，抑事势邂逅，不得不然也。拓跋氏亦危矣哉！清河之变，盖不减六修之难。然六修之难，卫雄、箕澹，能率晋人南归，而清河之变，播迁之百工技巧，只为明元之奉，则以六修难时，刘琨在北，声势相接，清河变时则不然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武之善经也，亦必我有以兼之、攻之、取之、侮之而后可。不然，纵机会日至，亦何益哉？
    明元雄略，迥非道武之伦，故宋武戡定关中，审慎迟回，卒不敢救。然明元亦非忘情猾夏者，故宋武一死，而兵衅遂启，其事别见第四节。明元旋死，子焘立，是为魏世祖大武皇帝，而其猾夏弥甚矣。《魏书·明元纪》：泰常七年，（宋武帝永初三年。）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几。五月，诏皇大子临朝听政。（当时实未立大武为大子，疑当作皇长子。）是月，泰平王摄政。八年，（宋少帝景平元年。）十有一月，帝崩于西宫。（大武监国后，明元避居之处，见下。时年三十二。）《世祖纪》云：大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杜贵嫔。《皇后传》云：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邺人，阳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选入大子宫。有宠。生世祖。及大宗即位，拜贵嫔。泰常五年，（永初元年。）薨。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大宗命为世祖保母。性慈仁，勤抚导。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及即位，尊为保大后。后尊为皇大后。《齐书·魏虏传》云：佛狸母是汉人，为木末所杀。佛狸以乳母为大后。自此已来，大子立，辄杀其母。《宋书·索虏传》云：焘年十五六，不为嗣所知，遇之如仆隶。嗣初立慕容氏女为后，又娶姚兴女，并无子，故焘得立。《魏书·外戚传》：杜超，泰常中为相州别驾，（魏于邺置相州。）奉使京师。时以法禁，不得与后通问。始光中，（宋文帝元嘉元年至四年。）世祖思念舅氏，以超为阳平公，尚南安长公主，拜驸马都尉。以法禁不得通问，乃讳饰之辞。焘母在魏宫，盖并无位号，后又因事为明元所杀。焘非藉窦氏保全之力，则得其长育之功，故感之甚深也。然其获建为继嗣，则又深得崔浩之力。《浩传》云：大宗恒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浩曰：“自圣化隆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几，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叡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大宗纳之。于是使浩奉策告宗庙，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大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官总己以听焉。大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谓左右侍臣曰：“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会闻宋武之丧，遂欲取洛阳、虎牢、滑台。浩谏，不听。后卒自将南下。（见第四节。）世岂有不堪听政，而可以即戎者？然则谓明元传国，由于疾作，又魏史讳饰之辞也。（其后献文传位孝文，亦自将出击柔然，然则以一人主国政，一人事征伐，盖拓跋氏之成法。《序纪》言禄官、猗、猗卢三人，同时并立，禄官坐守，而猗、猗卢，并出经略，亦其类也。）明元时，道武诸子，多先后殂谢，（道武十男：明元、清河而外，曰浑，曰聪，皆早死，未封。曰河间王修，曰长乐王处文，皆死于泰常元年，即晋义熙十二年；曰阳平王熙，死于泰常六年；曰河间王曜，死于泰常七年，即宋永初二年，三年；皆在大武监国之前。惟广平王连，至大武始光元年，即宋元嘉元年；京兆王黎，至大武神元年，即宋元嘉五年乃死。）而与大武并生者六人：曰乐平戾王丕，（母大慕容夫人。）曰安定殇王弥，（母氏阙。）曰乐安宣王范，（母慕容夫人。）曰永昌庄王健，（母尹夫人。）曰建宁王崇，曰新兴王俊。（母氏并阙。）《刘洁传》云：世祖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洁典东部事，弼典西部。）敷奏百揆。世祖即位，委以大任。超迁尚书令。鹿浑谷之役，（见下节。）洁私谓亲人曰：“若军出无功，车驾不返者，吾当立乐平王。”洁又使右丞张嵩求图谶，问“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审有名姓否？”对曰：“有姓而无名。”穷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谶书。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丕传》云：坐刘洁事以忧薨。子拔袭爵，后坐事赐死，国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论》，曰：“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遂忧死，而道秀弃市。”《范传》云：刘洁之谋，范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健子仁，与濮阳王阊若文谋为不轨。发觉，赐死。崇子丽，文成时封济南王。后与京兆王杜文宝谋逆，父子并赐死。俊坐法削爵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而己被贬削，恒致怨望。渐有悖心。事发，赐死。然则大武兄弟六人，始终无异意者，安定殇王一人而已，得毋以其殇故邪？乐平王之觊觎，早在明元之末，则明元之使大武监国，必非由于疾病。六人之母，未必无贵于大武者，大武之得立，盖实以其长，崔浩盖以是动明元也。（《北史·长孙嵩传》云：明元寝疾，问后事于嵩。嵩曰：“立长则顺，以德则人服。今皇长子贤而世嫡，天所命也，请立。”乃定策，诏大武临朝监国。）浩实乃心华夏者，（见第六节。）岂以大武母为汉人而辅立之与？然大武乃纯以鲜卑人自居。（大武与宋文帝书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见《宋书·索虏传》。）《魏书·本纪》言其“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采。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赏赐皆是死事勋戚之家，亲戚爱宠，未尝横有所及”。岂以其少见遇如仆隶，故习于俭素与？又云：“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言虽溢美，然《宋书·索虏传》亦言其“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则其长于用兵，自非虚言。于是南吞僭伪诸国，北攘柔然、高车，而祸之中于中国者亦弥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