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宣淫暴
    自元魏分裂以来，东西南三方，遂成鼎峙之势，地广兵强，实推东国，然其后齐反灭于周者，则以北齐诸主，染鲜卑之习大深，以致政散民流，不能自立也。北齐乱君，实以文宣为首。
    《北史·文宣纪》云：帝沉敏有远量，外若不远，内鉴甚明。文襄年长英秀，神武特所爱重，百僚承风，莫不震惧，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贬退，言咸顺从，故深见轻，虽家人亦以为不及。文襄嗣业，帝以次长见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预宴会，容貌远过靖德皇后，文襄弥不平焉。帝每为后私营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时未与，帝笑曰：“此物犹应可求，兄须何容恡？”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无饰让。每退朝还第，辄闭静坐，虽对妻子，能竟日不言。或祖跣奔跃，后问其故，对曰：“为尔慢戏，”此盖习劳而不肯言也。及登极之后，神明转茂。外柔内刚，果于断割，人莫能窥。又特明吏事，留心政术。简靖宽和，坦于任使。故杨愔等得尽匡赞，朝政粲然。兼以法驭下，不避权贵。或有违犯，不容勋戚。内外莫不肃然。至于军国机策，独决怀抱，规谋宏远，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缮甲练兵。左右宿卫，置百保军士。每临行陈，亲当矢石。锋刃交接，惟恐前敌不多。屡犯艰厄，常致克捷。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刀张弓，游行市肆。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时乘鹿车，白象、骆驼、牛、驴，并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处处游行。多使刘桃枝、崔季舒负之而行。或担胡鼓而拍之。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悉去衣裳，分付从官，朝夕临视。或聚棘为马，纽草为索，逼遣乘骑，牵引来去，流血洒地，以为娱乐。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酗既久，弥以狂惑。每至将醉，辄拔剑挂手，或张弓傅矢，或执持牟槊，游行市廛。问妇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乃杀之。或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都无怖畏；时复雅舞，折旋中节；旁人见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为翅，从台飞下，免其罪戮。果敢不虑者，尽皆获全；危怯犹豫者或致损跌。沉酗既久，转亏本性。怒大司农穆子容，使之脱衣而伏，亲射之，不中，以橛贯其下窍，入肠。虽以杨愔为宰辅，使进厕筹。以其体肥，呼为杨大肚。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以刀子其腹。崔季舒托俳言曰：“老小公子恶戏，”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于棺中，载以轜车，几下钉者数四。曾至彭城王浟宅，谓其母尒朱曰：“忆汝辱我母婿时，何由可耐？”手自刃杀。又至故仆射崔暹第，谓暹妻李曰：“颇忆暹否？”李曰：“结发义深，实怀追忆。”帝曰：“若忆时，自往看也。”亲自斩之，弃头墙外。尝在晋阳，以矟戏刺都督尉子耀，应手而死。在三台大光殿上，锯杀都督穆嵩。又幸开府暴显家，有都督韩哲无罪，忽众中召斩之数段。魏安乐王元昂，后之姊婿，其妻有色，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召昂令伏，以鸣镝射一百余下，凝血垂将一石，竟至于死。后帝自往吊，哭于丧次，逼拥其妻。仍令从官脱衣助，兼钱彩，号为信物，一日所得，将逾巨万。后啼不食，乞让位于姊，大后又为言，帝意乃释。所幸薛嫔，甚被宠爱，忽意其轻与高岳私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于东山宴，劝酬始合，忽探出头投于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为琵琶。一坐惊怖，莫不丧胆。帝方收取，对之流泪，云“佳人难再得，甚可惜也”。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至有闾巷庸猥人无识知者，忽令召斩。邺下系徒，罪至大辟，简取随驾，号为供御囚，手自刃杀，持以为戏。兼以外筑长城，内营宫殿，赏赉过度，天下骚然。内外憯憯，各怀怨毒。而素严断临下，加之默识强记，百僚战栗，不敢为非。案文宣本性，或尚较文襄为深沉，其吏才亦不让文襄。《文襄纪》言其情欲奢淫，动乖制度。尝于宫西造宅，墙院高广，听事宏壮，亚大极殿，神武入朝责之乃止，使其获登大位，亦未必愈于文宣也。文宣淫暴之事，多在天保六七年后，非徒本性，实亦疾病使然，观其冒犯寒暑，临履危险，多为人所不堪可知，（《本纪》又云：至于末年，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亦其有疾之一证。）即其耽于麹蘖，亦未必非病状也。特有狂易之疾者，发为何种行动，仍系习染使然，文宣虽云有疾，非染于鲜卑之俗，其淫暴，亦当不至如是其甚耳。
    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凿寺后大岩为大佛，历五代24年始成。蒙山大佛以山镌刻，结跏趺定而坐，双手施禅定印，佛体厚胛肥肩，佛超山峦，高遏云天，气势非凡。
    《北齐书·本纪》述文宣淫虐之事云：诸元宗室，咸加屠剿。永安、上党，并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见害。案诸元被戮，见于史者，有咸阳王禧之子坦，高阳王雍之子斌，济阴王小新成之曾孙晖业，临淮王彧之弟孝友，昭成五世孙景皓，无上王之子彭城王韶。坦之死，以其子酒醉诽谤，妄说图谶，坦因此配北营州，（和龙。）死于配所。斌，天保二年从讨契丹，还至白狼河，（今大凌河。）以罪赐死，未知罪状为何。晖业亦死于是年，以骂元韶“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晖业在魏宗室中，颇有学问、气节。其在晋阳，无所交通，而撰魏藩王家世，为《辨宗录》三十卷，盖不胜其宗国之痛焉。孝友与之俱死。孝友，史亦称其明于政理，盖皆忌之也。景皓：天保时，诸元帝室亲近者，多被诛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议欲请姓高氏，景皓不肯，曰：“岂得弃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此言白文宣，遂被诛，家属徙彭城。元韶：齐神武以孝武帝后配之。《传》云：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婿，颇膺时宠。能自谦退。临人有惠政。好儒学，礼致才彦。爱林泉，修第宅，华而不侈。可谓曲意求全矣，然亦卒不免。《传》又云：文宣剃韶须髯，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我以彭城为嫔御，”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十年，（天保十年。）大史奏云：“今年当除旧布新。”文宣谓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诛诸刘不尽。”乃诛诸元以厌之。遂以五月诛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余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于京畿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诛元氏。自昭成已下，并无遗焉。或父祖为王，或身尝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矟。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北史》同。又云：世哲从弟黄头，使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飞至紫陌。（见上节。）仍付御史狱，毕义云饿杀之。《本纪》纪五月诛二十五家、禁止十九家，并同《韶传》，而无七月大屠剿之事。《北史》则诛二十五家、禁止十九家之下又云：“寻并诛之，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并投漳水，”与《韶传》所云七百二十一人者，多寡悬殊。《纪》又书八月癸卯，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认，妄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北史》亦同，岂《传》之所云，特就二十五家、十九家言之，《纪》则并当时滥及者数之，故其数不同邪？弃本宗，逐他姓，而卒遭骈戮之惨，亦可哀矣。然虽如是，元氏之获漏网者，仍非无之。景安以改姓获免。（赐姓高氏。）景安叔父种之子豫，景安告景皓时，漫言引之，云相应和。豫占云：“尔时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问景皓，所列符同，亦获免。元文遥者，昭成六世孙。文襄时为大将军府功曹。齐受禅时为中书舍人。后被幽执，不知所由。积年，文宣自幸禁狱释之。遂见任用，历武成、后主之世焉。元蛮者，江阳王继之子，孝昭元皇后之父，十年大诛元氏，孝昭为之苦请，因是追原之，赐姓步六孤氏，见《北齐书·外戚传》。昭成之后，又有名士将者，武成时位将作大匠，见《北史·魏诸宗室传》。即元坦家属徙彭城，亦未闻其更行追戮也。《十七史商榷》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元魏之后，闻于唐世者甚多，然所列者，皆是后周韩国公谦及隋兵部尚书平昌公岩之后，则知元氏惟西魏尚有存者，而东魏已绝，”其说实为非是。惟屠戮多而所存廑耳。王氏又云：“《洛阳伽蓝记》第四卷云：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未及三十年，而元氏子孙三千人，又被高洋尽杀之；且前代之翦灭，不过阴行酖害，此则骈斩于市”云云，则诚蛮夷猾夏者百世之龟鉴矣。
    永安简平王浚，神武第三子；上党刚肃王涣，神武第七子；其被祸俱在天保九年。（陈永定二年。）史言浚小时本与文宣有隙，后又以直谏被祸；涣之被祸，则以术士言亡高者黑衣，文宣问左右：“何物最黑？”对曰：“莫过漆，”帝以涣第七为当之；此皆非其真。史又言浚豪爽有气力，善骑射；涣材武绝伦，尝率众送萧渊，破东关，斩裴之横，威名甚盛；则或其见杀之由耳。先一年，文宣在晋阳，浚时为青州刺史，（见第十二章第六节。）涣录尚书事。文宣征浚，浚谢疾不至。文宣怒，驰驿收之。又使库直都督破六韩伯昇之邺征涣。涣至紫陌桥，（见第一节。）杀伯昇以逃，冯河而渡，土人执以送帝。既至，盛以铁笼，俱置北城地牢下。饮食溲秽，共在一所。是年，帝亲将左右，临穴歌讴，令浚等和之。浚等皇怖且悲，不觉声战。帝为怅然，因泣，将赦之。长广王湛，（神武第九子，即武成帝。）先与浚不睦，进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长广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左右闻者，莫不悲伤。浚与涣皆有雄略，为诸王所倾服，帝恐为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矟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石土。后出，皮发皆尽，尸色如灰。帝以浚妃陆氏配仪同刘郁捷，涣妃李氏配冯文洛，皆帝家旧奴，令杀浚、涣，故以配焉。又神武第十二子博陵文简王济，尝从文宣巡幸，在路忽忆大后，遂逃归，帝怒，临以白刃，因此惊恍。又清河王岳，为高归彦所搆，（归彦，神武族弟。）属文宣召邺下妇人薛氏入宫，即（《纪》所云薛嫔。）而岳先尝唤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悬薛氏姊而锯杀之，让岳，以为奸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轻薄不用，非奸也。”帝益怒。天保六年，（梁敬帝绍泰元年。）十一月，使归彦就宅切责之。岳忧悸不知所为，数日而死。时论纷然，以为遇鸩焉。案观长广王猛虎不可出穴之语，则知高氏弟兄相忌，初非独文宣一人，此当时风气使然，无足为怪，至其杀之之惨酷，则自由文宣有狂易之疾故也。
    高隆之：齐受禅，进爵为王，寻以本官录尚书事。天保五年，（梁元帝承圣三年。）见杀。《传》云：初世宗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世宗崩，隆之启显祖，并欲害之，不许。显祖以隆之旧齿，委以政事，季舒等仍以前隙，乃谮云：“隆之每见诉讼者，辄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显祖以其委过要名，非大臣义，禁止尚书省。隆之曾与元昶宴饮，酒酣，语昶曰：“与王交游，当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将受魏禅，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衔之，因此遂大发怒，令壮士筑百余下放出。渴将饮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饮之。因从驾死于路。帝末年追忿隆之，诛其子德枢等十余人，并投漳水。又发隆之冢，出其尸，斩截骸骨，投之漳流。高德政：受禅之日，除为侍中。天保七年，迁尚书右仆射，仍兼侍中。其《传》云：德政与尚书令杨愔纲纪政事，多有弘益。显祖末年，纵酒酣醉，所为不法，德政屡进忠言，帝不悦。谓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惧，乃称疾，屏居佛寺，兼学坐禅，为退身之计。帝谓杨愔曰：“我大忧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禅代之际，因德政言情切至，方召致诚款，常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从之。德政见除书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谓之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趾。刘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临阶砌，切责桃枝曰：“尔头即堕地。”因索大刀自带，欲下阶。桃枝乃斩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于门下。其夜，开城门，以毡舆送还家。旦日，德政妻出宝物满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而怒曰：“我府藏犹无此物。”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也。遂曳出斩之。时妻出拜，又斩之。并其子祭酒伯坚。德政死后，显祖谓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诛诸元，我今杀之，为诸元报仇也。”案德政之死，在天保十年八月，正大诛诸元之后，德政乘机胁取其赂，而仍不能为之救解；如文宣言，则且从而下石焉；亦可谓险矣，足见伪朝之无正士也。杜弼亦以是年夏见杀。弼时为胶州刺史。（见第十三章第一节。）其《传》云：弼性质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显祖作相，致位僚首。初闻揖让之议，犹有谏言。显祖尝问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显祖以为讥我。高德政在要，不能下之，德政深以为恨，数言其短。又令主书杜永珍密启弼：在长史日，受人请属，大营婚嫁。显祖内衔之。弼恃旧，仍有公事陈请。上因饮酒，遂遣就州斩之。既而悔之，驿追不及。王元景，名昕，猛六世孙。为秘书监。《传》云：显祖以昕疏诞，骂之曰：“好门户，恶人身。”又有谗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运不应遂绝。”帝愈怒，乃下诏徙幽州。后征还，判祠部尚书事。帝怒临漳令嵇晔，（临漳，见第三章第三节。）及舍人李文师，以晔赐薛丰洛，文师赐崔士顺为奴。郑子默私诱昕曰：“自古无朝士作奴。”昕曰：“箕子为之奴，何言无也？”子默遂以昕言启显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于殷纣。”帝后与朝臣酣饮，昕称病不至，帝遣骑执之，见其方摇膝吟咏，遂斩于御前，投尸漳水。亦天保十年也。李蒨之事，其详无所见。案高隆之、高德政，位高权重，皆有取死之道焉，史所言致死之由，不必实也。其杀王昕、杜弼，自为淫刑，然观高德政、杜弼，皆以讥鲜卑获罪，文宣种族之见，亦可谓深矣，安得尽委之于狂易哉？
    文宣之营三台，《本纪》书其事于天保九年八月，云：先是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雀曰金风，金兽曰圣应，冰井曰崇光云。此为文宣侈靡之一端，至其起长城，则意在守御北方，虽曰劳民，不能尽目为暴政也。
    文宣亦薄有武略。惟其时关西无隙可乘；南方陈武帝崛兴，力亦足以攘外，始纳渊明，继辅萧庄，皆致失利；故其力，仅用之于北边焉。魏世北边大敌，本为柔然。宣武帝时，柔然衰乱，其主阿那瓌奔魏，魏人辅之还北，一时颇见驯伏。六镇乱作，魏人始畏柔然。逮东西既分，乃竞与结好。西魏文帝，以元昱之女，称为化政公主，昱孝武时舍人。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纳阿那瓌女为后。加以金帛诱之。阿那瓌遂留东魏使元整，不报信命。又掠范阳、（见第四章第二节。）秀容，（见第六章第八节。）杀元整，转谋侵害。（孝静帝元象元年，梁武帝大同四年。）神武志在绥抚。会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因遣相府功曹参军张徽纂使阿那瓌，间说之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杀阿那瓌之女；妄以疏属假公主之号，嫁彼为亲。又阿那瓌渡河西讨时，周文烧草，使其马饥，不得南进。”又论“东魏正统所在。言其往者破亡归命，魏朝保护，得存其国。若深念旧恩，以存和睦，当以懿亲公主，结成姻媾；为遣兵将，伐彼叛臣。”阿那瓌乃归诚于东魏。东魏以常山王骘妹乐安公主妻之，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兴和三年，梁大同七年。）阿那瓌以其孙女号隣和公主，妻神武第九子长广王湛。（兴和四年，梁大同八年。）又以其爱女，号为公主妻神武。（武定四年，梁中大同元年。）自此东魏边塞无事。至武定末，贡献相寻。齐受禅，亦岁时来往不绝。天保三年，（梁元帝承圣元年。）阿那瓌为突厥土门所破。突厥，自其初起时，即亲附西魏，西魏尝以长乐公主妻之。（大统十七年，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即文宣天保二年也。）案西魏文帝后本乙弗氏，以纳蠕蠕主故，废而杀之。（《北史·后传》云：年十六，帝纳为妃。及帝即位，以大统元年，册为皇后。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惟大子及武都王戊存焉。帝更纳悼后，命后逊居别宫，出家为尼。悼后犹怀猜忌，复徙后居秦州，依子刺史武都王。帝虽限大计，恩好不忘。后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然事秘禁，外无知者。六年，春，蠕蠕举国渡河，颇有言虏为悼后之故兴此役。帝曰：“岂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也？虽然，致此物论，朕亦何颜以见将帅邪？”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令后自尽。年三十一。及文帝山陵毕，手书云：万岁后欲令后配。公卿乃议追谥曰文皇后，袝于大庙。案后之废，在大统四年，年二十九。自其十六归帝，至此仅十有四年，而生男女十二人，足见其情好之笃。而帝竟不能庇其命，亦可哀矣。《蠕蠕传》云：阿那瓌率众度河，以废后为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废后自杀，与《后妃传》岐异。观下述阿那瓌以蠕蠕公主妻神武，而敕秃突佳留住，待见外孙乃归，恐以《蠕蠕传》之言为信；抑非蠕蠕有是言，当时魏朝，亦未必有欲害文后者也。然以惮于御敌之故，而使文后死于非命，魏之军人，亦可耻矣。）兰陵公主之适蠕蠕也，自晋阳北迈，资用器物，神武亲自经纪，咸出丰渥。蠕蠕公主之来也，（阿那瓌女妻神武者，号曰蠕蠕公主。）武明皇后亦避正室以处之。阿那瓌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仍戒曰：“待见外孙，然后返国。”神武尝有病，不得往公主所，秃突佳怨恚，神武即自射堂舆疾就之。观此诸事，可见当时宇文、高氏畏北狄之甚。齐既与柔然睦，而柔然为突厥所破，突厥又夙睦于西魏，固无怪文宣之欲经略之也。又宇文氏为慕容氏所破，别种窜于松漠之间者为奚、契丹，至南北朝末，亦渐强盛，能犯塞。此等虽未必大敌，然必边塞安，乃能尽力于西南二方，文宣乘间暇之时，出兵经略，固不能谓为非计也。
    文宣之用兵于北垂，事起天保三年。（梁承圣元年。）《北齐书·本纪》：是岁，三月，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获杂畜十余万，分赉将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东为民。二月，阿那瓌为突厥所破，自杀。其大子庵罗辰，及瓌从弟登注俟利发，注子库提，并拥众来奔。茹茹余众，立注次子铁伐为主。九月，帝自并州幸离石。（见第三章第四节。）十月，至黄栌岭。（在今山西汾阳县西北，接离石县界。）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胡三省云：此长城盖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案唐石州，今山西离石县。武州，今山西五寨县。社干戍，《通鉴》作社平戍，胡《注》云：《齐纪》作社干。）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四年，（梁承圣二年。）二月，送铁伐、登注、库提还北。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立登注为主，仍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杀。国人复立库提。九月，契丹犯塞。帝北讨。十月，至平州。（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从西道趋长堑。（胡三省曰：曹操征乌丸，出卢龙塞，堑山堙谷，五百余里，后人因谓之长堑。案卢龙塞，在今河北迁安县北。）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趋青山。（未详。）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趋断契丹走路。帝至阳师水，（胡三省曰：《唐志》：贞观三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师州及阳师县于营州之废阳师镇，即此。）倍道兼行，掩袭，大破之。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十万头。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十二月，突厥复攻茹茹。茹茹举国南奔。帝自晋阳北讨突厥，迎纳茹茹。乃废库提，立庵罗辰，置之马邑。（见第三章第八节。）亲追突厥于朔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突厥请降，许之而还。五年，（梁承圣三年。）三月，庵罗辰叛。帝亲讨，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四月，茹茹寇肆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见第十一章第二节。）黄瓜堆，（在今山西山阴县北。）虏骑散走。五月，北讨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众东徙，将南侵。帝率轻骑于金山下邀击之。（金山，未详。）茹茹闻而远遁。十二月，北巡。至达速岭，（在今山西平鲁县西北。）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六年，（梁绍泰元年。）六月，亲讨茹茹。七月，顿白道，（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留辎重，亲率轻骑五千追茹茹，及于怀朔镇。（见第十二章第三节。）帝躬当矢石，频大破之。遂至沃野。（见第十二章第三节。）获口二万余，牛、羊数十万头。是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胡三省云：盖即居庸下口。案居庸关，在今河北昌平县察哈尔延庆县之间。）至恒州，九百余里。（据《赵郡王琛传》，筑城时在六月。）十二月，先是自西河总秦戍（未详）。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陈永定元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库洛拔，《通鉴》作库洛枝。坞纥戍，《通鉴》作坞纥戍。未详为今何地。）凡四百余里。（八年筑城之役，亦见《赵郡王叡传》。）经略北边之事，盖至此而粗毕，故自是不复北出，亦无复大举矣。史所称帝之雄武，大抵皆指此诸役言之。（《纪》于天保四年伐契丹之役云：“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又云：“是行也，帝露头袒膊，昼夜不息，行千余里，惟食肉饮水，壮气弥厉。”五年四月之役云：“大军已还，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前所引《北史·本纪》，谓帝每临行陈，亲当矢石云云，即栝是诸役而为言也。）当时北边安静，远国来朝贡者颇多，（此数年中，奚、契丹、突厥外，尚有肃慎、地豆干亦来朝，皆见《本纪》。）其功绩似不无足称，然亦不过使北边暂告安静而已。当时之茹茹、突厥及奚、契丹，兵力皆不甚强；史于文宣武功，又不免铺张扬厉；实亦无甚足称也。（柔然、突厥、奚、契丹之事，参看第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