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境内实施的一次卖淫嫖娼的突击整治活动中，一个叫鲁悦的三十岁小姐被抓了个“现场”。其实，她不是卖淫者，那男人也不是，按照现有的法律，他们应该是通奸。
    他们从石头城来。那男的是石头城的一个农民，曾经当个几年的军人，叫张一；女的是江东市某招待所服务员。他们是在江东市认识的，这次一起来浙江“做事”，准备诈骗浙江瑞安的一个市长；他们在行骗之余，没有忘了在宾馆里互相温存，不料在他们“行事”正欢时，被浙江方面的联防逮了个正着。
    因为拿不出有效的结婚证件，而且二人自知来路不正，主动接受了浙江方面认定的“卖淫嫖娼”的治安案件；在对他们进行了罚款后，正准备放人时，被来派出所检查工作的一个刑警认出，二人正是浙江方面通缉的诈骗犯。
    随即，通过全国联网的警察内线，要求石头城方面对此进行协助调查。张一和鲁悦二人曾经在浙江作案一次，并且诈骗的金额特别大，人民币20万元。
    二人专门盯住区县市级想升迁的官员，制造一个升迁预期，然后在对方上当后，主动掏钱代为打点，以实现其“做大官发大财”的理想；这些钱，有的是非法所得，有的是挪用公款，有的是找下面的企业（国企、民企或私企）埋单。
    随着调查的深入，二人先后在石头城和江东市作案多起，累计金额在40万元之多，即便是二人平分，均在20万元左右，属于中国刑法界定的“数额特别巨大”的“特别严重情节”，刑期下限至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浙江方面在“坦白从宽”的诱导下，在诱导出有40万元的金额后，态度直转，分别暗示他们采取比如立功之类地推卸责任。二人在会意后，开始了互“咬”对方，把自己作为胁从，而对方是贪得无厌，心狠手辣之人，首先骗了他（她），之后骗了社会。
    一些不属于诈骗范畴的事实，他们为了逃命到10年以下，也一并交代了出来。其中就有，鲁悦在江东市政府招待所工作时，在余曜做市长期间，他长期在招待所包套房，鲁悦先是被余曜诱奸，而后还帮余市长从外面拉小姐来供他淫乱。
    鲁悦供认，那些被她拉来的小姐，她都有联系方法的记录；同时她还供认，利用她在招待所工作之便，多次给小三的野味斋酒楼介绍生意。
    鲁悦还供认，利用她所提供的信息，张一在来江东市作案期间，曾经诈称以自己是石头城组织部w部长的内侄，愿意为余市长去石头城牵线，帮助他从市长顺利过度到书记。
    张一在拿到余市长交给他的8万元现金后，就从江东市消失了。之后，张一通过电话，邀请鲁悦去石头城玩。鲁悦去了，在张一的说服下，她上当受骗，加入进了他的行骗活动中。招待所的工作就此辞掉了。
    2002年11月，余曜主任以受贿、买官和嫖娼被石头城纪委“双归”。当时，他对来调查他的人说，“我生活上是检点的，经济上是清白的，是经得起检查的。”
    在这之前，也就是小三被抓后不久，江东市的房地产大亨邵新铭将要出事的消息，在传到余曜耳中的次日，做贼心虚的他立刻托人将两年前向邵索要的1万美元退回。
    余曜当时在静观江丽萍的事态的发展，所以不愿意多事，听风就是雨，赶在邵新铭出事之前，把他与邵新铭“苟且”时，弄脏的屁股擦干。
    果然，在半月后，邵新铭被石头城立案审查。
    就在他庆幸自己退得早时，江东市人大主任齐崇和中国人民行江东分行行长牛国华相继案发。因惧怕自己的经济问题同时被揭露，余曜陆续找到相关人员，开始“退赃”，并与人联系订立攻守同盟。
    曾经所有让余曜得意的交易，现在在他看来“都是屁股底下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
    为掩盖罪行，他绞尽脑汁。他开始有选择性的退脏，把那些有可能出事的赃款，尽快退还给相关的人。
    有几笔钱，余曜是通过姨妹夫退回行贿人，他以为，有个证人在场，可以帮其把退赃的行为说清楚，以示自身“清白”。
    但是，纽扣的240万元的利润却是余曜心头的一块“心病”。
    余曜权衡利害后，先指示儿子以儿媳的名义打了一张借款240万元的借条给纽扣，并订立一份240万元的还款协议，以掩盖这笔钱的真相。
    余曜在办理好他认为稳妥的事后，回了趟江东市，并且还进行了特意的造事活动，邀请电视报纸的记者进行跟踪报道，并指示江东市的媒体予以报道。为此他在重阳节前夕，去了以往在江东市工作时，就很少去的革命英雄纪念馆，然后去学校，还有工厂，一路都有记者跟着。就像他当年领导全市人民抗洪，风光无限。
    他想用这一招来遮人耳目，以正视听，并掩盖他那心虚和恐惧的心理。他称之为“稳”。
    因为在这之前，在江东市传出小道消息，余曜因为贪赃枉法已经被警察局抓了，这是其一；其二、余曜的退脏只是极少一部分，为了稳住那些曾经给他行贿的人，以此特别告诉他们，他现在还在位上，紧握着权利，别听风就是雨，乱了自己的阵脚。
    浙江方面在把张一与鲁悦审讯的副本发到石头城有关方面时，领导层大为震动。按照党的纪律精神，共产党员嫖娼，一律开除党籍，这是一条高压线，“就凭这一条”，有位领导说，“就应该对余曜立案”。为了治病救人，同时实施“两规谈话”。
    此时的余曜没有读懂领导的意图，还明显存有侥幸心理，虽然内心十分恐慌，仍故作镇定，摘下并未沾上灰尘的眼镜，擦了又擦，边擦边说：“我生活上是检点的，经济上是清白的，是经得起检查的。”
    但是，事实的马足早已露出，自己的小辫也已经被人捏住。
    余曜的信誓旦旦，迫使上层草草结束了对他的“两规谈话”，他被全部移交给了检察院。
    在中国，权贵一旦成了政治上的弃儿，报应就接踵而来。昨天为贵，今者就是贱了。
    在次日，余曜见到戴帽子的工作人员时，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记起了他三岁时的事，他在跟同街的小伙伴玩耍时，发生了口角，后被一个孩子骂为“野种”，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他有父亲。
    对于小孩来说，心理的伤害始终是一个疤；岁月的流失，也往往无法消除与弥散。
    如果余曜去看看心理医生，他也许会明白，他童年的失父，影响了他，是他此生悲剧的内因。钱财、权力、情色、女人，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可在他成长过程中，由于缺了项，就错把这些当着他的依靠了。所以，他在这方面表现突出，近乎于伤心病狂。
    随着审讯的深入，叫专案组尤其是高层不能容忍的是，这人除了行贿、受贿、索贿等重大情节外，对女人不管老嫩，不管住家女人，还是社会上的妓女，糜烂之余，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把她们一一记录在册，对她们各自的妙处，尤为着墨玩味。其中有三十三岁前的意淫，有那之后的身体力行。
    余市长的108个情色女人，通过专案组打开的一丝门缝，成了江南江北新世纪的红楼别传。如果不是因为余曜沦为了政治上的弃儿，则就不能成全余曜个人的最终悲剧，老百姓又怎能有此幸运，走进他的108个情色女人之中，评花品性，让平淡的生活有点想像的刺激，在茶余饭后意淫一把，以稳定世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