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原因，柯雷在给五吨锤配套的加热炉烧火。这座加热炉比一般的炉大出两倍，庞大的炉膛里吼叫的火焰声，有些吓人。炉钩子又粗又长，有三十多斤重，不用点儿力气扯不动它。柯雷围着炉子观察，看这么大体积的炉子是什么结构的，因为平时不在这儿干活，很少注意它。从前绕到后，看出来结构原理和小炉子是一样的，炉膛子也是起璇，只不过璇拱的尺码比小炉子成倍地增长了。
    绕到炉后，柯雷突然看见炉子后墙和厂房墙壁之间的夹空里有火光，莫非是炉子后壁烧塌了？柯雷探头往夹空里细瞅，炉后壁完好无损，是夹空里堆积的杂物烧着了。那些杂物都是擦机器用过的棉纱线，工人穿的不能再穿扔掉的破烂工作服和工作鞋，火烧的很凶，这后面怎么会溅不到火星呀？
    柯雷来不及多想，忙去找盆接水灭火。可哪儿也找不到像样的脸盆儿，只找到一个小方铁盘儿，然后又急着找水管，找了半天才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找到水管，赶紧用方盘儿接水，没接一会儿，水管里没水了。柯雷只好端着接进方盘儿的这点儿水，奔到炉后的夹空处，冲火泼了过去，只浇灭了一点点，眨眼之间那火又旺盛起来。
    柯雷急了，转身想去喊人，猛回头见于顺松站在身后，冲自己嘲笑。
    “你，你还笑？快！快想法找水灭火呀！”
    于顺松头往上一扬，上唇往上一拱，又是一个不屑的嘲笑。柯雷气得血灌脑门儿，瞬间想到：你以为你是谁？我现在不在乎你啦！
    他冲着于顺松的脸大吼一声：“你去死吧！”
    柯雷把自己喊醒了。
    人活的是精气神儿，鸟兽动物也是如此。有些鸟儿气性大，被人类捉住关进笼子里，会不吃不喝，几天后就气绝身亡。像老家雀儿、黄雀等都是这种鸟儿。所以鸟儿从笼子里被放归山野自然，是快活的事儿，但重又被关进笼子里，比最初被关进来时更糟。柯雷嫩江之行后的重回车间上班就是这种感觉。在田野中感受到的宽阔轻松和自由，再回到烟熏火燎噪声刺耳的恶劣环境中，虽然怀着兢兢业业以补偿离开岗位歉疚的想法，但这种环境和人际氛围的反差，让重返车间的柯雷觉着炉火和烧红的锻坯更加灼热，烟尘和噪声愈加不可忍受，叵测的人际关系的压迫让他透不过气来。在这压抑的感受中，脑际浮现和眼前晃动的都是嫩江行中温馨的情景。
    上班后这些日子猛打猛冲，身体劳累加情绪的抑郁，柯雷病倒了。
    柯雷病的非常奇怪，没磕没碰，没伤风感冒，莫名其妙地病倒了，头晕迷糊恶心呕吐，柯雷自己闹不清楚咋回事！母亲说：“你这是上火了。”又用了她的老办法：给柯雷掐脑门子、揪脖子、刮前心后背，弄出一道道紫黑色的血凛子，让柯雷轻松了许多。母亲说这种病山东家叫“火滥症”或“羊毛疔”，东北这儿叫“攻心翻”，弄不好就死人。西医说不清楚也治不了，只有这土办法能治。
    柯雷每当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母亲都是用这土办法给柯雷治病。如若高烧时还要熬上一大碗姜汤让柯雷喝下去，然后大棉被给他一捂，母亲在旁边守候着让他发汗。为减热降温还用豆面掺水和成糊摊在一布条上，敷在柯雷的脑门处。这种发汗法是很难受的，像在蒸笼里蒸。出了汗不能擦，怕进了凉风病加重，要让汗出透了，还要自行干透，用手摸着汗渍不再发粘了，这病就祛了一大半了。也真灵验，每次柯雷发高烧，母亲用这招儿，第二天早晨起来，柯雷高烧就退了。但辛苦了母亲，一夜难眠，看着柯雷别扯蹬开了被子，给他喂水喝。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形成了柯雷对母亲的依赖。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在母亲面前哼哼唧唧，让母亲把他收拾好了。
    柯雷父亲扫楼院，不只是个脏活儿，还是个受气的活儿。
    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红楼里住着一百二十户人家，有近八十户是北华厂的，另四十户是市建筑公司的遗留户和其他单位的职工。这种构成要比北华厂的其他家属楼复杂。用句老百姓的嗑儿叫：啥人都有。柯雷父亲每天早上辛辛苦苦弄一身灰尘出一身汗水，扫的干干净净的楼院，总有一些不自觉的人给祸祸。垃圾桶满了懒得不去垃圾站倾倒，就放在走廊自家的门口，铺散的四处都是。待他想着去倾倒了，又哩哩啦啦地散落一道儿。有的将垃圾不给你倒在垃圾筐里，乱倒在地下。柯雷父亲就得费二遍事儿再用锹收进垃圾筐。有的人家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就让孩子随地大小便，常常这那儿拉得一堆堆的臭屎，要柯雷父亲收拾。
    父亲耳聋，在山东家就受人欺负。母亲认为红楼里一些人之所以这样放肆地祸祸卫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看柯雷父亲年老耳聋，对人没有威慑的锐气。
    多数情况下，父亲只能默默地承受，有人祸害了就跟着屁股收拾。不收拾，有居民就会指责：今天怎么没给扫？组长去收清扫费时，有人就会说三道四。何况公社抓环境卫生的干部常下来检查。所以，往往早上扫完了，父亲还要时常地保洁，弄得一天也不闲着。父亲有时气不过也嘟嘟囔囔地骂几句街，回到家则跟母亲唠叨。
    母亲是个刚强倔强的人，每每看到这样就生气。柯雷没进厂工作时，她整天卖冰棍水果，也顾不上父亲的事儿，自柯雷工作了坚决不让母亲卖冰棍水果后，母亲闲下来有了时间，动手帮父亲，还动口跟那些捣蛋的人理论。马老实有人骑，人老实有人欺。母亲张张罗罗地和那些歪人歪事儿理论，那些人就不敢明目张胆地祸祸了，一来二去这卫生环境就好多了。见此，公社主抓居民委卫生的干部看中了母亲的张罗劲儿，非让母亲担任了红楼所在居民委的卫生主任。
    母亲深知这是个得罪人的角儿，当个一层楼的小组长就已尝到了个中滋味儿，何况卫生主任面对的是几栋楼好几百户人家，卫生又是个敏感的事儿。推了几次不想干，但公社的干部硬让干还说了个让母亲不好推辞的理由：你老头不是扫你们的楼院吗？你当卫生主任正好配合呀！
    考虑到曾有人觊觎过父亲的这份儿活计，稳住这个家中大半个生计，母亲也只好接了下来。
    从此，母亲又多了营生，当卫生主任虽然不挣一分钱还得罪人，毕竟挂了公社居民委干部的衔儿，在人面前说话比先前有了点儿依仗，管起那些歪歪人和事儿来有力度了，给父亲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其实，这点儿依仗对于那些个正直老实的好人来说是没什么异样，他该怎样做人还是怎样做人。对于那种放刁行歹的人，不起什么作用。
    四楼的石大赖就是这种人，他是红楼有名的一块茅楼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石大赖是铸铁车间的技术员，真名叫石文起。他是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生在江苏，考进了本市的大学，和本地的女同学恋爱结婚，毕业后留在了北方。据说他的岳父是个局级干部，嫁给他的女儿又是个独生女，这石大赖也跟着打腰提气，行走坐立都趾高气扬的，加上这家伙又赖皮难缠，属于死缠烂打那伙的，故人送外号石大赖。
    石大赖的模样儿长了一副北方人的骨架子，虽是中等个，却大手大脚，粗胳膊粗腿，方头方脸。那脸方的像四四方方的大切糕。刚刚三十四岁就发起胖来，肥肉虽然长的挺瓷实，可看起来蔫呼呼的有些粘切糕的味儿。
    石大赖说一口酸唧唧的江苏话，在北方待长了，又掺了些接近普通话的北方语音，说起话来半生不熟的，一点儿也不中听，像噪声入耳让人闹的慌。柯雷曾细品他说话的腔调儿，跟解在余闲聊说到他时，给他定性为是娘娘腔。当时解在余嘿嘿地笑着点头：“对对！娘们叽叽的。”
    红楼的居民没人知道石大赖的真名，就管他叫石大赖。
    柯雷母亲没当卫生主任时，就和石大赖打过交道。他就是那种垃圾桶满了不去倒，散落满地不收拾的主儿。而且常听收清扫费的四楼居民委小组长说：清扫费收到他家时，他总磨磨蹭蹭地不愿交，还满嘴的意见，说走廊扫得不干净。交什么钱呀！常常赖着两三个月不交。
    四楼的居民委小组长是个很热心的人，不管石大赖咋狡猾，他总能耐心地说服石大赖最终把钱交上来，虽然有时拖延个把月。
    没当卫生主任时，母亲无法和石大赖对光。当了卫生主任后，有一次市里要来检查居民委环境卫生，母亲早上和父亲认认真真清扫完楼后，不放心石大赖家门口，就抢在他没上班前到他家去找他。
    这是第二次交锋，母亲没像第一次那样客气，来了个大揭锅，把他家门口以前的状况和对交清扫费的狡赖态度，全一古脑地摆了出来，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你石大赖太懒，垃圾桶满了不倒，散落地下怨我们清扫不净？听说你还是个有高文化的人，是铸铁车间的技术员？我们没啥文化，但我们能把事儿的里表分清了。你要是分不清，不按时交清扫费和保持你门前走廊的卫生，那我们就上你们车间请你们领导帮着做做工作……”
    这一顿连珠炮没能让石大赖喘息过来。不知是柯雷母亲不容反诘的话锋，还是要找他们车间领导的攻势，也许两样都有，反正这次石大赖软了下来。没等柯雷母亲把话说完，忙哇啦哇啦地接道：
    “好好好！你不要找我们车间嘛！以后不会有了！不会有了……不会的喽！”
    母亲晚上跟下班回来的柯雷说：“四楼那个石大赖，真是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儿，那‘官目’像咱关里家的叫驴……”
    柯雷让母亲的话逗乐了。因为他知道母亲在关里家时是驯驴的好手。
    四楼组长叫罗杨，儿时患小儿麻痹留下前xiong**后罗锅和短身子麻杆腿的残疾。但心眼儿好使，对柯雷母亲的为人和辛劳很尊敬，和柯雷也十分投缘，他俩是在厂文艺宣传队相识交好的。罗杨是手风琴手。
    罗杨的手风琴拉的很棒，教了不少学生。去年从第十四中学调入厂子第校任音乐老师，因为手风琴艺很高，被吸收进了厂文艺宣传队。
    工厂为他解决了一处只能算是安身的小房，就在红楼最去呗！
    罗杨一想也对，他也不置气了，把那些劲儿都用在了抓挠上。俩口子干得这么欢，就是想要把日子过好了，堵那些人的嘴巴。
    罗杨和冯佩贞的反差太大了，大的让人觉得不正常而疑惑。柯雷也疑惑，虽然没有妒嫉心，罗杨是如何把冯佩贞弄到手的一直是柯雷想弄清的疑问。
    最初，柯雷没好意思问。时间长了，俩人的关系密切了，有一次，柯雷笑嘻嘻地问：“老罗！你别不高兴，也别跟我保密，你是咋把嫂子弄到手的？跟我说说，我也好学学，你老弟还没对象呢！嘿嘿……”
    罗杨的年龄比柯雷大七八岁，从罗杨这论，柯雷自然得管冯佩贞叫嫂子，实际上冯佩贞比柯雷还小两岁。
    罗杨对柯雷的请求没有拒绝，柯雷的忠厚，使他对柯雷没有戒备，相信柯雷也不会以他的秘闻去作什么文章，像那些嚼舌头的人似的当做惑言的材料。
    罗杨在跟柯雷讲述自己的秘史时，其中也洋溢着作为一个成功者的得意。
    “我给你说小柯！搞对象也得用脑用心，你得想法赢得女人的心才行……”
    “怎么样才能赢得女人的心呢？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你也挨不上呀！咋去赢得呀？”
    “挨不上才看你的心劲儿哪！你说我跟你嫂子这种条件对比，能挨上吗？你得动脑子动心思，当然不是说动脑子动心思去骗人家。真诚是前提，但光有真诚还不行，还得讲求点儿方法。不然，你心劲儿使不到正地方也成功不了。”
    柯雷倾听的专注，激昂了罗杨讲述的兴致，竹筒子倒豆，罗杨一下子把隐藏在心中从没对外人披露过的秘密，都倒给了柯雷。
    冯佩贞是几年前罗杨众多学琴生中的一个。
    罗杨是1964年高中毕业，因为残疾没能再考大学，毕业后因为同样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由于手风琴拉得好，就在他毕业的学校第十四中学的中学部做临时代课的音乐老师。
    冯佩贞的父母双亡，从小就跟姥姥生活。姥姥是个居民委主任，家就住在与十四中学隔道相望的铁路四院儿。
    学校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会拉手风琴的罗杨自然被吸收了进去。宣传队常到学校附近的居民委和企业单位演出。铁路四院儿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居民委要和居民委主任打交道，一来二去罗杨和冯佩贞的姥姥就认识了。罗杨是宣传队里唯一一个老师身份，从队长到队员，全是学生。罗杨年龄比这些学生大出好几岁，独唱、合唱、表演唱都少不了他的伴奏，风箱拉的铿锵有力，旋律节奏悠扬悦耳，又是个畸形身子,姥姥对他印象深刻。
    那时，冯佩贞才十四岁，刚上初中一年，学校在铁路四院西南面坡上的十六中学。罗杨他们宣传队每次来院里宣传演出，冯佩贞都要观看，对这些大不了她一两岁的宣传队员非常羡慕，罗杨的手风琴琴艺更是强烈地吸引了她，喜爱上了手风琴，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罗杨那样潇洒地拉琴，赢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小佩贞萌生了学拉手风琴的念头。她对手风琴的喜爱，姥姥看出来了。每次看罗杨他们文艺宣传队来演出，小佩贞似乎只关注手风琴，两只漂亮的黑眸子痴迷地盯在罗杨拉动的手风琴上。当小佩贞跟姥姥表露出想学手风琴时，已经有所考虑的姥姥，马上就应允了。
    姥姥是这样想的：现在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学生除了那些激进的，参加批斗老师成为红卫兵组织的骨干外，大部分学生都成了散了群的羊，整天无所事事。男生学坏的，拉帮结伙打仗斗殴。女生学坏的，则和男流氓鬼混在一起，当了他们的“马子”。
    中学里常有批判这种马子和男流氓的批判会，大街上也常看见对她们的游街示众。公安部门还专门在第五十七中学建立了关押这些人的学习班。她们常拥在窗户上张望近在咫尺的马路，有路过的男人不时地挑逗她们，引起她们一阵阵放浪地尖叫。
    小佩贞的学校也停课了，娴静本份的小佩贞没有参加学生组织的那些激烈的活动，除了学校有针对全校学生比较正当的活动去学校外，一般就在家里待着，帮姥姥干家务活或帮着跑跑居民委的事儿。小佩贞就是这样的性情，姥姥也是担心她学坏，有意识地拢着她，让她远离是非。但一个学生不上课不学习，整天无所事事，终究让姥姥担忧，不能像小鸟似的把她圈在笼子里！也不能总看着她！要是一旦有个差池，她让坏孩子教坏了咋办？
    小佩贞长得水灵灵的模样，是姥姥最担心的原因，她怕小佩贞被坏人盯上诱惑当了马子。那样她死活都对不起小佩贞死去的爹妈。
    现在，小佩贞对手风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学拉手风琴，姥姥一想，这不是栓住小佩贞的好营生嘛！
    姥姥满口答应支持小佩贞的想法，还说等十四中的文艺宣传队再来演出时，她就去求求那个拉琴的老师，看能不能收你做学生。这一下子可把小佩贞乐坏了，一高儿窜上来搂住姥姥的脖子，连声叫：“姥姥！姥姥！你真好！你真好！”
    跟罗杨张口说让他收小佩贞做学生时，姥姥心下里还有些忐忑，怕罗杨拒绝，毕竟人家是个残疾，恐怕增加劳累有些不便，何况咱跟人家只是一面之识。想不到罗杨热情地满口答应。这让姥姥喜出望外，因为她心里也看好罗杨的人品，让小佩贞跟他学习不会有什么闪失。姥姥一高兴，当时就说出了心下里早准备好的想法：“罗老师！不会让你白教的，每月我给你交些学费，你看要多少钱？”
    “……不要钱！不要钱！让我教她，这是瞧得起我……”
    “每月给你交五元钱的学费，我打听来着，私人教学生差不多都是这个数。”
    “不用不用！就是教教她用啥钱呀！”
    “行了！既然你答应教了，就这么定了。上课就在我家吧！你从学校往这儿来也很近，中午和晚上你下班后都行。咳！啥时都行！看你方便，要是中午来，你就在我家吃饭啊……”
    姥姥显出当居民委主任的煞楞劲儿了，一连串儿的安排，让罗杨只有听的份儿，咧着大嘴在那没话儿言语。姥姥扔下一句：“就这么定了！”抽身走了，罗杨还张着嘴巴在那傻站着。
    星期天，姥姥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约上罗杨带着小佩贞，三人一起去了道外的向阳专业商店，挑买回了一架红色的鹦鹉牌的手风琴。
    当天晚上，小佩贞搂着这架崭新漂亮的手风琴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急着让罗杨开课了。
    姥爷几年前去世了，只有小佩贞和姥姥相依为命。当居民委主任没有收入，俩人只靠姥姥的退休工资生活。
    三年的中学时光不读书，一晃就过去了。小佩贞长成了个大姑娘，出落得亭亭玉立愈加漂亮了。手风琴跟罗杨学的已经能演奏一般的歌曲和为人伴奏了。不知是因为她的兴趣减弱了，还是天赋就到此，以后她的技艺再没有长进。罗杨的课自然也就停了下来。
    旧的教育制度被砸烂，没有考高中这一说了。中学毕业就是上山下乡，有积极的不到毕业时就走了。佩贞因为和姥姥的特殊家境，虽然姥姥是做动员别人工作的，应该自己家的人带头走的，但在罗杨的劝说下把佩贞留下了，以照顾年事已高的姥姥。
    不教佩贞拉琴了，佩贞美丽的姿容却辉映在罗杨的心中抹不掉了。
    两个女人家，一老一少，生活中总有些不便和需要帮衬的地方。虽然罗杨自身并不强壮和爽利，毕竟是有文化有头脑的男子汉，姥姥家中有许多事儿他都能搭上手和帮着出主意。佩贞下乡走不走的问题，姥姥就采纳了罗杨提出的建议。后来，有什么大事小情拿不准的，也都听听罗杨的意见。
    罗杨心细如发，由于自小身体不好，促使他学医问药保健自己，粗知一些医疗知识,还掌握了注射的技能,不论是肌肉注射还是静脉滴注,都能cāo作。就在佩贞毕业时,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把姥姥难为的大病了一场。罗杨主动发挥他的这些长处,为卧病在床的姥姥打针吃药,天天嘘寒问暖到床边,不仅安慰了姥姥焦灼不安的心，也减轻了柔弱的佩贞心理上的压力。
    姥姥一病就是一个多月,罗杨悉心照顾,还时常购买一些姥姥爱吃的水果和罐头,拎来鲫鱼、猪骨棒,亲自炖了汤给姥姥补身子。感动得姥姥背着罗杨在佩贞面前长叹:“你姥姥没福气,就缺这么个儿子,只有一个闺女,还先走了,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