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力挽天倾(叁六)
    李曜心中一惊，怎的这件事连李巨川都知道？
    但他仍然冷着脸，不屑地反问道：“笑话，祖上何人，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何关系？”
    “当然有关系！”李巨川双目微微眯起：“国朝让皇帝之后，本为帝胄，一旦成为天下强藩，诸侯霸主，那这君君臣臣……是谁君谁臣，说不定……嘿，也难说啊。”
    李曜目中精芒一闪，李巨川在一边看得分明，见状嘿嘿一笑：“蒲帅可是欲杀我？”
    “杀与不杀，你有何话说？”李曜闭上眼睛问道。
    李巨川傲然昂首，自信满满地道：“蒲帅今日杀我，便是丢了这锦绣江山！”
    李曜猛然睁眼，盯着李巨川看，李巨川与他对视，夷然不惧。
    相视数息，李曜忽地哂然一笑：“下己公这话，是越说越离谱了。锦绣江山虽好，也是官家的江山，某虽托名宗室，预郑王属籍，却是仰赖晋王之功。如今我虽镇守河中，却是河东儿藩，连强藩亦不能算，至于下己公所言这些，某连想都未曾想过。”
    以李曜的看法，他现在的确不算强藩。按照他的观点，在晚唐五代时期，强藩体制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在核心领导层面，应有一个首要领导人物，如李克用、朱温、李茂贞、王建等。这个灵魂人物虽然以一个藩镇或兼领几个藩镇的节度使的面目出现，但他却是所谓的强藩，是这个政治集团的首脑。
    其次在统治结构层面，强藩体制应该包括主镇、属镇、附镇等三个层次。主镇是强藩的根据地和统治中心，应是在唐末己经得到唐廷册授，取得广泛承认，并以此为基础通过不断兼并扩张发展壮大为强藩。属镇是由强藩直接控制的方镇，节帅由强藩委任，事关属镇生命线的财政收支、人事任命和兵源调配等方面也由强藩直接掌握。附镇则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节度使可世袭或由内部军将推举，拥有自主的财政、人事权和自己的部队，甚至还可拥有自己的属镇。附镇只需要在政治和军事等重大事件上听命于强藩，与主镇共进退即可。如朱全忠以宣武镇为主镇，忠武、宣义等为属镇，魏博罗氏、灵武韩氏等皆为宣武附镇；李克用以河东镇为主镇，振武、昭义等为属镇，义武王氏、河中王氏等为附镇。
    再次在政治行为层面，主镇、属镇、附镇等大小方镇又组成一个较为紧密的政治集团，听命于强藩。如李茂镇多次联合附镇和属镇联名奏请干政，或共同出兵武力干涉或兼并他镇以及抵御外敌等等。但与此同时李曜还觉得，附镇不同于属镇，它与主镇间的关系并不稳固，涉及关键利益之时也会出现动摇甚或倒戈之行为。譬如王行瑜至于李茂贞，这位老兄按说也算李茂贞的附镇，但关键时刻他就倒戈过，想要与李茂贞抢夺天子。
    以这个观点来看，李曜的河中即便实力不弱，但也许连河东的附镇都算不上，只能算属镇，如此自然算不得强藩。
    李巨川却仿佛有恃无恐，笑了一笑，道：“若是……某能说动韩令公开城归降，甚至能说动神策诸军今后唯蒲帅马首是瞻，不知蒲帅意下以为如何？”
    神策军？李曜吃了一惊。别看神策军最近这些年只有杨复光和李茂贞带着的时候打过些胜仗，但这支军队过去的辉煌，以及现在所代表的含义，对李曜而言，还是相当值得关注的。
    神策军有着辉煌的过去，但在黄巢之乱后，神策军的实力就的确是江河日下了。
    曾经威名赫赫的大唐禁军神策军，自元和年间讨伐王承宗失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出动参加战争。一支军队如果远离了战场，没有实战的锻炼，其战斗力便可想而知了。从元和年间到僖宗即位这几十年中，神策军不仅没有参加实战，而且其兵员构成也很成问题。在长安之神策军多用市贩之徒。因神策军在长安拥有许多特权，所以很多富家子弟多寄名禁军，逃避杂役。神策军的军将还可以用钱财购得，这更使神策军的兵员鱼龙混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右神策军衙前正将专知两市回易武威贾公墓志》：“公之姊适党氏，党之表妹王氏，是前护军中尉开府马公，当权左校之日，荐公以能默纪群货，心计百利，律之总双贾贸，未几裨军实十五万贯。酬以衙前正将，奏以阳武国子。”从这则墓志中，李曜才得知神策军竟然经营商业，这对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无疑是有很大的侵蚀作用。《册府元龟·谏挣部·直谏门十四》：
    “韦力仁为谏议大夫。开成三年，阁内奏曰：‘臣伏见军家捉钱，事侵府县，军司与府县各有区别。今富商大贾名隶军司，着一紫衫，府县莫制。当陛下至圣至明之时，固不宜有此。禁军司陛下卫士，警夜巡昼，以备不虞，不合搅扰百姓。以千法理。伏乞陛下戒救统帅，令各归其分，则人情获安，天下幸甚。’帝问宰臣等，奏曰：‘凡论事须当，力仁所言，乃欲生事。’帝曰：‘盖论名分耳。’李珏日：‘军家所出榜是自捉军人，百姓即府县自捉，此无乖名分。止当廷论，此亦似近名。然谏官论事，不合怪之’。”
    韦力仁请禁绝神策军的高利贷行为，正说明神策军在这几十年中被腐化的几乎丧失了原有的奋进和勇武的精神。要知道，李曜这种后世之人，纵然对工商业十分重视，也不会让军队自己去做生意。
    僖宗乾符元年(874年)，黄巢之乱爆发，其势发展迅猛。广明元年，黄巢乱军逼近长安。为了抵挡起义军，僖宗只有动用禁军，也就是当时禁军中实力最强的神策军。
    “上召宰相议之。豆卢瑑、崔沆请发关内诸镇及两神策军守潼关。壬戌，日南至，上开延英，对宰要泣下。观军容使田令孜奏：‘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上曰：‘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禄山构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流曰：‘禄山众才五万，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卢瑑曰：‘哥舒翰以十五万众不能守潼关，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若令孜为社稷计，三川帅臣皆令孜腹心，比于玄宗则有备矣。’上不怿，谓令孜曰：‘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是日，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令孜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坷。上召见三人，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坷为句当寨栅使，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神策军此次出击，号称十万。“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这十万之数绝非实数，《册府元龟》之《宰辅部·识筒门》说：“朝廷使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贼乃自潼关禁谷路入，遂陷京师。时前夏州节度使诸葛爽亦统禁军，闻贼盛，退保栎阳，及黄巢至，乃降、初，田令孜之起神策军也，众号七万。皆长安豪民以货赂求隶六军。不能负矛戟甲恺之重，乃祈于官执事者，厚以直佣两市之负贩者以备其行，其实不过三万人，但饰其旅旋枉鼓而已。及守潼关，贼已他道而入，一时狠狈回至荤下。时百官欲马走，携在中书省，止之曰：‘此必博野军私自还也。’博野军有七千人，则六军之数，时以后发，故谓其自还。携至是惧罪，驰归，仰药而死。”
    可见当时出动的军队至多三万。这次潼关之战中，神策军的表现可以说是不堪一击。这与在京城的神策军的士兵来源有很大关系。从此次出征前，神策军的表现便可以看出此次战争的结果。
    “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享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以这种战斗素质的神策军与起义军作战，那无疑是以卵击石。战争的过程也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十三日，僖宗将其在神策军中挑选的弩手两千八百人以张承范为将赶赴潼关。十七日，由于兵额不足，田令孜紧急招募几千人补充兵力。十二月一日，张承范率领神策军到达潼关，但张承范所率之军和原潼关齐克让的军队都无粮草，士卒均无斗志。而长安方面对于潼关既无援军支援也无粮草运到，张承范对于战局已无一丝信心。十二月二日，起义军开始进攻潼关，激战一日，至三日正午，潼关守军便被击溃，守将王师会自杀，张承范化装潜逃。至此作为长安门户的潼关失守，从起义军开始进攻到潼关失守仅用了一天时间，天险潼关便被攻破，可见神策军这时已完全腐朽，不堪一战了。
    潼关的失守意味着长安已无险可守，僖宗在田令孜所率的五百神策军保护下于十二月三日从金光门逃出。所幸的是参加潼关战役的主要是在京城的神策军，驻扎在京西北的神策军镇并未参与。故而禁军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时禁军分镇关中兵尚数万，闻天子幸蜀，无所归，败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后田令孜与僖宗幸蜀，在京西北的神策军大多为郑畋收编，成为抗击黄巢的主力。“即授畋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贼巢污京师后，众无所归。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郑畋在凤翔抵挡黄巢，又传檄天下，使勤王之师四至，成为了僖宗在蜀的屏障。随田令孜入蜀的神策军数量很少，故田令孜在蜀地重新招募了神策新军。“时自蜀中护驾，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为五军，令孜总领其权。”田令孜在招募新军的同时又对神策军的机构进行了重大变革，将神策军的基础单位变为了“都”。“都”是唐末时期一种新的军事结构，每都千人。较先采用这种形式的是宦官杨复光的军队。“时秦宗权叛岌，据蔡州。复光得忠武之师三千入蔡州，说宗权，稗同义举。宗权遣将王淑率众万人从复光收荆襄。次邓州，王淑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为八都。鹿晏弘、晋晖、李师泰、王建、韩建等，皆八都之大将也。”杨复光所建立的八都立有军功甚多，如击败朱温等，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田令孜在蜀地看到这种以子弟建军的模式有很强的战斗力，便效仿建立神策五十四都，用以加强自己的势力。田令孜在蜀地所建的神策五十四都就是后来的神策新军，神策新军的组织结构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化，每都千人，分为左右，左右神策中尉各领二十七都，左右皆以五军统之。
    中和三年(883年)杨复光在克复京城后卒于河中。他所建立的八都被神策军所吸收，成为神策新军中的“随驾五都”。《新唐书》之《田令孜传》：“复光部将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众二万取金、洋等州，进攻兴元，节度使牛项奔龙州，晏弘自为留后，以建及张造、韩建等为部刺史。帝还，惧见讨，引兵走许州。王建率义勇四军迎帝西县，复以建及韩建等主之，号‘随驾五都’。”田令孜讨伐王重荣失败后，僖宗再次出幸，护驾的正是王建等人。《通鉴》载：
    “邠宁、凤翔兵追逼乘典，败神策指挥使杨晨于潘氏，枉鼓之声闻于行宫。田令孜奉上发宝鸡，留禁军守石鼻为后拒。置感义军于兴、凤二州，以杨最为节度使，守散关。时军民杂揉，锋摘纵横，以神策军使王建、晋晖为清道斩祈使，建以长剑五百前驱奋击，乘舆乃得前。上以传国宝授建使负之以从，登大散岭……三月以严遵美为内枢密使，遣王建帅部兵戍三泉，晋晖及神策使张造帅四都兵屯黑水，修栈道以通往来。”
    田令孜失势后，杨复恭成为左神策军中尉。神策新军在其领导下保持了较高的效率和战斗力。神策军在杨复恭主政时，其多以假子担任都将、地方刺史，如杨守贞为龙剑节度使；杨守忠为洋州节度使；杨守信为玉山军使；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使等。这时的神策新军对于在京瓷地区的动乱还是有一定的抑制力的。“六月，以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歌制置使，将兵二万出金州，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在此战中，保銮都将李挺，扈跸都将李茂贞在凤州击败邠州军，这加速了邠州军的分化，使王行瑜在光启三年正月反正诛杀了朱玫。同年六月，神策新军讨伐凤翔李昌符，后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
    “天威都头杨守立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争道，麾下相殴，帝命中使谕之，不止。是夕，宿卫皆严兵为备。己酉，昌符拥兵烧行宫，庚戌，复攻大安门。守立与昌符战于通衡，昌符兵败，帅麾下走保陇州。杜让能闻难，挺身步入侍。韦昭度质其家于军中，誓诛反贼，故军士力战而胜之。守立，复恭之假子也。壬子，以危驾都将、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以讨昌符。”
    李晔继位后，由于杨复恭把持朝政，假子布于天下，李晔对其甚为猜忌，对神策军系统也加以分化。龙纪元年，李晔赐杨复恭假子杨守立李姓，改名李顺节。后又提升其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后加同平章事。以李顺节对抗杨复恭，加以分化神策军内部。同时，李晔对禁军大肆扩充，其人数一度达到十万。但这些军士多为市贩，不能一战。后又借讨伐河东之名将神策军的统军权交由宰相张浚。“张浚帅诸军五十二都及邠、宁、郁、夏杂虏合五万人发京师，上御安喜楼饯之。”但此次出兵，战前换帅，张浚素与神策军毫无瓜葛。杨复恭手下的这批假子怎能为张浚所用，加上对手李克用沙陀精骑兵雄天下，故而王师大败，军队损失殆尽。
    李晔对杨复恭的猜忌并未因神策军战败而减少。大顺二年，李晔出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领命请求致仕。他致仕后李晔认为其谋反，从而引发了神策军内部的火拼。
    “乙酉，上御安喜门，陈兵自卫，命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将兵攻其第。张绾帅家众拒战，守信引兵助之，顺节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门，俟其开，欲出掠两市，遇刘崇望，立马谕之曰：‘天子亲在街东督战，汝曹皆宿卫之士，当于楼前杀贼立功，勿贪小利，自取恶名。’众皆曰：‘诺。’遂从崇望而东。守信之众望见兵来，遂溃走。守信与复恭拿其族自通化门出，趣兴元，永安都头权安追之，擒张维，斩之。复恭至兴元，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及绵州刺史杨守厚同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
    杨复恭出走后，李顺节又骄横过度，出入以兵相随。遭到了当时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和西门君遂的猜忌，二人将李顺节斩于银台门。其部下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宁坊。景福元年三月，左神策军勇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实、杨子迁、杨子钊三人均为杨守亮假子，其知杨守亮必败，遂率其众两万余人降于王建。同年四月，因李顺节的继任者贾德晨对李顺节的死颇有怨言，使得右军中尉西门君遂对其痛下杀手，贾德晨死后，天威军数千骑投奔李茂贞。
    从大顺元年开始到景福元年仅三年时间，神策新军便遭受了讨伐河东之败王师损失殆尽；杨复恭致仕使得玉山军与其他神策军火并；天威军李顺节被杀，神策天威、捧日、登封三都作乱；左神策勇胜三都投降王建；继任天威军都将贾德晨被杀，数千骑投奔凤翔。三年来，神策新军可谓是元气大伤。但李晔此时却要以神策军为主力讨伐李茂贞，这无疑是对神策军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讨伐凤翔镇的大败，对于神策军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凤翔李茂贞、邠州王行瑜等看到中央权势己荡然无存，其政治野心大大增强，欲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遂有乾宁二年王行瑜、韩建要求割神策军镇于己之事；王行瑜、李茂贞领兵进京之举。进而发生的凤翔军与邠州军为争夺李晔而进行的战斗中，神策新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几乎没发挥作用便被击溃，只有捧日和护跸二都前来护驾。故而李晔在重组禁军时将军权交由诸亲王手中。
    李晔重组神策军并以亲王典军，可见李晔身边已无可信之人，但重组之军又败于李茂贞，仅余两万余人。李晔在此情形之下为华州韩建所欺，驻蹲华州。李晔在华州为韩建所迫，要求解散禁军。李晔此时却丧失了胆气，竟同意了韩建的要求。
    “初，帝在石门，数遣嗣延王、通王将亲军，大选安圣、奉哀、保宁、安化四军，又置殿后军，合士二万。建恶卫兵强，不利己，与巨川谋，即上飞变，告八王欲胁帝幸河中，因请囚十六宅，选严师傅督教，尽散魔下兵。书再上，帝不得已，诏可。又废殿后军，且言‘无示天下不广’。诏留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自是天子爪牙尽矣。建初惧帝不听，以兵环宫，请诛定州行营将李筠。帝俱，斩筠，兵乃解。”
    到了此时此景，李晔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身边要兵无一名亲卫禁军，唯一能征善战之李筠也被自己处死。神策新军的历史至此也告一段落，这也标志着神策军也即将告别历史舞台。
    总的来说，历史上神策军自从天宝十三载(754年)哥舒翰在磨环川设立开始计算，到天复三年(903年)被正式废除，一共经历了149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神策军走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宦官势力紧密的联系起来，基本上与宦官集团的势力共荣共辱，直至最后的消亡。
    第一阶段，神策军初立时期。
    神策军最初设立只是一支普通的边军，与唐中央没有密切的联系。而此时的宦官势力也只是刚刚开始崛起，对于唐朝的政治、经济和人事等各种权力基本还没有什么控制力。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神策军还是宦官集团的势力都处在草创期，而迎接他们的便是两者发展最大的机遇—安史之乱的到来。
    第二阶段，神策军与宦官势力开始结合期，从安史之乱神策军中原赴难开始止于唐德宗兴元年间。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于神策军和宦官势力来说都是一次大的机遇。对于神策军来说，正因为有了安史之乱才得以从边地开进中原，而此时的宦官集团也由于唐肃宗的信任，势力迅速膨胀，在中央开始出现了擅权的大宦官。也就是在此阶段，宦官势力开始与神策军相结合。宦官鱼朝恩以监军的方式出现在神策军中，意味着神策军与这位代宗时期的权阉有了实质性的联系，而且正因为凭借着与鱼朝恩的关系，神策军才能够进入中央成为禁军。故而从神策军成为禁军的那一刻起，就己经深深的印上了宦官集团的烙印。
    在这一阶段，由于宦官势力的支持神策军的发展可谓是及其迅速。通过鱼朝恩，神策军完成了从边军到地方藩镇，由藩镇成为中央禁军进而再次出镇京西的三级跳式的发展。从战斗力层面看，此时的神策军均是身经百战的士兵，拥有很强的的战斗能力。但此时的神策军与宦官集团的联系还不是十分的牢固，没有形成制度化的结合方式。故而在鱼朝恩死后，宦官一度不再掌握神策军的兵权。但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唐德宗试图通过诏令的方式指挥神策军平定藩镇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使得神策军精锐尽出，京师空虚，几乎颠覆社稷。
    第三阶段，神策军与宦官势力紧密结合期，从唐德宗贞元初年起至唐禧宗广明年间长安失守。
    自从唐德宗返回长安后，便开始对于神策军进行新的补充和建设。而这次建设主要以建立神策军两军中尉制度为核心。唐德宗在兴元年间便开始对于神策军进行扩充，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分别以窦文场和王希迁监两厢，不久又将左右厢改为左右军。此时的德宗由于经历了径师之变，对于文臣武将均不信任。故而把重新组建的神策军交由宦官统率，在贞元年间正式设立左右神策中尉作为神策军的最高领导。同时也建立起了一整套的指挥系统，其中如副使、判官等均由宦官出任。而在京西北的神策军军镇也均有监军使，这就使得宦官势力深深地植根于神策军内部，从此以后神策军与宦官势力密不可分，紧紧地联系到一起。
    在这一阶段，神策军在指挥体系上基本由宦官控制，在布防格局上，神策军在京西北地区形成了众多的军镇，这些军镇与地方藩镇形成了防卫吐蕃入侵的有力屏障，使得吐蕃再也没有能够深入关中腹地。同时，神策军镇还起到了监视歌内藩镇的作用，防止再次出现祸起肘腋的情形。战斗力上，神策军在此阶段呈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与神策军自元和年间起便不再征伐有很大关系。他虽然能够在历次皇位交替和宫廷政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在阵地作战的能力上基本丧失，所以会出现在黄巢之乱的过程中神策军不堪一击的情形。黄巢之乱中的潼关之战标志着唐德宗重建的神策军的彻底溃亡，神策军进入他的衰亡时期。
    第四阶段神策军与宦官集团的分离、衰亡期，从唐僖宗奔蜀，田令孜创立神策新军起至天复三年年崔胤废神策军止。
    神策军溃亡后，田令孜在成都重新招募组建了神策十军五十四都。这批神策新军每都千人，总数在五万人左右。但在指挥方式上与以前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虽然保留了两军神策中尉，但在基层指挥结构上以军使和都将为神策新军的直接指挥者。神策中尉逐渐无法直接驾驭神策军，反而采取了与都将结为假子关系来控制军队。正因为神策中尉的控制力下降，神策五十四都的军队有相互攻击者，有追随宦官出奔者，有投靠强藩者。逐渐成瓦解之势，至今年被韩建解散，神策新军也退出历史舞台。后虽又重新招募两军用以护卫皇宫，但这定额六千人的军队完全已丧失了任何战斗能力，只是一支有着神策军名号的普通卫队了。故而在南衙北司纷纷勾结强藩为援的时代，宦官集团投靠的李茂贞输给了宰相崔胤投靠的朱全忠，所以崔胤迫使唐李晔尽杀宦官，废神策军。存在一百多年的神策军正式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所以可以这么说，在神策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宦官势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神策军赴难中原，它走过的每一步脚印都有宦官势力的踪影。从边军到藩镇再到中央禁军都是依靠鱼朝恩的扶持；兵力达到十五万，形成神策中尉制度是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功劳。反之，神策军的强大也为宦官势力把持朝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历次皇位交替和与朝臣的斗争中，都可以看到神策军定鼎乾坤的作用。在衰亡的过程中，二者也是一致的。由于中央政权的衰落，宦官势力不可避免的也在衰落。而依附于宦官集团的神策军自然而然也是走下坡路的，在战斗力、兵力和给养上都呈现了下降的趋势。所以神策军与宦官集团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故随着宦官集团的覆灭神策军自然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而李曜之所以听到李巨川说能让神策军为自己马首是瞻之后吃了一惊，则是因为神策军再如何不济，在目前的情况下，仍应该是尽量维持皇权的一支军队，为何李巨川这话听起来，竟似乎有把握能让神策军投到藩镇麾下一般。要知道，这个“投”，是整个神策军的投靠，而不是神策军麾下某个将领带着本部人马的投效。
    如果掌握神策军……李曜心中也不由得跳得快了不少。
    那岂不是表示，自己可以看似不挟天子地挟天子？
    第211章 掌控四镇(一)
    无论是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齐桓公的“奉天子以讨不臣”，实际上都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再辅之以天子天下正统的名望来“威天下”。李曜千等万等，此时此刻才决定出兵，为的当然也是尽量利用皇权的余威，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但有一点让他感到犹豫的是：自己现在是否真有这样的实力。
    诚然，李巨川的话足够让任何关中附近的藩镇动心，但李曜本身绝非冒失之人，如果“挟天子”或者“奉天子”之后，自己的能力只如韩建这般，那迟早会引火烧身。在皇权衰落而民心对这个王朝仍有留恋的时候，天子是所有藩镇都想要控制但却未必都能控制得了的。
    为何说民心不可逆？历史上朱温“反正”之后，原本一直以大唐忠臣面目示人，因此东征西讨都未遭到民心怨恨，实力越来越强，而李克用虽然救驾数次，几次将大唐从死亡线上拉扯回来，却因为有那么两次违逆天子圣意而被质疑甚至诟病。但到了朱温胁迫天子迁都洛阳，继而必死李晔，最终自立为帝以后，民心民意就彻底抛弃了他，李克用、李茂贞、杨行密、王建等均不承认其正统地位，联手与之相抗，最终以李克用势力为基础的后唐取代朱梁的后梁，成为“正溯”，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李曜缓缓闭上眼睛，道：“神策，天子之禁军，岂宜由藩镇发号施令？人之所以为人，无外乎情、理、法三字。于情，我为宗室，若不思爱存天家，人情何在？于理，我为臣子，若只图耀武扬威，不维护君上尊严，天理何存？于法，我为藩镇，当维镇藩岳，拱卫天子，若心存私念，谋夺禁军大权，置圣人(皇帝)于不顾，国法何容？”
    李巨川哈哈一笑：“情理法？好一个情理法。”他扬眉道：“于情，蒲帅乃是让皇帝之后，本为天子帝胄，若非玄宗明皇帝恃军威而凌天子，让皇帝不欲老父失子、骨肉相残，怎能让出属于他的东宫大位？按此说来，这数代皇帝，皆非正溯，别说蒲帅掌握神策，便是重拾大宝，又有何不在人情之类？”
    “于理，朝廷暗弱，内不足安邦，外不足定难；天子轻佻，讨伐竟向忠臣，冤杀多为节烈。大顺元年，晋王被朝廷讨伐，不过三年，却是晋王起兵定难关中；景福二年，天子讨李茂贞，官军大败，诿过贤相杜让能，杀之以平凤翔之怒。而后数讨凤翔，无一胜绩，如此轻佻天子，动则大损朝廷威严。蒲帅既然说理，又何必维护此等天子？”
    “再者说法，藩镇小者，职于保卫边疆，维护地方；藩镇大者，职于存亡续绝，维护朝纲，蒲帅若要说法，不若今日便传檄天下，废昏立明！”
    李曜扶额道：“某就想不明白了，你李巨川为何偏要怂恿某做这些事？某即便是真如你所言，去做了这些个乱臣贼子之事，于你有何好处？”
    李巨川又是哈哈一笑：“某读书三十余载，所为何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某身已善，唯求兼济天下耳！”
    这次却轮到李曜哈哈一笑了，他笑着道：“看不出，先生竟有如此宏图，只是某却不解，既然先生欲兼济天下，为何却屈居同华片亩之地，如此亦可兼济天下？”
    这话未免带了些讽刺的意味，谁料李巨川听后却不怨怒，反而正色道：“韩公于蒲帅，或许不足一提，然则在蒲帅之前，某以为天下诸藩，未尝有胜于韩公之辈。”
    李曜饶有兴致地反问：“哦？这倒要请教则个，韩建，田舍翁罢了，何德何能竟被先生这般看好？某闻当初先生原为河中掌书记，素为重荣公所重，而先生竟舍河中繁华而就同华贫瘠，某实不解，愿请先生解此大惑。”
    李巨川摇头道：“非是看好。”他仍然一本正经，道：“若论铁骑奔突、纵横天下，韩公不如晋王；若论纵横捭阖、明忠实奸，韩公不如汴主；若论宽仁体恤、善得军心，韩公不如淮帅。至于李茂贞，因缘际会罢了，一旦遇上劲敌，必败无疑，此不足为论。而韩公却有一事，胜此三雄多矣。”
    李曜这才有些重视起来，坐直身子，问：“哪一事？”
    李巨川缓缓道：“韩公善养民。”
    李曜沉吟片刻，又问：“你是说，韩建治下，同华之民得其宽厚，因而安居乐业，颇胜别处？”
    李巨川稳稳点头：“正是。”
    李曜沉吟着思索片刻，也点头承认：“不错，此事算韩建之功。”
    李巨川扬眉反问：“某闻蒲帅数年之内，由白身而至节帅，已近人臣之巅，颇有留意，而后方知蒲帅内修文治，外练强兵，文武兼修，方有今日盛况，心实倾慕，今番虽兵临城下，仍请缨来见，不为说和，不为求全，只为问蒲帅几个问题，不知蒲帅可愿诚恳以对？”
    李曜闻之惊讶，盯着他的眼睛，李巨川丝毫不让，也正正地看着他，似非作伪。李曜想了想，点头道：“先生既然如此说了，李曜自无不允。”
    李巨川听他自称李曜，而非李存曜，眼珠微微一动，但却装作不知，仍先问了心中所想：“天下大势，乱治轮回。某读书三十载，总有些不明所以之处，某今身为‘贼臣’，怕命不久矣，念及‘朝闻道，夕死可矣’，闻蒲帅天下大才，因而欲在死前求一真理：蒲帅以为，隋强一时，忽而而亡，我大唐承袭前朝旧制，却绵延近三百载，纵然如今朝廷暗弱，天子轻佻，天下万民仍对大唐心存冀望，其为何也？又问，秦强一时，忽而亡国，汉承秦制，东西(两汉)绵延四百余载，又为何也？”
    李曜略微诧异，问：“你不问生死，不问前程，竟问此事？”
    李巨川点头正色，一脸肃然道：“正是。”
    李曜心中暗道：“这个问题后世的一些论坛上倒是颇有些爱好青史煮酒的哥们喜欢讨论讨论，我当然也能答得出来，只是我要跟你说这是社会变革的必然阵痛，是奴隶主转为封建制以及门阀制转为科举制所导致必然动荡而统治阶层未能顺利引导最终导致灭国的结果，再跟你说说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可不就全是后世的历史观说辞了，你难道一时明白得了？”但见李巨川一本正经地模样，李曜忽然想到一件事：莫非此人打算投靠我？
    这不奇怪，李巨川本人，就以原先历史上的记载来看，也算是个有本事的了，有本事的人要转投他人，必然要有一些理由。就像他刚才所说他从王重荣手下跑到韩建手下，就是因为韩建更体恤民情，这对于“封建儒家”的读书人来说，未必不可能，而且甚至颇有可能。
    那么，他因为其他一些什么思想理想之类的原因转投自己，也未必不能啊。只是，他这个问题要怎么跟他说，才说得明白，而又不会超出这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的范畴呢？
    不过李曜对于李巨川的敏感还是颇为欣赏，隋朝与秦朝出奇的相似，这事似乎到了现代社会才被重视。按照现代社会的说法，两者最大的相似无非三点：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
    现代人很喜欢讨论，认为没有隋炀帝的中国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按照恩格斯“他人替代论”来说，没有杨广，也肯定会有第二个或者类似的一个隋炀帝出现，但按照李曜读史的分析，他却觉得这个隋炀帝第二即便是延后一分钟出现，恐怕历史也将大大的不同。可惜他无法证明，除非他穿越来的朝代不是唐末，而是隋朝或者北周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其实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里面的人物可以投掷骰子做出选择，但无论你怎么折腾，你也跳不出游戏设计者的掌心，gm也许不能控制一切，但总策划显然可以。在西方，这个总策划叫上帝；在东方，这个总策划叫做辩证历史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东方封闭环境中的必然规律，当时秦前那会儿，八百年周王朝早已分崩离析，之后早晚要被某一个国家统一，但究竟是谁统一，什么时间统一，怎么个方式统一，那就是游戏玩家的事，而不是游戏设计者的事了。隋炀帝其实跟秦始皇有些类似，甚至后人有个说法叫做：“秦始皇多活几年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少活几年就是秦始皇。”李曜一直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隋炀帝的确是一个历史牛人，他的作用就是大大地影响历史进程，或者说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毁灭，同时又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新生，只不过隋炀帝肯定没学好辩证历史这门功课，历史证明他这门课实实在在的是挂科了，当然他其他课程不是优秀得一塌糊涂，就是糟糕得一塌糊涂，绝对是个偏科尖子生。
    李曜一直认为秦朝和隋朝都是很伟大的，其伟大之处，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秦朝也好，隋朝也罢，它们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单说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朝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朝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杨广显然没有控制好，安全生产做得不够到位，结果产生了爆炸，把偌大一个隋朝自己给葬送了，大唐则和当年的大汉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改革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朝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朝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就知道隋文帝、隋炀帝是想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当时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这两位配合得也很默契，不比后来贞观时的“房谋杜断”来得差半点：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而且这位同学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显然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回事）。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十五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而经济上隋朝实行了“均田法”，均田这个东西，一贯是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隋朝这个改革，虽然也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总以前要好得太多太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在农耕文明时代，这就真的是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隋朝的这些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里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给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此前汉武帝的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然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现象，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乎，门徒慢慢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的那个时期，这位同学趁乱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曹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个才算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相近，只是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像太原王氏，为什么传承千年，也就是沾了这种制度的光，再加上这些世家垄断了读书权利，人才自然也就出得多——教育歧视啊。
    然而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孤家寡人”啊！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好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朝，天家杨家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呢？那无非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士族显然对于杨家没有好感，后来杨广并不担心“盗贼”，而老怀疑自己的大臣，根源其实也就在这儿。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阴柔，战国时的尚武精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后来的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开国的时候还能打点硬仗，等过个几十年，基本上战斗力就……“糟了个大糕”。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一直在倒退，此处暂且不表(今后李曜地位到了再说)。
    当然如果说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隋朝和秦朝都有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东都、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征南蛮、修长城、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实际价值远大于后世李曜看习惯了的那无数个政绩工程，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问题是他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后代造福，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不如后世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养，因此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