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沛的人力才是限制了大明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原因。
    格里安奇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朱允炆从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在他对古代社会的认知中，一直都是坚定不移的人口党。
    即国家丁口越多、地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加的强大。
    即使是几百年后，拥有四万万人口的满清被几千名英法联军打的欲罢不能，绝大多数人也只会认为那是因为西方的火器发达所致。
    在火器化没有全面普及或者说进化到可以大规模屠杀成建制军队的时候，人口数，不就是国力最直观的表现吗？
    “大明的劳动力有多么廉价？”
    格里安奇举出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佐证他的观点。
    “一个地主拥有一万亩田地，他雇佣了一千个无地的佃农来耕作，每年每个佃农只需要支付一两银子，平素里也只需要管中午一顿饱饭即可，这些就是地主一年的投入，回报是一万亩田地的产出。
    这个地主还可以选择购买一百头耕牛，然后给这些耕牛拴上犁耙，再雇佣一百个佃农来驱赶这些耕牛就可以耕完一万亩地。
    一百头耕牛，即使以大明现在拥有整个草原的情况下，价值也远远超过五千两，人吃牛嚼，一年的开销就算三百两。
    以十年来算，雇佣佃农十年的开支才一万余两。
    而购置耕牛虽然是一次性投资，但十年下来的开支也达到了八千两。
    投资的回报率太低，而风险又太高。
    如果耕牛十年内死了，田产遭到了天灾，这些投资就是打了水漂。
    所以，地主仍然会选择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这就是劳动力廉价的主观表现。”
    在提出这个例子之后，格里安奇继续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社会文明的发展、社会主要生产方式沿着某一种模式达到了上限，从而停滞不前的一种内部无法完全消化过剩产能，从而导致在劳动所获取的报酬上不断按照层级递减的现象。”
    格里安奇这一段嘚吧嘚的内容放在后世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经济内卷化。
    中国的经济内卷化进程是具有标志性和独有性的人口过剩。
    “在大明，随处可以看到的是游手好闲的闲散之人。“
    格里安奇的话有失偏颇，但却也是一个很严峻的事实：“每年的农忙之后，民间就会闲置大量的劳动力，早些年，大明国内还有着官办的工程来雇佣这些闲散劳动力。
    随着近几年，贵国在印度掳掠了大量的劳奴之后，最最需要劳动力的基建工程被印度阿三所替代，使得民间劳动力一下空出了几十万。
    空出来的劳动力想要寻求工作的岗位，而雇佣的资本方自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工钱的支付。
    劳动力成本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极大压制了民间的消费能力，即使是南京城，百姓超过半数都处在勉强糊口的贫困经济状态。
    而陛下您看这泉州，像南京城里那种勉强糊口的家庭有吗？
    没有，泉州百姓的生活质量，完全是贵国首都南京的数倍，这不足以让您感到反思吗？”
    “照你这么说，反倒是朕的不是了？”
    朱允炆脸上稍微有些挂不住，他感觉自己的智商或者说见识被一个古代人按在地上摩擦是一种身为现代人的耻辱，尤其当这个古代人还是一个老外的身份。
    “基建工程朕不抓劳奴，难不成还拿我大明子民的血肉来填吗？”
    基建哪里是上下嘴皮子一碰就可以开干的。
    永乐朝初期修山东运河，前后死伤工农数万，直接逼得齐鲁大地白莲教造反。
    有洪武、永乐两朝盛世，局域性、时段性的造反也层出不穷，更遑论明中后期嘉靖、万历朝了。
    十年九反已成常态化。
    “还有，你说劳动力产能过剩导致了生产力下降，资本方裹足不前，难不成你还让朕杀自己的子民来释放？”
    朱允炆一瞪眼，把格里安奇吓了一大跳。
    后者连连摆手，脸色变得煞白：“不不不，过剩的人口产能未必就全是弊端，也是有好处的。”
    见皇帝不说话，格里安奇小心翼翼的打量两眼，字斟句酌的说道。
    “劳动力过剩，对于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因为内部无法消化就会不停的产生在内部的经济层级递减。
    不仅会破坏城市化进程，更会使得除农业外的其他工业副业重心转移。
    但是劳动力过剩，对于开放的经济环境则是相对有利的。
    这就是我之前提及的，皇帝陛下您前两点对经济的要求和第三点产生冲突的原因所在。”
    限制资本的发展，严控外资的流入，就是一种封闭的社会经济体系，大明过剩的劳动力资源就势必不可避免的产生内卷化。
    “没有外部资本的流入，大明国内的资本方可以畅享人口红利，安然享受着数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口资源。
    粮食不够，他们就雇人来种，布匹不够，他们就雇人来织，煤矿不够，他们就雇人来挖，这就是通过堆人口数量的方式来增加生产数量。
    而一旦放开外资的准入，在雇佣关系上，可供劳动力的选择就会多出，虽然性质都还是压榨。
    但起码可以增加劳动力的雇佣成本。
    在对外的贸易中，因为大明本身的商品成本因为劳动力成本极低而相应化降低，在大宗交易中是占据绝对竞争力的。
    同样的纺纱，欧罗巴的价格就要比大明昂贵，这就是劳动力差矣导致的。
    如此一来，贸易顺差就会出现，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相对有利的地方。
    而大量引进外资，对内抬高劳动成本，可以使得资本方的发展重心发生转移。
    一旦依靠人数来增大产量的方式入不敷出，那么就势必要想办法如何降低人力成本同时，仍然还能使得生产力不降低。
    要么死命压榨和剥削劳动力，要么在技术层面革新。
    而眼下，泉州已经在这一块迈出坚定有力的步伐，也看到了成绩。
    大明的海船技术对比我看到的十几年前的记载，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就是资本方为了海贸往来速度能够增快，多出两趟货赚取更多财富所引导推进的。
    所以我建议皇帝陛下，泉州前进的脚步不能在这个时候停住，相反，您还要鼓励和支持更大规模的开放，不仅是在泉州，包括福州、广州、珠江等地都要如此。
    大明是一个伟大的帝国，眼下也是一个充满了财富和机遇的帝国，是无数海外商人趋之若鹜的宝地。”
    格里安奇的话说完了，朱允炆陷入到沉默之中。
    他听懂了格里安奇的意思，所以他需要仔细考虑一下这其中的利弊。
    是全面放开和鼓励资本的进步和在这个国家占据的比重地位，还是有限度的画出一个框架，让资本在其中蹦跶，只作为大明这个国家的税收来源之一。
    不过格里安奇说的确实有道理。
    大明包括之前的历朝历代，无论是盛世如开元，还是南宋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由商贸。
    中原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富庶。
    绝大多数超过九成以上的百姓，仍然是处在勉强及格的温饱线上。
    大多数人一直在强调生产力，却又有几个真正懂得什么是与生产力关联的社会关系呢。
    朱允炆本来以为他懂，来到大明后才发现他其实并不懂，而现在他明白了。
    技术革新使得生产力增加只是能够一目了然看到的结果，变更社会经济形态才是推动技术革新的前置条件。
    而这一点上，几千年来的中国王朝都懒得去思考这个问题。
    唐宋元明清都是如此，甚至经济内卷化最严重的时代，就是乾隆、嘉靖时期。
    整整四亿多的中国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地方的小地主、小资本家可以安然趴在几亿人的脑袋上吸血。
    现代话来说，就是在享受‘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从来不是老百姓享受的，而是工厂和资本家享受的。
    因为人越多，劳动力越廉价。
    而劳动力越廉价，老百姓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手工品就不值钱，或者拿命去打猎、翻山越岭翻找的名贵药品也不值钱。
    人命都不值钱，那你拿钱换的东西还能值钱吗？
    这就是经济内卷化过程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在这种社会经济体系之后，只有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最舒服的，至于那四亿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那就无法想象了。
    吃不饱，也不可能穿的暖。
    近现代的中国甚至没有经历过变更社会经济形态的过程，而是直接一步就走到了技术革新使得生产力增加的结果阶段。
    只不过这种获取技术革新的方式，不是咱们自己衍变出来，而是在鸦片战争后，被动的将西方科学技术拿来进行学习罢了。
    “伟大的皇帝陛下，我在南京的翰林院，看过由您的语录收集整理而成的一些书。
    在这本书中，您曾经提到过，当大明国内环境达到饱和的时候，就势必需要寻求对外的扩张来转移国内的矛盾。
    您的高瞻远瞩让我感到敬仰，您的这个想法不正恰如我之前的建议吗。”
    “先吃饭。”
    这个功夫，一排内侍捧着美食进入，朱允炆也不再多说什么，开始招呼其格里安奇吃饭。
    “你的提议朕会好好想想，过几天，你跟朕一道南下去广州再看看。”
    格里安奇顿时喜上眉梢。
    他这种殊荣在大明有一个说法，叫做伴驾御前。
    再接再厉，说不准自己脑袋上那个副字就可以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