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当时，可谓是声望最高的保守派，连他都被罢职了，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苏轼，也是保守派。
    他虽然是天才，但在当时声望并不高，所以，他反对新法，立即被贬出朝廷了！
    苏轼，他的出身，那是文学世家，因为他的先祖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也是个大才子，可谓出身就有文学基因。
    他的祖父苏序，父亲苏洵，均是文人，尤其是他的父亲，唐宋八大家之一，号称“苏老泉”。
    他替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他的弟弟苏辙，自然是车辙的意思，希望苏辙脚踏实地，越走越远。
    《宋史》里面记载苏轼小的时候，他母亲程氏亲自教授他读书。苏轼听到古今成败之处，就能说出其中的要旨。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时，激愤叹息。苏轼就说：“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是否赞许？”程氏说：“你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可见苏轼从小就其志不小，其母也是个贤惠开明的母亲。
    苏轼二十岁时，博通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他喜欢读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了《庄子》，感叹地说：“我过去有见解，口中说不出来，今天见到这本书，正中我的心意！”
    对《庄子》能够有这样的感悟，说明苏轼将成为豁达潇洒之人。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京应试。
    这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
    这俩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苏轼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他的文章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 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名。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
    苏轼去谒谢他们的时候，他们即以此问苏轼。
    苏轼答道：“想当然耳！”
    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苏轼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就在他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的时候，突然传来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
    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此时是赵曙当皇帝，他在藩王府时就听到苏轼的名声，打算仿照唐朝成例召他进入翰林院，任命他为知制诰。
    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是会成大器的，将来自然会被朝廷大用。关键在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信服他，都希望朝廷任用他，到那时重用苏轼，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异议。假如现在马上重用他，那么天下人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
    赵曙说：“暂且让他任修起居注如何？”
    韩琦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的职位差不多，不可急于任使。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请召他来参加考试。”
    赵曙说：“考试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像苏轼还有什么不能的呢？”
    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考试二道策论，苏轼再次考入三等，得到直史馆的职务。
    苏轼听说了韩琦的这番话后，对韩琦说：“韩公可以说是用道德修养来爱护人才。”
    就在苏轼要大展身手的时候，治平二年，他的父亲苏洵病逝，苏轼和苏辙兄弟只得扶柩还乡，在家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苏轼看到师友纷纷被贬出朝廷，再加上对新法也有意见，当下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上书皇帝，谈论新法的弊病。
    苏轼的奏疏呈上之后，赵顼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件事，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消失了。”当天召见苏轼，问他说：“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指明陈述出来。”
    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性具有文武才能，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但是担心陛下求治太急迫，听他人的话太广，提拔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待事情发生，然后再应付它。”
    赵顼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当要周密考虑。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该为我深入思考治乱问题，不要有所隐瞒。”
    苏轼退出后，把召见的情况向同僚们说了。
    王安石听了，很不高兴，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
    苏轼决狱断案精审敏捷，名声越传越远。恰逢上元节皇帝敕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下令压低价格。
    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这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晓陛下的心意，都说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很小，对国家大体却影响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敕令。”
    皇帝听了，立即下诏停止买灯。
    苏轼见皇帝仍然信任王安石，坚持要变法，当下再次上疏皇帝，请求停止变法。
    这一次，赵顼没有再召见他。
    赵顼是铁了心想变法图强，专信王安石了。
    苏轼见王安石力赞皇帝独断专行和专用大臣，当下在考试进士策论出题时，用“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意任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作为问题。
    这事使得王安石更加恼怒，让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的过失，但一再追究之下，一无所得。
    苏轼见王安石要整自己，当下请求出任地方官。
    赵顼准许苏轼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宦海中，开始了他浮沉的生涯。只是他想不到的是，这不是他最惨的，而是还有更惨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