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鹿传霖跟清锐早就约好了，而且当面告知蒋式瑆，第二天一早在都察院会面，等他见了两官一下来，立即到汇丰银行查案。
    依旧是两轿一车，前后护拥，到了东交民巷。少不得还要投帖，坐在轿子里的鹿传霖，在等着汇丰银行的洋人出迎，结果出来一个中年人，走到轿前随随便便问道：“两位大人，要见我们的洋管事希礼尔先生？”
    “对了！我跟清大人是奉旨来查案的。”
    “喔，请吧！”那中年人自我介绍：“我是这里的买办，姓杨。”
    于是两位一品大员在银行门前下了轿，被引入客室，已有一个洋人在等着，走上来伸手相握，然后摆一摆手，表示让坐。
    杨买办亦老实不客气，坐在宾主中间，介绍了双方的姓名，希礼尔问：“他们来做什么？”
    等杨买办将话翻译过去，鹿传霖答说：“我们奉到上谕，彻查庆亲王奕劻的存款。请你们把存户名册拿出来看看。”
    恰如那桐所料，希礼尔一口拒绝：“存户的名册，照定章不准公开的。”
    “不看名册亦不要紧。”鹿传霖很快的让步，“只告诉我们，庆亲王在你们这里有多少存款？”
    “什么人在本行存款，照定章亦是不能宣布的。”
    这一下，鹿传霖有些生气了，但不敢发作，“那么，”他问：“你们跟庆亲王有没有往来？”
    这一次希礼尔的回答很清楚：“根本没有见过这位亲王。”话说不下去了，鹿传霖问清锐：“秋翁，你有话问没有？”
    “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了。”
    “那么，蒋都老爷你呢？”
    “我奉旨跟两位大人一起来，上谕上并没有准我发问。”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话说？”
    “是！”
    “好！那就走吧。”
    此一行也，比前一天扑个空还要没趣，只好回到都察院，商量复奏。
    “只有据实陈奏。”清锐答说：“洋人不讲理，上头也知道，不会怪咱们查得欠精细。”
    “据实陈奏！不错，据实陈奏。”鹿传霖说：“就请老兄这样主稿吧！”
    于是清锐找人拟了一个奏稿：“本月初二承准军机大臣交到谕旨，御史蒋式瑆奏，官立银行请饬亲贵大臣入股，以资表率一折，据称汇丰银行庆亲王奕劻有存放私款等语，着派清锐、鹿传霖带同该御史，即日前往该银行确查具奏，钦此。遵即到署，传知御史蒋式瑆，一同前往汇丰银行，适值是日礼拜，该行无人。复于初三日再往，会晤该行管事洋人希礼尔及买办杨绍渥，先借考查银行章程为词，徐询汇兑、存款各事，迨问至中国官场有无向该行存款生息？彼答以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见过。询其帐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准以示人。诘之该御史所陈何据？则称得之传闻，言官例准风闻言事，是以不揣冒昧上陈。谨将确查情形，据实缮折复奏。”
    名为“确查”，其实皆为片面之词，但“答以庆亲王则未见过”这句话，很有力量，暗含着人尚未见过，何来存款之意在内。折子上呈，折底早有巴结奕劻的人，抄送到府。奕劻一看，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只待王竹轩一到，便好提款，改存别家银行。
    蒋式瑆当然也知道了复奏的内容。冷笑着说：“这叫什么确查？完全是为庆王开脱。将来不出事则已，一出事看这两位大员，吃不了兜着走！”
    “何为出事？”有人问说。
    “将来查出来庆王确有汇丰存款，那该怎么说？如果此刻复奏上‘谨将确查情形’这一句，改为‘谨将未能确查各缘由，据实复奏。’庶几近之。照现在说法，将来查有存款实据，清、鹿两公不是欺罔，就是包庇，其罪不轻。”
    这些话传入奕劻耳中，暗暗心惊，因此等王竹轩一到，奕劻命载振告诉他，要做到两件事，一是提款，二是销帐，务必不露任何痕迹。
    王竹轩满口答应着去了，第二天回复：“洋人的意思，提款即不能销帐，销帐即不能提款。两者择一，特来请示。”
    “提款不销帐，这话说得通，销帐不提款，怎么行？帐都销了，存款在那里？”
    “喔，这是我没有说清楚。”王竹轩歉意地笑一笑，“洋人的意思，尊款改个户名，仍旧存在汇丰，至少存三个月。至于‘庆记’的户名，保险销得一无痕迹。”
    “那行！你看改个什么户名呢？”
    “悉听尊意。”
    载振想了一下说：“用‘安记’好了。”
    “是！这手续我去办。”王竹轩说：“请振贝子把庆记的存折跟图章给我。”
    到得第二天，王竹轩送来一本“安记”的新存折，是二个月的定息存款，另外两枚图章，一枚“庆记”，一枚是他代刻的“安记”。
    一场风波，轻易渡过，存款分文无损，更觉痛快的是，批复清锐、鹿传霖复奏的上谕，斥责了蒋式瑆一顿，说“言官奏参事件，自应据实直陈，何得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臆陈奏，况情事重大，名节攸关，岂容任意污蔑？该御史着回原衙门行走，姑示薄惩。”
    蒋式瑆是由翰林院编修“开访”，考选而得的御史。“回原衙门行走”，即是仍回翰林院去当编修，实际上等于降调。在奕劻父子看，实在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因而很见王竹轩的情。
    王竹轩却是逊谢不遑，跟载振走得更近。这样过了两个月，忽然到庆王府辞行，说是调回上海了。谆谆相约，如果载振因公南下，务必到上海稍作盘桓，容他好好做个东道。处得好好地，忽然热辣辣地要分手，载振心里倒难过了两三天。
    及至存款三月期满，奕劻一天想到了，觉得还是提出来，放在手头为妙。于是派了一名亲信侍卫名叫哈石山的，持了存折图章去提款，结果空手而回，满脸沮丧。
    “怎么回事？”
    “款子叫人提走了。”
    奕劻大惊亦大惑，“怎么会呢？”他说：“你别是走错了地方了吧？”
    “没错儿！不就挨着德国使馆的那家银行吗？”
    “嗯！他们怎么说？”
    “说存折已经挂失了，另外发了新折子。这个折子不作数。”
    “不作数？”载振大为困惑，那么图章呢？”
    “图章换过了。这个，也不管用了。”
    “谁换的？”
    “那，那，没有问。”
    “不用问，大爷！”有个很懂银行规矩的帐房插嘴说道：
    “是受了骗了，是王竹轩干的好事。”
    照此帐房的推论，王竹轩要动手脚毫不费事，关键是将“庆记”的存折与图章交了给人，也就等于将六十万两银子双手奉上，伏请笑纳。至于“安记”的存折与印鉴，最初是真的，但王竹轩既然存心不良，可以预先钤印在两份空白书表上，一份用来挂失，申请发给新折，一份申请更改印鉴。这一来，存在王府的存折及“安记”那枚印鉴，便成了废物了。
    怪不得王竹轩会调到上海，原是早就筹划好的步骤。怪来怪去只怪当初，一顿脾气发掉了六十万银子，只好认吃哑巴亏。
    但奕劻却没有他儿子看得开，又因为是哑巴亏，一口气闷在心里发泄不得，更觉难受。整天拉长了脸，什么高兴有趣的事，亦不能使他破颜一笑。
    心境与奕劻相反的是蒋式瑆，从王竹轩那里分到二十万银子，虽较原定各半之约，少了三分之一，亦已心满意足，半夜里从梦中都会笑醒。当然，有了钱不妨敞开来花，反正他发过妻财，排场远胜过“借京债”度日的，所以阔一点，也不容易看得出来。
    这是蒋式瑆自己的想法，别人看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新盖一座住宅，光是那一带水磨砖砌的围墙，气派即不下于王府。在京里当翰林，又是放了广东的考官，四川的学差，还能发财吗？在这个疑问之下一打听，奕劻父子大上其当的真相，以及蒋式瑆夫妇之间的诟谇，便都掀出来了。
    于是，有一天清晨，蒋家的下人，发现围墙下挤满了人，走去一看，水磨大砖上写着鲜红的十六个大字，是一副对仗工稳的对联：“辞却柏台，衣无懈豸；安居华屋，家有牝鸡。”也不知是用的什么特制的洋漆，怎么样擦洗亦无法消退。于是蒋式瑆的脸也拉长了。
    ※※※
    为了六十万银子损失，庆王府的门包又涨价了。而且，规矩更严，绝无通融，没有门包便不能进门。也有些不打听行情的老实人，看到庆王奕劻的煌煌手谕，高贴在壁，严禁收受门包，竟信以为真，以致枉劳脚步的。
    有个进京公干的河南学政林开谟，公毕回任，照例遍谒显要而辞行，最后只剩下奕劻一处，去了三次未见到，不免口发怨言。
    “京里各位大臣都见过了，只要见一见王爷，就可以动身了。那知道这么难见！”
    “要见也容易。”庆王府的门上微笑说道：“意思到了，自然就往里请了！”
    “意思到了？什么意思？”
    门上看他象是个书呆子，便老实说道：“我就说给林大人吧，得赏个门包。”
    “管家你看！”林开谟指着壁上的条谕：“王爷有话，我怎么敢？”
    “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林大人，你这个钱也不能省。”
    林开谟倒不想省这笔钱，无奈未曾预备。如果派人回客栈去取，未免耽搁工夫，因而不免踌躇。
    正当此时，一辆蓝呢后档车疾驰而至，车帷掀处，出来一个红顶狮补的徐世昌，一见林开谟便问：“老世叔还没有出京？”
    原来林开谟的父亲叫林天龄，同治初年的名翰林之一，曾入选在弘德殿行走，不过所教的是为穆宗伴读的恭忠亲王长子载澂。当时少年亲贵中，载澂的资质无双，而淘气亦算第一，戏侮师傅，无所不至，每每学林天龄那种大舌头的福州官话，隔室相闻，可以乱真。林天龄情所不堪，坚决求去，老恭王为了表示歉意，设法放了他一个江南考官。有个门生镇江人，名叫支恒荣，后来点了翰林，是徐世昌会试的房师，所以徐世昌成了林天龄的小门生，算起辈分来，自然该叫林开谟为“世叔”。
    “我来见王爷。”林开谟答说：“那知道王府还有……。”
    “我知道，我知道！”徐世昌不让他说下去，“老世叔，你等一等。”
    等不多久，门上来说：“王爷请！”这自然是徐世昌一言之功，而门上的脸色不会好看，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
    送走了徐世昌与林开谟，奕劻接见一个等候已久的访客。
    此人名叫周荣曜，身分相当奇特。
    周荣曜戴的是暗蓝顶子，官居四品，但他一直是个书办，粤海关管库的书办，手眼通天，发了几百万银子的大财。从李鸿章、谭钟麟到德寿，历任两广总督，大都对他另眼相看，但从上年夏天起，便遇到克星了。
    这个克星就是岑春煊。他一到任，先参武官，后参文官。南澳镇总兵潘瀛、柳庆镇记名总兵唐生玉革职充军，千总潘继周军前正法。文官之中，首当其冲的是，在广东有能员之称的南海知县裴景福，岑春煊参他“声名狼藉，请革职看管”，一面出奏，一面拘禁，出告示接受控诉。那知裴景福也很厉害，不知使了什么手腕，竟无人出面检举。于是裴景福自请罚锾助饷，岑春煊无奈，只得照准。释出以后，裴景福走错了一步，私下逃到澳门。这一来反而授人以柄，岑春煊几番交涉，不得要领，一怒派兵舰到澳门，非提回裴景福不可。结果引渡回省，奉旨充军新疆。
    岑春煊有参属员的瘾，三日一小参，五日一大参，最后参到了吴永头上。
    吴永是辛丑回銮那年，放的广东高廉道。岑春煊到任，改调雷琼道，曾为韩愈、苏东坡谪居之地的海南岛，即为辖区。此一调在吴永已觉委屈，而岑春煊意犹未足，一个折子参了十一个人，以吴永居首。
    照常理说，通折参劾，自然是列名越前，处分越重，从无例外之事，居然出现了例外！岑春煊对吴永所拟的处分是“请开缺送部引见”，而以下十名，重则查抄遣戍新疆，轻亦革职永不叙用。这样做法，看起来似乎不忘昔日香火之情，其实用心甚深。
    因为，岑春煊知道吴永的帘眷未衰，如果处分拟得太重，慈禧太后会不高兴。如今与情节重大的劣员同列，且居首位，暗示吴永的官声，比应该抄家充军的人还要坏，而故意减轻处分，是仰体上意，曲为回护。倘或以下十名皆获严谴，则居首的吴永，又何能独轻？
    那知慈禧太后一看这个折子，颇不以为然，问军机应该如何处置？庆王不答，瞿鸿玑开口。
    他已很有意结纳岑春煊，所以正色陈奏：“国家两百多年的制度，封疆大吏，参劾属员，没有不准的。这个折子当然照例办理。”
    “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想来他做官亦不会坏。这个折子，我看留中好了。”
    “岑春煊所拟吴永的处分太轻，送部引见以后，皇太后如果要加恩，仍旧可以起用。”
    “这又何必多此一举？”
    “跟太后回奏，”瞿鸿玑说：“岑春煊折子里面，还有好几个人，情节重大，似乎未便因为吴永一个人，把全折一起留中。”
    慈禧太后微感不悦，“我只知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他做官一定错不了的，象吴永这样的人，岑春煊都要参他，天下该参的官，可就多了。”她停了一下，右手微拍御案，加强了语气说：“岑春煊向来喜欢参人，老实说，亦未必情真罪当。
    这个折子，我还是主张留中。”
    “岑春煊实心任事，如今又在整饬吏治的时候，他的这个折子如果留中，会助长贪墨之吏的侥幸之心。而况，全折以吴永居首，想来其中必有不堪的情事，如果皇太后能面加训诫，亦是保全吴永之道。”
    瞿鸿玑自觉这话说得很冠冕，可以为岑春煊争得个十足的面子。那知他对吴永的观感，恰与慈禧太后深印心版的记忆相反，谁说吴永不好，在慈禧太后便不以为然。持之愈力，恶之愈甚，终于激得老太后勃然变色！
    “难道岑春煊说坏的人，就定准是坏的？我知道岑春煊的话，不十分可靠，我知道吴永一定不会坏的！由此推想，别的人亦未见得准坏！”她连连击案，“留中！决计留中！我是留中定了！”
    这模样竟是与瞿鸿玑呕气。不但庆王奕劻，面如土色，连重听的王文韶与鹿传霖亦觉胆战心惊。瞿鸿玑碰了这么一个自入军机以来从未有过的大钉子，那张清癯的脸，自是更显得苍白。
    退值回府，瞿鸿玑少不得将廷争经过，驰函广州。岑春煊自然觉得无趣，不过倒是学了个乖，知道以后要参人，必当细叙劣迹。参吴永是弄巧成拙了，倘或胪列罪过，慈禧太后即便有心庇护，至少要经过派员彻查这套遮人耳目的手续，不至于全折留中，便宜了另外那十个人。
    另外的那十个人之中，就有周荣曜在内。侥幸逃过这一关，依旧惊出一身冷汗，他知道岑春煊始终放不过他，迟早还会动手，趁这前折未准，后折未上之间，若不早自为计，祸至无日。
    因此，他不动声色地在暗中作了打算。第一步是派人到京加捐一个四品衔；第二步找内务府的门路，结纳了李莲英；
    第三步才是亲自进京活动。
    人还未到，已有八十万银子汇到京里，但这样的阔客，却住在东河沿的一家普通客栈中。衣饰朴实无华，尽量避免招摇，而出手惊人，庆王府的门包送了五百两，比他人多七倍之多。因此，颇有人替他在奕劻面前说好话，而奕劻亦就不以等闲视之了。
    及至一见了面，奕劻不免诧异，亦有些失望，实在看不出周荣曜有何长处？加以语言隔阂，更觉话不投机，所以椅子尚未坐热，主人就端茶送客了。
    这个官场中的规矩，周荣曜是懂的，急忙站起身来，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红封袋，双手捧上，说一句：“王爷备赏。”
    奕劻不接，只说：“千万不可以，千万不可以！”
    周荣曜是经过指点的，知道这句话在奕劻有时候一天要说上好几遍，正如王府的门上所言：“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自己的“钱可也不能省”。便将红封袋放在桌上，行礼辞出。奕劻送了几步，等周荣曜谦请“留步”时，哈哈腰回身便走，顺手捡起红封袋，用两指拈出银票一看，不由得目瞪口呆，竟是四万两的一张特大红包！
    于是他对周荣曜的观感复又一变，当然也会想到，出手如此，必有所欲。正好那桐来访，顺便就提到此人。
    “粤海关有个姓周的，你见过没有？”
    “见过。”那桐答说：“人不坏。”
    “他进京来想干什么？”
    周荣曜进献的数目，那桐是知道的，他也很得了些好处，自然要尽些心力。“周荣曜出身虽不高，人很能干，精通洋务，善于应酬。如果派到那一国去办交涉，倒是一把好手。”
    “他是想当公使？”
    “派到小国，似乎不碍。”
    奕劻想了一下，点点头说：“这要等机会。你既然跟他认识，必有见面的机会，托你带句话给他，我会替他留意。”
    “是！”那桐略停一下说：“他也跟我说过，倘蒙王爷栽培，另外还有孝敬。”
    奕劻又想了一会儿，“事情很难，再说吧！”他又问：“你是从署里来？有什么消息？”
    这所谓‘署里”是指外务部。瞿鸿玑虽以会办大臣兼尚书，但在军机处的时候多，反倒是不兼尚书的会办大臣那桐，每天到部，对于日俄的战况，比较清楚，而且经常跟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见面。这时候奕劻问起，随即答说：“正要跟王爷来请示，内田来说，日本决定设立满洲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叫大山岩，总参谋长叫儿玉源太郎。另外在大本营还有个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内田说，日本对战事很有把握，而况对俄开战，是为中国争回东三省。中国不应袖手旁观……。”
    “这话就不对了！”奕劻打断他的话说：“第一、中俄订有密约，照万国公法，应该出兵帮俄国，如今以辽河为界守中立，无形中等于帮了日本。第二、慰庭不已派了他的顾问坂西，化装中国人，经常出关到日军营地去联络，试问，还要怎么样帮日本？”
    “我也这么跟内田说。内田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要看看中俄密约；第二、想请中国准他们在关外招红胡子，替他们打俄国。”
    “第二点不行，那会招是非。第一点，不妨准他，不过也得先奏明了。”
    “是的。”那桐略停一下又说：“招红胡子的事，内田跟我说，他跟慰庭接过头了，慰庭答应暗中帮他的忙。”
    奕劻立即接口：“既然慰庭已许了他，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怕俄国抗议，不妨给日本去一通照会，要他制止，这不就在表面交代得过了？”
    “好！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
    日军招抚红胡子的计划，其实早就在袁世凯的支持之下，成为事实。
    早在四月间，坂西就在朝阳密招红胡子冯麟阁、金寿山、杜立山所部，编成“正义军”三营。袁世凯一面电告外务部，一面却命驻守辽西维持中立的冯玉昆秘密支援，所以“正义军”的身分很微妙，既是日军的傭兵，又是官军的旁支。
    其实日本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经安东进入奉天的陆军，已有十个师团之多，番号是第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以及近卫师团，陆续编为四个军，首先编成的是第一军，司令官黑木为桢，分布在九连城、凤凰城一带。
    第二军由陆军大将奥保巩率领，在旅顺东北的不冻港貔子窝登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占领普兰店，拒辽阳的俄军南下，一路直趋西南的金州，意在绝旅顺、大连的后路。
    第三军司令官名叫乃木希典，专攻旅顺。别遣陆军中将野津道贯，自大东沟以西，哨子河口的孤山登陆，沿大路北进，克岫岩，与第一军合力攻占海城东南的析木城。而奥保巩以第一师团守金州，亲师第二、四两师团沿南满铁路逆击，进熊岳、破盖平，复败俄军于大石桥，于是营口、牛庄亦不复能守。整个辽东半岛，大致都归于日军的掌握了。
    设立满洲总司令部即在此时，由儿玉策划，以第一军为右翼，出辽阳东北；第四军为左翼，西辽阳西北；而第二军为正面，三路齐进，攻占辽阳，日本兵死了一万七千多。
    不过，这个胜仗不全是日本人自己的功劳，“正义军”亦颇有牵制之功。不过，俄军虽败，实力未损，俄国的远东军司令官克鲁巴特金，估量辽阳难守，一面抵御，一面全师而退，此时重新部署，以三个军团反攻辽阳，一个军团出辽阳东南，一个军团为预备队。其中出辽阳东南这一着最狠，企图是在绝日军的归路，包围聚歼。
    这一来，日军自非出尽全力不可。因此，坂西跟袁世凯商量，要求格外支援。袁世凯便派了直隶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段芝责，随同坂西，到辽阳相机处理，同时冯玉昆亦奉到密令，要在暗中尽可能援助日军。
    到得辽阳，商定派遣冯玉昆属下的队官，为日军充当间谍，哨探军情，入选有孟恩远、王怀庆、刘梦兰等等，约莫十来个人，虽都行伍出身，但受过新法军事训练，要他们去看俄军马、步、炮、工各营的情况，不致茫无所识。只是，笔下却没有一个人拿得起来的，刺探有所得，不能写报告回来，于事何补？
    正好段芝贵的父亲，巡抚营统带段有恒，从沈阳以西的新民，到辽阳来看因公出关的儿子，知道了这一层难处，便向段芝贵说：“我带的一个马弁吴佩孚，是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他于这个差使倒合适。”
    原来这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家贫有大志，十四岁那年，投入登州府水师营，充当学兵，操课勤务之暇，用功苦读，居然在光绪二十二年，应登州府院试，以第二十七名进学，便是“宰相根苗”的秀才了。
    不想第二年在家闯祸，得罪了当地巨绅，不但被革了秀才，还被通缉。迫不得已，航海到天津，投效聂士成武卫前军，因为体质太弱，只补上一个杂役的名字。不久，庚子乱起，聂士成殉国，武卫全军溃散，吴佩孚辗转到了开平，考入武备学堂，其后武备学堂迁至保定，吴佩孚自觉年将而立，还受年纪与自己相仿，甚至比还来的小的教官呵斥，情所难堪。
    因而，吴佩孚辗转投入段有恒部下，充当一名马弁。段有恒亦每以能有一名如斯养卒的秀才供驱遣为得意之事，兼以吴佩孚通文墨，到那里都方便，所以出入相随，渐成亲信。
    有此一段渊源，自堪信任，段芝贵亦乐得仰承亲心，加以提拔，派在参谋处差遣，月支薪水五十大洋。
    于是吴佩孚偕同孟恩达等人，或者肩挑担子，扮成小贩，或者牵猴携羊，装成变把戏的，分头接近俄军的营区，阵地，打探动静。
    不久，书面报告源源而至。众人出力，一人执笔，负责这部分联络工作的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以及坂西，只知道吴佩孚一个人的名字，看他报告详尽间或附以地图，亦颇得要领，决定要提拔此人了。
    ※※※
    段芝贵从辽阳回到天津，第一件事，当然是去见袁世凯，报告此行经过。
    李鸿章的北洋大臣行辕，已毁于庚子之乱，新址本来准备作为皇帝阅兵的行宫，戊戌政变，阅兵之礼不举，袁世凯估计皇帝亦永不会再到天津，因而奏请改为北洋大臣行辕。东面余屋，作为督练公所，将星云集，但没有几个人能见到袁世凯，即使是段芝贵，亦必得先经通报准许，方能进入袁世凯的签押房。
    西面一带房屋，饶有花木之胜，是幕府所在，盛况已与李鸿章开府时不远，候补道有陈昭常、蔡汇沧、阮忠枢，都是两榜出身。翰林则除了北洋旧人于式枚以外，还有傅增湘、严修，此外还有好些“钦赐进士出身”的学生，总计二十多人，济济一堂，是袁世凯最阔的一堂“摆设”。
    至于袁世凯最信任的一位幕宾，行辈最低，是个苏州人，名叫张一麟，是上年癸卯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出身，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为袁世凯罗致入幕，月送束修六十两银子。
    幕府的身分，向例与东道主相等，所以北洋的幕府，往往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到处有人逢迎，肥马轻裘，轻易可致，很少有人着重那戋戋鹤俸。唯有张一麟不同，每天将自己分内之事做完，关在书房里用功，看的书不拘一格，大致以实用为主。好几个月的工夫，没有私下见过袁世凯一次，更不要说有所干求，因而提起北洋的“张师爷”来，都有肃然起敬之色。渐渐地袁世凯也发觉了，信任有加，举办新政的许多章程条款，以及奏折，大都托付了张一麟。
    这天段芝贵入谒，袁世凯本已吩咐“请进来”！但以张一麟恰好应邀而至，便又关照且慢，待与张一麟谈完了再说。
    “仲仁，”袁世凯唤着他的别号说：“今天有件事奉托。我知道你很忙，应酬笔墨，不该再劳你的神，想想还是拜托大笔为妙。”
    “是的。”张一麟问道：“不知道是何应酬笔墨。”
    “张香帅七十整寿，该送寿屏，想托你做一篇‘四六’。”
    张一麟面有难色。象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身分，这篇寿屏该写成十六幅，两三千字的“四六”，那怕獭祭成章，也得好几天工夫。在他来说，抽出一整天的闲暇都难，何况好几天。
    “仲仁，你勉为其难吧！”
    听得府主这么说，张一麟只好答一声：“我勉力而赴就是。”
    “拜托，拜托！”袁世凯说：“脱稿以后，亦不必送我看了，看了我亦不懂。请你直接交给张逊之去写吧！”
    张逊之是直隶官报局的总办，素有善书之名，张一麟点点头说：“是的！”说完略等一下，如果袁世凯没有话，便待告辞。
    “仲仁，请你再坐一坐，有件事顺便料理一下。”说着，袁世凯向听差吩咐：“请何总办。”
    这何总办是督练公所教练处的总办何宗莲，字春江，山东平阴县人，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但到差不久，跟张一麟两不相识。只是何宗莲觉得能在总督的签押房中，安坐自如，来头一定不小，所以向袁世凯行完礼后，亦向张一麟点一点头，表示敬意。
    “这步兵操典，你怎么说？”袁世凯一面问，一面从案头取过厚厚的一部稿本，里面夹着许多参差不齐的签条。
    “回大帅的话，这部操典，由日文译过来以后，经过仔细推敲，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原签有点吹毛求疵，只好逐条驳回。”
    “你们武夫，懂什么文墨！”袁世凯沉下脸来说：“你们知道原签的人是谁？就是这位张仲仁先生！”
    何宗莲大窘，急忙转身拱手，连声喊道：“老夫子，老夫子！”歉疚之情，溢于言表。
    “不敢，不敢！”张一麟亦起身还礼，“这部稿子，是大帅交代，我不能不办。不过虽有改正，无非文字上的润饰，于原义并无出入。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
    “你听见没有？张先生经济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难道你们还不服？”袁世凯毫不客气地开了教训：“越是肚子里有墨水，人越谦虚，唯有半瓶醋，才会晃荡。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细再看，好好向张先生请教。”
    “是！是！”何宗莲双手将稿子接过来，“叭嗒”一声，碰响了皮靴跟，接着转身问张一麟：“不知道老夫子什么时候有空？”
    “那就难说。不过，我不大出门，你随时请过来，我们谈谈。”
    “是！我下午去拜访老夫子。”
    “好，我候驾。”
    于是何宗莲又转身问：“大帅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新军应该举行一次大操，你倒不妨先筹划起来看。”
    “是！”
    停了一会，袁世凯不再有话，何宗莲便捧着步兵操典的手稿退了出去。张一麟等他背影消失，向袁世凯劝说：“大帅的词色似乎太严厉了。”
    “没有法子！对此辈不能假以词色。尤其不能让武的压倒文的。否则，必有自贻伊戚的一天。”
    “武的不能压倒文的”，这句话给张一麟的启发很深，觉得袁世凯能有今天，也许就得力于这一点。
    ※※※
    对于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战况，袁世凯问得很详细，当然最关心的是战局的结果，究竟是日本胜，还是俄国占上风，或者不胜不败，归结于和局。
    “陆军方面，大致日本胜的把握。”段芝贵说：“俄军反攻辽阳，死了四万人，损失很重。不过，日军亦是筋疲力竭了。如今两军隔一条浑河在休息，大局要看旅顺的俄军支持得住支持不住。”
    “照你看呢？”
    “很难说。旅顺的防御工事太好了，地险而兵精，日本第三军已经发动过三次总攻击，敢死队一波接一波，乃木希典的儿子在里面，可是徒劳无功。”
    “喔，”袁世凯很注意地问：“乃木的儿子亦是敢死队？”
    “是的。”
    “结果呢？”
    “当然阵亡了。”
    袁世凯点点头，脸色沉毅，“照我看，乃木一定可以攻下旅顺。”他问：“如今日军距旅顺多远？”
    “最接近旅顺的一个阵地，五、六里，现在正在攻老虎沟。
    照日本人说，如果能把老虎沟攻下来，形势就会改变。”
    听得这话，袁世凯起身去看悬在壁上的“旅顺要塞兵要图”，找到了老虎沟，看到下注“二○三高地”的字样，方始明白。
    “是了！日军吃在仰攻，‘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若能占领二○三高地，对港湾成鸟瞰之势，俄军残余的军舰，就什么作用都没有了。”袁世凯停了一下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什么忙？”
    “打旅顺，帮不上忙。”
    “陆军方面呢？”
    “也要看机会。反正攻沈阳，总有可以帮他们的地方。”
    袁世凯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凝神望着东三省的地图，好一会始开口：“我当初不主张中立，应该帮日本打俄国，如果听了我的话，现在情形就大不同了。”
    “请……。”段芝贵说：“请大帅教导。”
    “这跟赌钱一样，日本做庄家，我们搭多少股子在里头，现在就可以计算如何分红了。如今我们帮日本，好比赌场里的混混，看庄家手风顺，在旁边打打扇，递递毛巾把子，说两句凑趣的话。等庄家站起身来，随便抓一把钱给你吃红，还得跟他道声谢。若是合伙做庄家，当然坐下来细算赢帐，这情形大不同了。”
    “是！听大帅的譬喻，完全明白了。”段芝贵又说：“前一阵，不是张香帅有个折子，主张西联英、东联日，似乎可以补救。”
    “太晚了！没有用处。”袁世凯说：“只望日本打败了俄国，能把东三省还给中国，已是上上大吉。”
    听得这话，段芝贵踏上两步，低声问道：“听说东三省要设总督，而且已经内定了，大帅，可有这话？”
    袁世凯知道有此一说，湖南巡抚赵尔巽内召，即为未来东三省总督的人选。这是瞿鸿玑的打算，因为他们同治十年辛未一榜，没有什么象样的人材，而下一科甲戌却颇有几位出色的人物，已死的如赵舒翘，现存的如吏部尚书张百熙、云南巡抚林绍年、四川总督锡良、兵部侍郎胡襢芬等人，都各有表现。
    汉军正蓝旗人的赵尔巽亦是其中之一，在湖南的政声还不错，所以瞿鸿玑想拉他一把。内召以后，先派署户部尚书，一切筹议东三省设总督之事，常派赵尔巽参与，为他未来的出处作张本。
    这些情形，袁世凯觉得不必告诉段芝贵，只问一句：“你是听谁说的？”
    “在东三省听旗人谈起。”段芝贵说：“倘若真有这话，大帅倒不可不稍稍留意。”
    “喔！”袁世凯抬眼望着，等他说下去。
    “东三省地大物博，富庶得很，我这趟去了才知道。如果总督、巡抚是自己人，将来筹饷就方便得多了。”
    听得这话，袁世凯波澜大起，但表面上不现声色，“我知道了。”他用告诫的语气说：“这话，你不必跟人去谈！事情还早得很，不必急！”
    意思是说，缓缓图之。段芝贵心里也起了一个念头，一时还无法分辨，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不是妄想？只很兴奋的答说：“是，是！我知道事情的轻重。”
    ※※※
    慈禧太后的七十万寿，静悄悄地过去了。五十中法之战，六十中日之战，两番盛大筹办的庆典，临事而废，满以为七十岁可以好好热闹一下，谁知道又有日俄之战！幸而战事发生的早，四月里就下了上谕，停止庆祝，倘或一切都预备好了，突传警信，那就更扫兴了。
    “大概我这一辈子就不用想过整生日了！”慈禧太后向荣寿公主说：“天下也真有那么巧的事。”
    “这大概是老天爷特意的安排，把这一份热闹留着到八十万寿再补。”
    “八十？”慈禧太后有些伤感，“就活到那个岁数，眼花了，牙齿也掉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做人也没有什么滋味。”
    “老佛爷一点都不显老！倒是……。”荣寿公主突然住口，本想拿皇帝来相比，话到口边才发觉不妥，把它硬截住了。
    这一说勾起了慈禧太后的心事。从回銮途中，在开封逐“大阿哥”傅儁出宫那时候起，她就在考虑储位的归属。到得载沣做了荣禄的女婿，算是有了指望，但成婚已经两年，竟无喜信岂不叫人着急？”
    这样想着，不由得问了出来：“载沣的媳妇，不是有病吧？
    荣寿公主对此突如其来的一问，无从作答，想一想只能率直回对：“没有听说。”
    “怎么到现在都一点儿没有消息，该找个好妇科大夫给她看一看。”
    原来是关切醇王福晋何以至今不孕？荣寿公主随即答说：“奴才也问过她，她说算命的看相都说她的子嗣得很晚。”
    “晚到什么时候呢？”
    荣寿公主体会得出她的心境，盼望载沣得子之心，较寻常人家老太太抱孙之心，不知殷切多少倍。便安慰她说：“决不会太晚。少年夫妇，身子亦都很好，不应该没有喜信。”
    “就是这话喽！”慈禧太后说：“我想总有道理在内，应该多找几个大夫看看。”
    “是！奴才传旨给她。”荣寿公主想了一下，不经意的说：“皇上近来的精神，似乎又不如前了。李德立的本事有限，服他的方子，好象全无用处。”
    “你的意思说，也应该在外面找大夫？”
    荣寿公主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要有薛福辰那样的人就好了。”
    薛福辰当年曾为慈禧太后治愈骨蒸重症，他本来是直隶的候补道，出于李鸿章的专折保荐，慈禧太后迟疑地说：“如果降旨命各省保荐名医，外头又不知道会造什么谣言？”“是！”荣寿公主看她意思并不反对宫外召医，便即说道：
    “老佛书何妨问一问军机？”
    “嗯！”慈禧太后点点头，“我知道了。”
    过了几天，慈禧太后在单独召见奕劻时，忽然想到此事，提了起来，奕劻回奏：“奴才前年的一场病很重，是袁世凯荐了一个西医来看好的。”
    “喔！”慈禧太后问道：“此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在那儿？”
    “这个西医叫屈永秋，广东人，天津医学馆出身，医道很好。不过，西医用的药，跟中医不同。”奕劻答说：“这屈永秋现在是袁世凯那里的医官。”
    “中西医药是一样的，只要治得好病，就是好医生。你告诉袁世凯，让那姓屈的，来替皇上看。”
    奕劻不敢怠慢，当天就用电报亲自告知袁世凯。语焉不详，只说赶快派屈永秋进京，为皇帝诊脉。等袁世凯问他，如何？奕劻却又答说，只是精神委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象。
    这就奇怪了！袁世凯猜疑满腹，不知奕劻为何有此突兀的通知？皇帝既然没有明显的病象，何以突然召医，而召的是西医？心想得找个人来参赞一下才好。
    北洋幕府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但象这类事故，需找工于心计的人来研究。想一想，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士琦，字杏城，是杨士骧的胞弟，也是袁世凯未来的儿女亲家，现任商部左丞，派在上海管理电报局。因公北上，在天津小作勾留，此人素有智囊之称，正宜请教。
    听罢缘由，杨士琦开口说道：“四哥，你听说过没有，荐医有三不荐？”
    “没有听说过。”
    谁也没有听说过，是杨士琦临时杜撰的。他一面想，一面说：“医生不好不荐；交情不够不荐；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袁世凯想了一下问道：“前面的两不荐，都容易明白，何以谓之病人无足轻重不荐？”
    “病人无足轻重，死也好，活也好，没有人关心，荐了医生去，未见得受重视，却又何苦来哉？再说，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唯有病家重视病人，料量医药，才会十分经心，倘是无足轻重的病人，煮药调护，漫不经心，虽有名医，何能奏功？”
    “啊！啊！杏城，你看得真透彻！”
    “四哥，”杨士琦放低了声音说：“上次南郊大典，我有执事，在天坛站班，皇上步行上坛，我看得清清楚楚，连靴子都是破的。这倒想，开出方子来，如有贵重药在里面，谁能担保御药房一定会按方子照抓不误？”
    “这很难说。”
    “那就是了！虽说西药和中药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动了手脚，不按方子配，屈永秋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还用说？”袁世凯皱眉了，“看来以回谢为妙。”
    “是的。”杨士琦又说：“这件事千万做不得！医而有功，老太后未见得高兴，医而无功，甚至出了‘大事’，四哥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袁世凯憬然而悟，悚然而惊！有戊戌告密这一段不易磨灭的往事在，谁都知道他是皇帝的不忠之臣，如果皇帝因为经屈永秋的诊治而病起变化，以至大渐，大家都会疑心他有弑君的逆行。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嫌疑。
    “高明之至！”袁世凯的主意打定了，不过要推掉这件事，亦不是一句话的事。“杏城，”他说，“庆王是奉懿旨交办，不管其中是何作用，我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推辞。请你再替我想想，应该怎么说？”
    “不能说屈永秋的医道，并不如外间所传，这成了砸他的招牌。不如屈永秋自己也病了。”
    “好！就这么办！”
    于是，袁世凯将屈永秋找了来，亲自将这件事告诉他，问他的意见如何？
    屈永秋倒是跃跃欲试，口中答说：“请大帅吩咐。”而脸上却有掩不住的兴奋。
    “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臂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那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地，“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象，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劻，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劻，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劻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订，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那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
    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决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地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截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
    “袁世凯，你向来会练兵，会带兵，你看日本跟俄国这个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
    “俄国的败象已成，沈阳一仗，俄国败得很惨，旅顺已经让日本沉了几艘兵舰在港口封锁住了。日本的第三军由金州往南打，离旅顺只有几里路。臣听说旅顺的俄国司令官，在夏天就要投降，他部下的将校不答应，所以又拖了下来。”
    “照你这么说，战争很快就可以有结果了？”
    “是！”袁世凯紧接着说：“就怕俄国皇帝不服输。臣有谍报，俄国在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往东调过来了。只怕还要狠狠打一仗。”
    “他们在海面上发狠，倒还罢了，陆军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大打特打，真正是‘城门失火，残及池鱼’，想想都窝囊。”“皇太后、皇上明鉴！”袁世凯说：“关外百姓虽吃了苦，换来的好处也很大，将来俄国打败，自然不退兵也得退了，这于中国的益处极大。”
    “你看，”慈禧太后很关心地，“会不会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俄国人去了，日本人又霸占咱们的地方？”
    “皇太后的睿虑极是！臣就为了怕日本人将来霸占不走，所以下了功夫，暗中帮日本人的忙。如今放交情给他，也就是拿面子拘住他们，将来教他说不出蛮不讲理的话。”
    “嗯，嗯！这是不错的！不过，你也得顾到咱们中立的身分，别惹火烧身。”
    “是！”袁世凯答说：“此所以自己发愤图强最要紧！唯有自己的兵力够，能守得辽西，不但俄国人不敢过来，日本人也不敢小看中国。”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新建陆军，已经有三镇了，还够用不？”
    “以中国幅员之大，三镇兵守北方都不够。”袁世凯说：
    “臣打算再编一镇。”
    “那就是第四镇？”
    “番号还没有定，等臣跟庆亲王商量以后奏闻请旨。”
    “喔！”慈禧太后问道：“这一镇兵，已经有了吗？”
    “是！臣打算拿武卫右军编成第四镇。”
    “武卫右军不是你从前带的队伍吗？”
    “是！”
    “你打算派谁当统制官？”
    “臣拟保荐段祺瑞充任统制官。他是在德国学炮兵的，为人勇毅深沉，操守极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武将的操守最要紧，不然不能约束士兵，纪律一坏，百姓看见就怕，那里还能打胜仗。庚子那年，一路到山西，再到陕西，我就没有看见过有纪律的队伍。从前荣禄常说你会练兵，讲究纪律，所以我放开手让你去办。新建陆军不光是阵法武艺要练得好，更要把旗营、绿营、湘军、淮军的暮气腐败，切切实实扫一扫！”
    “是！皇太后对中国旧式军队的毛病，烛照无遗，臣蒙皇太后、皇上栽培，天高地厚之恩，感激莫名。如今厉行新政，发愤图强，臣必当尽心竭力，勉力图报。”说着，袁世凯“冬、冬”地碰了两个响头。
    “皇上有什么要问袁世凯的？”
    这天皇帝精神比较好，想起有件事可以问一问，以补慈禧太后垂询之不足。“有个严修在你幕府里吧？”
    “是！”袁世凯答说：“在臣衙门总办学务处。”
    “这个人怎么样？”
    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光绪九年的翰林，又应经济特科中式，一向对教育最热心，是袁世凯在直隶办学堂，自以为可以匹敌张之洞的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大加揄扬，说他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
    “直隶学堂办得很多。可是，听说学生并不踊跃，你得告诉严修，要想法子劝学才好。”
    听得这话，触及袁世凯的痒处，将自己要说的话，考虑了一下，认为不致违忤慈禧太后的意旨，而必为皇帝所乐闻，大可说得。
    想停当了，毫不含糊地回奏：“科举不废，学校不兴。窃以为劝学之道，最有效不过明诏废除科举。”
    “你这话，”皇帝微感诧异，“跟以前所奏不符啊！”
    袁世凯在去年张之洞会同吏部尚书张百熙、户部尚书荣庆定学制时，曾经上过一个奏折，建议分科递减，废除科举。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乡试开始，递减中额三分之一，至光绪三十八年壬子科减尽。九年中，各省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应可见效，而科举既停，读书人只有从学校中讨出身，则筹办经费与投考学生，一定两皆踊跃。
    这个分科递减的渐进之法，张之洞深表同意，所以袁世凯请他领衔会奏。事实上亦唯有探花及第的张之洞，才够资格说这话。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若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昌言废除科举，则必招来无数嬉笑怒骂的讥评，变成自取其辱。
    就这样，仍然遭到极大的阻力。首先是王文韶，说到废科举，认为从此将失尽天下士心，而且亦必然埋没真才，所以痛哭流涕地以去就力争。其次是瞿鸿玑，亦颇不以此举为然。无奈负海内清望，作为士林魁首的张之洞极力主张，结果还是如此“量为变通”地下了明诏。只是为恐激起反感，不但上谕中加强抚慰的语气，办法中亦仍留下许多迁就之处。而因为如此，大家都还存观望之心，认为八股可废，科举是决不可废的。
    如今听得皇帝指责，袁世凯自亦有话分辩：“臣的原奏，本就说过，‘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兴，士子永无真实之学问’，至于分科递减，是不得已之计。自上年十一月颁诏，将近一年工夫，臣虚心体察，方知科举一日不停，士子都有侥幸中式之心，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伏惟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颁赐明诏，毅然废除科举，国家才有富强之望。”
    这番慷慨陈奏，皇帝颇为动容，无奈他作不了主，所以保持沉默，让慈禧太后去作裁决。
    “八股废了，我很赞成，科举要废，我亦赞成。人才固然要科举中出来，不过科举并不是培植人才的好办法。有些人那怕中了状元，象崇绮，心地仍旧不大明白，担当不了大事。不过几百年下来的制度，也很鼓励了有志气肯上进的人，如说立时立刻，要废就废，这对民心士气很有关系。我看，”慈禧太后很婉转地说：“还得缓一缓，看一看，慢慢商量着再说。”
    “是！”袁世凯很见机地，“臣亦是一时之见，未必全对。皇太后唯恐废科举影响民心士气，臣当细心考查，另行奏闻。”
    “对了！你一方面多考查考查，一方面跟张之洞他们好好商量。”
    “是！”
    等了一会，慈禧太后再无别话，皇帝便说：“袁世凯，你跪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