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李德顺一案，比较易于措手。因为直督的绅士有绝硬的后台，南皮张、定兴鹿，有此两位做大军机的小同乡，态度不妨强硬。那桐只须顺应舆情，张、鹿两人自然会在朝中呼应支持，不会有何难处。
    在李德顺来说，杨士骧一死，倒是个机会。原来他跟人表示，营私所得，杨士骧得十分之四，他跟吕海寰各得十分之三，此时大放空气，一股脑都推到杨士骧身上，又说买南关的地皮，亦是杨士骧所授意，希望一建总站，那里的地皮涨价，便好用来弥补前后两任的亏空。
    这是死无对证的说法，设词颇为巧妙，只是没有人肯信。而且同情杨士骧的人很多，说他死在两个人手里，清理财政的监官一到，袁世凯的巨额亏空势必揭露，不能不急，李德顺无法弥补，大负委任，不能不气。所以，他是为袁世凯急死，为李德顺气死的，后者便是罪魁祸首。因而有人戏拟了一通讣闻，登在报上：“不肖李德顺罪孽深重，不自秘密，祸延显者连呼府君，痛于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未时，凶终外寝。”
    杨士骧字莲甫，为他以所加的官衔，极尽讽刺之能事，是“诰授庸禄大夫，晋授光落大夫世纪上半叶叔本华的哲学中，后由尼采继承和发展。标榜要，历任通融、蚀利布政使、三懂巡抚、蚀地总督、赔洋大臣”。此为“诰授荣禄大夫、晋授光禄大夫、历任通永道、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谐音。此外还有“气煞将军、一等京调子、运动巴图鲁、督带新钻营、麻将场跑马、御赐福寿膏、醉八仙、欢乐如意”等等衔头，拿他的做官为人，以及唱京戏、抽大烟、打麻将等等嗜好，嘲笑一番。
    尽管舆论对李德顺十分不利，张之洞与鹿传霖所支持的直隶士绅，态度十分激烈，但那桐却不能如端方处置杨崇伊那样，采取可以大快人心的严峻措施。这因为一方面牵涉到吕海寰，另一方面又以李德顺的活动，德国公使跟贝勒载洵，都对那桐有所关说，使他不能不放松一步。
    就在这时候，从天津到北京有个甚嚣尘上的传说，那桐会在北洋大臣行辕中一直住下去，而端方则将内调入军机。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但只是有此一议而已。想援引端方入军机是张之洞的希望，原来他在湖北亦颇有亏空，保陈夔龙当鄂督，用意与袁世凯保杨士骧当督相同。清理财政上谕一颁，陈夔龙的处境比杨士骧亦好不了多少，但张之洞却不能如袁世凯那样轻松，因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下了台的，反正事已如此，急也无用，索性不管，看庆王奕劻如何去铺排。倘或逼得急了，将用了北洋银子的亲贵重臣，列一张名单出来，说要送报馆发布，自有人出来替他料理其事。
    现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可就不同了。万一纸包不住火，言官参劾，报纸攻击，四十年清誉，付之流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提出疑议。唐韩愈作《原道》，正，何能心甘？所以张之洞在上年十一月一奉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之命，立即奏调湖北提学使高凌霸到京，专办借洋债之事。到得这年四月，方始定议，由英、法、德三国银行，合借五百五十万镑，年息五厘，九五折扣，二十五年为期，而预计铁路完成后，十年即可还清。
    这一来，张之洞可以松一口气了。借到这笔巨款，好歹先还了亏空，等开工以后，由陈夔龙再在别项公款中移东补西，陆续弥补，可保无事。那知合同已经初签，送到外务部复核，并已定期签约拨款时，忽然出了岔子，美国公使提出一件照会，说外务部曾经许诺，川汉筑路可借美款，请求通融加入。这是一个误会，据理而驳，本可无事，谁知美国银行家在伦敦已经跟英、法、德合组的此一财团，取得协议，川汉路借款，改为四国同借，要求粤汉铁路的借款，亦比照办理。正在磋商之际，俄国又借口汉口的茶务，跟俄国的利益有关，要求分认借款。
    枝节横生，不知什么时候始可定议。张之洞又气又急，右胁起了个痞块，而且作痛，医生说是肝病，不理它将会蔓延入胃。
    虽在病中，张之洞仍旧挣扎着入直，端、那互调之说，即起于此时。张之洞与端方的交情很深，也知道端方在两江的亏空亦不少的主观性或个人实践的总体性的角度去观察辩证法的问题。，心里打算着能将他引入军机，就可彼此遮盖，两俱无事。可是奕劻不同意调动直督，因为杨士琦与袁克定一再要求，如果端方督直，他跟袁世凯是换帖兄弟，必得设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倘或换了那桐就很难说了。
    这一来，张之洞更难安心养病。而不如意事又纷至沓来，第一件是陕甘总督升允，反对宪政，奏请进京面陈，摄政王不许，说是有意见尽可电奏，于是升允奏请开缺。电文说：“臣中西学问，非全无知，惟近患心疾，五官均失其用。新政方兴，旧疾日增。”似嘲似讽，惹得摄政王大动肝火，他说：“出语不逊，几近负气。”准予开缺。张之洞便劝摄政王，说他出语虽过当，到底是满员中的正派人，所请宜乎不准。但以奕劻素来不满升允，结果还是开了缺，张之洞自然不高兴。
    再有件事是亲贵典兵，亦久为张之洞所不满，先是成立警卫军，命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专司训练，继而要重办海军，以郡王衔贝勒载洵及广东水师提督萨振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最后准备成立军咨府，作为陆军大元帅的幕僚机构，先设军咨处，改派载涛管理，而以奕劻的次子、八大胡同的豪客镇国将军载搜，办理禁警军训练事宜。
    这一下，张之洞觉得不能不尽其三朝老臣的直谏之忱了，拿着军咨处所拟的一道上谕，去见摄政王载沣。
    “摄政王，这道上谕，之洞以为不妥。”
    载沣将上谕看了一遍，困惑的问：“没有什么不妥啊！你说，那里不妥？”
    “从头到尾皆不妥。”张之洞捧着上谕，一面看，一面说：“‘宪法大纲内载，统帅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是故皇上为‘大清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这个说法，似是而非，皇上为君，元帅为臣，胡可混为一谈？前朝武宗自称‘镇国公总兵’，贻笑后世，可为殷鉴。”
    “这是君主立宪的规矩，日本就是这样的。”
    “国情不同，何必全抄他人成规？即如李鸿章在日本遇刺，日后亲制绷带以赐，这在中国就是件越礼而不可行之事。”
    载沣语塞，姑且宕开一笔：“你再说，还有什么不妥？”
    “九年实行宪政，应办的大政甚多。立宪的本意既在收拾民心，自然应该急民之急，如今亟亟乎伸张君权，无异授人以柄，革命党作乱，更有借口。而况新练陆军三十六镇，成军的不足四分之一，筹办海军，更是遥遥无期，实不必于此时宣示军权操之于上，徒然引起百姓的猜疑！”。
    “你说，百姓会有什么猜疑？”
    “猜疑朝廷练兵，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这话，”载沣有些着恼了：“毫无根据的胡猜。”
    “之洞亦知朝廷决无此意，可是阛阓小民，难窥庙堂，以为练兵如果对外，便应重用将才。如今陆海军的统制权，何以都握在亲贵手中，令人百思不解。”张之洞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了：“洵涛两贝勒，智慧过人，然而世无生而知之之事！之洞自当翰林时起，就讲求练兵、筹饷、器械等等，及至受命督粤，中法战争，乃是亲历。后来移调江汉，无一日不讲求坚甲利兵之道，躬率而行三十年，于军事一道尚不敢谓有心得。如今洵涛两贝勒还是应该在上书房读书的年纪，镇国将军载搜识字无多，亦竟能总领师干，所凭借者何？之洞窃所未喻！”
    这一番侃侃而谈，将个摄政王载沣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不得下台。想狠狠的驳他一两句却实在想不出话。这样僵持了一会，越想越恼，越想越羞，终于成怒了。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最好少管。”
    张之洞愣住了，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摄政王，竟说出这等幼稚无知的话来，夫复何言？
    事实上也无法作何言语了！因为右胁突然作痛，痛得额上流黄豆大的汗珠。载沣倒有些不忍，命太监将他扶了出去，用软椅抬到隆宗门外，坐轿回家就躺下了。
    一连两天未曾入值，他的姐夫鹿传霖来看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直隶的士绅认为吕海寰非去不可，而庆王奕劻打算保徐世昌兼办，摄政王已经同意了。
    这话不知道还好，一知道他又忍不住要争了。因为徐世昌虽是天津人，但地方上感情并不好，而且，一则徐世昌自奉甚俭，而挥霍公款是有名的。当东三省总督，带了两千万银子去，连同原有的库存，不下三千万之多，在沈阳大兴土木，踵事增华，不上几年工夫，花得光光。如今兼了津浦路的总办，作风不改，路成无日。再则，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太深，定会借津浦路工款不敷的说法，与张镇芳商量着在盐斤上加价，为袁世凯弥补亏空。这一来岂非要激起民变？
    因此，下一天力疾入宫，一到便请摄政王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象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不得了，不得了！”载沣大惊：“快传御医！快，快，把张中堂抬到军机处！”
    于是太监七手八脚地将张之洞寺到军机处，躺在藤椅上，面如金纸，气息奄奄，右胁连胃脘痛不可当，要用烫滚的热手巾敷覆，才比较好过些。
    这天是六月初四，张之洞就此病倒了。第一次请假五天，到了初九，续假五天，以后又续假两次，每次十天。转眼匝月，病势仍无起色，再奏请续假时，奉到上谕：张之洞因病续假，朝廷实深廑念，着再赏假二十日，假满即行销假，照常入值。
    病中的张之洞，牢骚特多，自道呕色之因，是摄政王那句“有兵在”乃是“亡国之言”。从来施政未惬民心或官吏措施失当，以到激起民变，总是以安抚为先，而事后追究责任，亦一定申复申诫，务须防患未然。
    再深一层看，即令是称兵造反，亦必先剿后抚，或者剿抚兼施，从无明见民变将起，悍然不顾，竟打算着勒兵观变，这是自绝于民，不亡何待？
    这话传到摄政王耳中，自己也觉得失言了。但不想这一句话，竟会将七十三岁的三朝老臣气得吐血，未免内疚。所以一再派人去探望张之洞，送人参、送西洋补药，情意殷厚，这对张之洞自然是安慰，但不能治他的心病，亦就无补于他的沉疴。
    他的第一桩心病，即是在湖北的亏空。三国大借款由于美国的插手，“功败垂成”，而夜长毕竟梦多，舆论无不反对借洋债以修路，即使美国退出，三国借款一时亦无法订约。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再一桩他不甘心的是，呕血相争，仍不能挽回摄政王的意志，津浦路总办，仍由徐世昌兼领。吕海寰丢了差使，李德顺革职永不叙用，他的女婿永祺除革职外，还要充军。“祸延显者”，杨士骧既失知人之明，难辞滥保之咎，“着撤消太子少保衔”。
    有杨士骧这样的大官，自然而然会令人想到袁世凯、岑春煊这些能驾驭属吏的督抚。载涛就一再在摄政王面前进言，鼓吹袁、岑复起。载沣知道，起用袁世凯，阻力甚多，首先隆裕太后的那一关就通不过，复召岑春煊，却可以考虑。
    因而有个传说，摄政王打算让岑春煊重回邮传部，将徐世昌调为湖广总督。此讯一传，邮传部奔走相告，宛如大祸临头，尤其铁路总局从梁士诒以次，无不大起恐慌。岑春煊未到任就撵走了朱宝奎的记忆，令人不寒而栗！最糟糕的是岑春煊全不念两广大同乡之谊，对广东绅士的成见特深。这个传说，如果成为事实，铁路总局的那班广东人，都觉得非卷铺盖不可了。
    幸好活动的路子多得很。摄政王的太福晋，近来受北府总管的怂恿，很招揽闲事，所以通过载洵的关系，送上交通银行一份十万银子的存折，岑春煊复起的传说，很快地就平息了。
    ※※※
    端方是在张之洞病假不久到京的，此行满载而归，为他运碑版古董的专车，有六个车厢之多。六朝古迹，他都走到了，有一对陈后主还是李后主的刻花石井栏，据说亦在他的专车中。
    宫门请安，谒见摄政，拜访军机之余，端方特为抽了大半天的工夫，去探张之洞的病，一半是谈一件得意之事。当然，这件得意之事也是张之洞所乐闻，而且志同道合在协力进行的——收购私人藏书，设置官立图书馆。
    ※※※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丁未政潮”正在酝酿时，中国损失了一批价值无可估计的古书。
    自洪杨以后，海内藏书，盛称四大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陆氏后起，但有居上之势。
    皕宋楼楼主名叫陆心源，字刚父，很会做官，也很会经营，当广东南韶兵备道时，便已开始藏书，积得有一百箱。居乡六年复起当福建盐运使，被参革职，而宦囊已颇丰盈，因而大收古书，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数年之间，蔚然成家。在洪杨以前，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是苏州黄丕烈，字荛圃，他的藏书斋名甚多：士礼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居、百宋一廛。陆心源题名皕家楼，即表示所藏宋刻，多于“百宋一廛”一倍。其实不然！陆心源的藏书，多少有沽名积财的意味在内，在藏书家之中品格不高，所玩的花样，亦不免让通人齿冷。
    陆心源一死，他的儿子陆树藩不能世守其业，同时亦不知道他父亲藏书的内容，动辄跟人夸耀：“守先阁中宋元旧刻甚多”。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陆氏的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藏于守先阁，一部分藏于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的藏书曾经陈明浙江巡抚，转奏朝廷，归之于公，而所藏之书，都是明朝以后的刻本及普通的钞本。他所以这样做，是用来掩护他的皕宋楼的旧刻精钞。至于所谓十万卷楼，有其楼无其书；在皕宋楼的藏书上加钤印记而已。
    大概在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间，有个日本人叫岛田翰，是个汉学家，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撰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堪》、《访余录》等书，对中国藏书聚散的源流，了如指掌。此时看中了陆氏藏书，几次登皕宋楼去细心检读，认为如果能得这批书籍，足补日本藏书之阙。因为日本藏书，群经诸子，大致齐备，史、集两部，则嫌缺略，而皕宋楼所藏，恰好以此两部为多。
    于是岛田翰便找陆树藩谈判。此人捐班出身，由于国子监征书，陆心源送了旧钞旧刻一百五十种，总计两千四百余卷，因而陆树藩得以蒙赏国子监学正的衔头。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守先世之书，更不会知道为国家保存典籍。他只知道宋版书值钱，当时索价五十万圆，后来自动减为三十五万，再减为二十五万。岛田翰接头好了卖主，赶回日本去找买主。
    有个日本的男爵岩崎弥之助，是三菱系的财阀，亦是日本有名的藏书家，岛田翰找买主自然找他。于是岩崎委托日本史学会会长重野成斋，在上海跟陆树藩谈判，终于十万银圆成交。这是四月里的事，半年以后，皕宋楼、十万卷楼、连守先阁的藏书，由日本邮船运到东京，归入岩崎的“静嘉堂文库”。
    消息传出，士林大哗，笃学好古之士，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端方向来以保存国粹自命，更为难过。因此在风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亦有出售之说以后，立即请在南京作客的编修缪荃孙，接洽归公，同时就龙幡里惜阴书院原址，改设为江南图书馆，所藏除八千卷楼藏书以外，还有宁波范氏天一阁，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善本。当然，端方私人也收藏了好些精椠，加以江南士林的称颂，真是做了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这件好事，张之洞也早就想做了。他在光绪二十九年进京修学制时，便有创设京师图书馆之议，后来因为回任鄂督而终止。内调入京，以大学士管学部，旧事重提，一直在规划，首先看中了热河文津阁所藏，唯一完整的一部四库全书，此外避暑山庄各殿所置的书籍亦不少，加上内阁大库的藏书，亦可以粗具规模了。但总觉得以首善之区的图书馆，应该是系四海观听的学术渊蔽，如果庋藏不如民间私人之精且富，未免说不过去。及至陆氏藏书，舶载而东，张之洞的想法与端方不约而同，正宜趁此时机将私家藏书，价购归公。端方近水楼台，先取得了八千卷楼所藏，张之洞能打主意的，就只剩下三处了。
    一处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一提到此，有人拿了本《老残游记》给他看，上面有作者刘鹗写的一首诗：“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再看“游记”中的描写，心便冷了。
    《老残游记》中有一段，记他在东昌府向书房掌柜打听海源阁，书房掌柜回答他说：“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听说他家书多得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它。”老残“又住了两天，方知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所以题了上面那一首诗。
    所说的柳家巷就是杨家，柳小惠实为杨绍和，而柳凤仪则为杨凤阿。杨绍和之父以增，亦非漕运总督，而是河南总督，宦囊所入，大部分用来买书。清初季沧苇、钱遵王，以及道光年间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四家藏书，大都归于杨以增，特建“海源阁”庋藏。
    杨绍和能继父业，机会亦很好，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赐自尽，府中流出来的书很多，潘祖寅、翁同龢与张佩伦的岳父朱学勤，几乎无日不在琉璃厂搜觅，但精秘之本，却多为杨绍和所得。
    张之洞也听说过，杨氏父子对藏书颇为珍秘，当今名士中只有胶州柯绍忞、苏州江标曾经登阁涉猎，但杨绍和已经下世，或者杨凤阿愿意出让藏书亦未可知。再一打听，方知无望。愿来杨凤阿是个任性而乖僻的绔袴，他的笑话很多。臂如不会骑马而爱骏马，曾花二百两银子，买一匹名驹，看善骑的仆人得意驰骋以为乐。他是举人，捐了内阁中书在京当差，日常无事，喜欢请客，有一天买到四只官窑瓷碗，自更要请客鉴赏。及至入席，便用这些名碟供馔，周而复始，不下十余次之多，他有个同乡便开玩笑，说：“此碗未免偏劳”。因此京城里遇到偏劳之事，称为“杨凤阿的碗”。又有一次，年下手头紧又拿一串奇南香朝珠，命听差去变卖，一时找不到买主，杨凤阿一气，说是“不要了！”将那串价值千金的朝珠，送了给听差。是这样毫不在乎的脾气，除非等米下锅，不会卖书。
    再有个原因是，江标对海源阁的珍藏，由羡生妬，在一篇题跋中说：“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拥载而南？”意思是说如果他发了大财，一样也能将杨以增从江南买去的书，再买回江南。杨凤阿看到这篇文章，大为恼怒，从此重门深锁，拒客更甚。是这样一种宁饱蠹鱼，勿失手泽的殉书态度，当然打不上什么主意了。
    至于宁波天一阁的藏书，自明朝嘉靖年间，至今三百年，世守不失，由于范氏子孙自律的禁例甚严，阁门及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孙齐集不开锁，阁中藏书不准下楼梯，亦不晒书，用芸叶、石英保持干燥。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一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罚不与祭一年；擅自将书借出，罚不与祭三年，如果盗卖书籍，逐出宗祠。
    这样，剩下来唯一可商量的，只有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了。为此，张之洞亲自写信给端方，谆谆相托。这就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志在必得了！因为袁世凯被逐，奕劻势力渐弱，端方颇有岌岌之感，张之洞即令与童贵不甚投机，毕竟是三朝元老，庙堂之上，颇受优礼。若说要保全一个人，只要肯出死力相争，摄政王亦不能不做让步。端方在想，能将这件事办成了，不但可显他做督抚的本事，而且必蒙张之洞激赏，结一个有力的奥援，正是他今天所最需要的。
    端方为人似雅而俗，而且俗不可耐。雅事俗办无非威胁利诱，不过这趟他却办对了，主要找对了一个人。
    本来端方门下，专有一个替他经理金石碑板、书籍字画的清客，名叫杨惺吾。此人眼力甚高，精通目录学，端方的收藏，大部分有他的题跋。但物以类聚，有巧取豪夺的居停，便有诡谲奸诈的门客。杨惺吾的品行甚坏，作伪的本事亦很大。端方心想，如果请他到常熟去谈判，人家一看就怕了，敬鬼神而远之，一定谈不拢。
    因此，端方找的是常熟的名士曾朴，字孟朴，是世家子弟，会试不第，进北京同文馆读书，专攻法文，但跟一般学洋务的人不同，不愿以精通外文作为猎取好差使的手段，而迷上了法国文学。又写过一部轰动一时的《孽海花》，所以在江南提到曾孟朴，知道的人极多。
    这是个所谓“新派人物”，见解自不会囿于一隅之地，赞成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公诸国人，认为由京师图书馆典藏，比私人贮存，更能垂诸久远，所以慨然接受了端方的委托。
    铁琴铜剑楼在常熟的菰里，主人姓瞿，传书已经四代，如今楼主叫瞿启甲，字良士，年纪很轻，但很能干。他答复曾朴说，此事必须先向叶昌炽请教。
    叶昌炽的目录学，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又是翰林前辈，因此在苏州对于保护乡邦文物，说话很有力量。端方见此光景，先发制人，打了个密电给叶昌炽，托他代为向瞿启甲相劝，随后又说，新正初七到苏州，约他面晤。
    不过，常熟的士绅，见解与曾朴不同，想维持“南瞿北杨”这一美名亦大有人在。这种情势亦在端方估计之中，他略施“敲山震虎”小计，下个札子，说风闻东来书贾，垂涎瞿氏藏书，妄思铁琴铜剑楼可为皕宋楼之续，责成地方官加以保护。于是苏州知府、常熟县官，都派差役到菰里明查暗访，甚至登门盘问，这一来，首先瞿家就起了恐慌，其余持异议的士绅怕惹来“勾结东贾”的嫌疑，亦就不敢多事了。
    不过，不反对并不表示赞成，就算瞿家肯出让藏书，亦得有相当条件。所以居间的人，辛苦奔走，一时也还不能有成议。端方却有些忍不住了，因为德宗梓宫定于三月十二自观德殿奉移西陵梁格庄，各国都派特使来华送殡，端方亦已奏准，到京恭送，成行在即，希望此事有个着落，到京见了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得有圆满的交代。因此，对于瞿启甲及常熟的士绅，不断催促，态度相当恶劣。曾朴不想端方行径，近乎无赖，很懊悔多管了闲事，但亦不容他抽身，只能打定这样的主意：瞿氏藏书归公一事，仍须贯彻初意，不过不能让瞿家吃亏，亦不能让端方巧取豪夺。将来细节方面，要好好磋商。
    瞿启甲与常熟的士绅，都觉得这个宗旨不错，于是打电报通知了已经到京的端方。
    隔了两天，端方回常熟士绅一个公电：“瞿氏藏书归公，俟京师图书馆成立，当赞成。与学部诸君同阅来电欢喜赞叹，莫可名言！图书馆在净业湖上，月内即可入奏，先此电谢。”
    这个电报，语气颇有暧昧之处，细心寻绎，才发现端方居心叵测。“当赞成”三字之中，大有文章，仿佛瞿氏自愿以藏书归公，而他以本省长官的资格，赞成瞿氏完成这桩好事。本来是公家向瞿氏征求家藏，若肯割爱，已是很顾公家的面子，至于酬报，自然照市价计算，如今变成瞿氏自愿报效，即不能索偿，无非由端方具奏，请予奖励，即令“给价”，亦不过实值的一两成而矣！这就是端方惯使的伎俩，既是巧取，亦是豪夺。
    不过端方一回了任，却一时没有工夫来管此事。因为江苏在“大闹家务”，巡抚、藩司、臬司、上海道吵作一团，最后则连端方自己亦不能不牵涉在内了。
    纠纷先起于上海道蔡乃煌，欺侮江苏巡抚陈启泰。由于陈启泰在公事上诘责得严厉了些，蔡乃煌的回信，语多不逊，“横一榻乌烟，叉八圈之麻雀”，竟成丑诋。陈启泰大怒，严章参劾。向来督抚参司道，无有不准的，重则撤职，轻则查办，视情节而定。这回出了新花样，朝命江督端方查办，既查蔡乃煌，亦查陈启泰。老迈身弱的陈启泰一气成病。当端方进京时，已有奏请开缺，回湖南养病之说了。
    及至端方回任，江苏藩司瑞澂因病请假，由臬司左孝同兼署。藩司衙门有个顾师爷，是瑞澂的亲信，而为陈启泰所恶。于是趁此机会逐顾而荐一姓韩的入藩幕。
    瑞澂得知其事，大为恼怒，他认为自己是请假，并非开缺，巡抚何得擅易他的幕僚？于是上书江督，控诉陈启泰“专制无理”，连带也责备左孝同，指他“有意蔑视”。
    这件事本来是陈启泰做得鲁莽，加以瑞澂的靠山甚硬，只等陈启泰一开缺，“指日高升”，端方当然要买他的帐，下个札子给陈启泰，要他“驱逐韩幕”。这一来，陈启泰的病势当然又重了。
    那知事情还没有完，韩去而顾不至，闭门高卧，百事不管。名幕的架子向来是这样大的，而事实上又非他不可，没有他许多重要公事都不能办。于是，首府、首县再三劝驾，方将坚卧的顾师爷复起。
    等这一场督抚藩臬纠缠不清的纠纷，告一段落，陈启泰一病不起，端方得要派人奏报出缺，派人署理，查查陈启泰任内有无亏空，以及重要的未了事项。这一阵忙下来，他自己奉调直隶，继杨士骧遗缺，忙着办交代，“放起身炮”，一时顾不得瞿家的藏书，但却始终未能忘情。这一次来看张之洞，是别有用心的。
    “这一次交卸，别无经手未了的事件放不下心，唯独瞿氏藏书，耿耿于怀。”端方的话锋一转：“图书馆的馆址，不知道中堂定夺了没有？”
    “在我是早已定夺了！”张之洞答说：“就是内务府还有意见。”
    京师图书馆的馆址，是早在端方春天进京时，便已选定，在德胜门内的净业湖，亦名积水潭。京师相传有“四水镇”，东南，崇文门西泡子河；西南，宣武门西的太平湖；东北，地安门左的什刹海；西北，德胜门右的积水潭。
    积水潭上有一座镇水观音庵，乾隆年间改名汇通祠。祠据高阜，四周水木清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张之洞预备在净业湖中央的洲渚上，兴建四座楼阁，庋藏四库全书，宋元精椠。学部早就将计划拟好了，只是净业湖、汇通祠是内务府管理的官产，竟还不肯放手，所以至今不曾出奏。
    “以中堂的身分，莫非内务府还有异议？”
    “这也很难说。陶斋，”张之洞不胜感慨地，拉长了声调说：“今非昔比罗！”
    “事情是如此，没有地方就不能建馆，不建馆，常熟的书就来不了。”
    “当然，当然！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的，明天我就让部里拟稿出奏。”
    “中堂，奏折上先别提瞿氏藏书，免得有人误会，以为有了瞿书才建馆，岂不贬低了京师图书馆的身分？”
    “不错，不错！不过四库全书，天禄琳琅，那是一定要提到的。”
    “当然！硕果仅存的一部，归于典藏，自足增重。”端方接着说道：“此馆之设，移中秘之书，嘉惠士林，是千载创新的盛举，非中堂之力不及此，窃愿忝附骥尾。将来瞿氏之书北来，我自然勉效绵薄，始终其事。”
    “此何待言？必要借重的。”
    揽事即所以揽权，只要能够经手，铁琴铜剑楼的精椠，多少可以弄到几部。端方此来目的既达，以“中堂多多静摄”为由，告辞而去。
    ※※※
    一连五天，每天有上十个饭局，辞谢一半，也还有四五处的应酬。到了第六天，摄政王第二次召见，这就可以离京赴任了。端方如释重负，回到寄寓的贤良寺，决定那里都不去，只找琉璃厂书房的掌柜，送字画碑帖来看。
    “这么热的天，别的应酬都可以辞掉，不过，”杨惺吾说：“有个人专请大帅，不可不到。”说着，他递过一张帖子来。
    端方接过来一看，大为诧异。请客的张勋，是仅存的少数绿营将领之一。他的本职是甘肃提督，现充东三省行营翼长。西瓜大的字识不了几担，而且端方虽然认识，却素无渊源。何以他请客不可不到？端方所诧异的，不是张勋具柬相邀，而是杨惺吾的话。
    “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杨惺吾问道：“张少轩的生平，大帅总有所闻吧？”
    “我知道他是许仙屏家的厮养卒，别的就不甚了了。今天没有事，不妨谈此人。”
    “他是南昌府奉新人，出身微贱，不错，是许仙屏的马弁……。”
    许仙屏就是许振祎，做过河道总督。张勋好赌，几次赌输了公款，惹得许振祎忍无可忍，决定要重重办他。许夫人念他平时能干，又看他的相貌，似乎不是长为贫贱之人，所以给了他一笔盘缠，私下放他走了。
    于是张勋到了广西，投在苏元春部下，后来又到了关外，隶属宋庆的毅军。以偶然的机缘，转入北洋。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他在王士珍所管的工程营中，充任“帮带”。及至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督，部下水涨船高，都升了官。其时军队分为两个系统，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新建陆军”，算是国家的正规军。
    湘军、淮军、省军，以及其他杂牌军队，如果无法选入军事学堂受训，成为“新建陆军”则汰弱留强，编为巡防营，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主。既无训练，亦少补充，让他们自生自灭，作为建立新式陆军期间的一个过渡办法。张勋这时便统带一个巡防营，驻扎直隶、河南交界之处。
    及至两宫回銮，由开封渡黄河而北，到磁州入于直隶境界，恰好是张勋的防区。他手头极松，慷慨喜结交，跟太监们混得很好，在“老佛爷”面前美言一二，竟得扈跸到京，留充宿卫，特旨连升三级，一跃而为建昌镇总兵，接着又升云南提督，成了一省的武官之长。行伍出身的老粗，到了为人尊称“军门”，便算是“官居极品”了！
    不久，张勋由云南提督改调甘肃提督，衔头虽有更改，人却始终在京。其时，老醇王所练的神机营，载漪所掌管的“虎神营”，早就风流云散，荣禄的武卫军，除了宋庆率领的毅军，驻扎关外以外，聂士成、董福祥的旧部，成了散兵游勇，一部分改投他处，一部分编练为巡警。所以张勋这支军队，竟成了保卫宫禁的“护军营”，兵甲鲜明，满布殿廷。有一次袁世凯入觐，一看这情形，大为惊骇，张勋如有异谋，整个大内在他控制之下，如之奈何？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以后，东三省真所谓伏莽遍地，于是袁世凯向军机建议，将张勋调为奉天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这阳尊而阴抑，因为“节制三省防军”这个衔头，有名无实，三省的新军，听命于北洋，张勋指挥不动，原有的省军，总计四十多营，各有地盘，张作霖、冯德麟、吴俊陞等人，那一个都不好惹。张勋亦很知趣，因而得以相安无事，也因为颇有人传说，张勋跟一直横行如故的“红胡子”，早通款曲。但事无佐证，历任将军、总督，唯有代容羁縻，加以安抚。张勋亦落得常在红尘方斛的京里狂嫖滥赌，一年之中在奉天的日子，不过两三个月。
    他之常住京中，除了贪恋风月繁华之外，自然还有其他作用。首先，太监跟内务府的关系，是决不肯疏远的，而且看准了当时的皇后、现在的太后，有朝一日会得势，所以跟小德张先交朋友后联宗，成了兄弟。太监有个如此煊赫的“哥哥”，自然是阖门之荣，小德张的母亲常跟儿子说：“你大哥的事，就是你自己的事！他说东，你不能说西。”小德张颇有私蓄，都归他母亲掌管，张勋每到输得饷都关不出时，总是向小德张的母亲通融，有求必应，从未碰过钉子。
    除此以外，逢年过节，必定托杨士琦去找袁世凯求援。袁世凯很讨厌他，但不能不买他的帐，加以有徐世昌从中疏通，所以袁世凯跟他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关系，并没有想设法把他撵出去的打算。
    但锡良就不同了。他由四川总督移调东三省，请求收回成命不许，唯有赴任实力整顿，首先想到的是张勋。他几次听人谈起，此人如何通匪虐民，如何废弛纪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得要看一看，谈一谈。果然所传不虚，就从此人开刀，作为整顿东三省吏治的开始。
    张勋也知道他来意不善，所以锡良进京陛见时，他每天躲他。锡良几次派人去请，不得要领，就更觉得非一晤其人不可。于是有一天清晨三点钟，带着从人，排闼直入，终于将张勋从床上唤了起来，见着了面。
    见面是在“书房”里。几案之间，陈列古玩无数，真假不得而知，但装潢无不精美绝伦。因此，锡良见了张勋的面，第一句话就赞书房：“这间屋子太漂亮了！”
    “是两宫赏的！”张勋答说。
    “两宫”是指慈禧太后及德宗，锡良便问：“照你说来，你这住处是先朝的赐第？”
    “不是！从两宫回銮以后，我受钦赐的古董字画很多很多，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件。我很穷，不过钦赐的东西不能变卖。”张勋又说：“两宫也知道我很穷，所以从前常赏现银，最多一次是一万五千两，前后大概有六万两，都花得光光，现在我所有的，就是这一屋子东西。两宫的恩典，我想也没有人会笑我穷摆谱。”
    锡良听他这么说，知道他跟宫中及亲贵的关系很深，动他的手未见得能如愿，不如暂仍其旧。
    那知他不惹张勋，张勋反要惹他。到了奉天，拜印接事，僚属衙参，独独不见张勋，不由得大为光火。立刻派戈什哈将他找来，当面质问。
    “你知不知道，总督节制属下文武，你这个提督，也是我的属员？”
    张勋当然知道。且不说总督，就是见了巡抚，亦递手本参见。不过他既然存心跟锡良过不去，话就不是这么说了。
    “我只知道大清会典，总督跟提督品级是一样的。再说，我是甘肃的提督，如今在东三省是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青帅，”张勋不称他“大帅”，因为他字青弼，所以用此平行的称呼，“你管三省，我也管三省。”
    锡良愣住了，气得不得了，而驳他不倒，定定神想起一句话而问：“那么，从前徐菊帅在这里，你怎么执属员之礼呢？”
    “徐菊帅是我的老长官。”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徐世昌是他的营务处总办，营宫皆为属下。张勋叙明渊源之后，又加了一句：“你怎么能跟他比！”
    这一下，把锡良气坏了！暂且隐忍在心，仍容张勋在京里逍遥，直到前些日子，方始专折参劾，指张勋于“防务吃紧之时，竟敢擅离职守，数月不归，以致各营统率无人，纪律荡然。应清饬部照例议处。”
    在武官，这是个很重的罪名，尤其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专折参劾，起码也是个革职查办的处分。但有小德张与洵、涛两贝勒的维护，只下了一道上谕：“着撤去行营翼长一切差使，迅赴甘肃提督本任。”过了两天，又有特旨：
    “张勋着仍在京当差。”
    锡良亦很厉害，拜折之时，便已料定，不管张勋如何有办法，反正“奉天行营翼长”总是当不成了，因而早就作了布置，命下之日，便接收了他的部队。张勋除了带在京两百亲兵以外，成了个光杆儿的提督。
    这一下将张勋搞得很惨，因为没有兵就没有饷，那里去“吃空缺”？为此跟小德张商量，想把毅军拿到手，小德张表示支持。这时的小德张已成巨富，慈禧太后的私房钱一大半在隆裕太后手里，都交给他掌管，而李莲英、崔玉贵告退养老以后，宫中亦是他一把抓。所以只要他点个头，要钱有钱，要关系有关系。张勋不觉雄心大起。
    他本来是毅军出身，那里还有好些当年合穿一条裤子的“弟兄”在，悄悄找来一商量，都认为这件事可以做，而且取姜桂题而代之，既不困难，亦不伤道义，因为毅军原非姜作题所创。
    创立“毅军”的是鲍超手下大将宋庆，因而继承鲍超“霆军”的传统，将帅士卒之间，讲究以恩相结，以死相报。散兵游勇如果还想当兵吃粮，只要投到毅军，无不收容，但“补名字”则要看额子，倘无缺额，只有“大锅饭”吃，并无饷银。到得一开仗，把这些散兵游罢摆在前面，一战而胜，继以锐师，不胜则保持实力，然后看准对方的弱点，乘瑕蹈隙，全力进攻。鲍超用这个策略，建了赫赫之功，虽然今非昔比，但毅军经八国联军之役，在荣禄所辖的武卫五军之中，能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同样存在，以及在器械精良、军容整齐的六镇新军之中，卓然独峙，就靠的是这份义气。
    辛酉之乱的时候，毅军已由马玉昆率领，马玉昆一死，才由姜桂题接统。此人字翰卿，名字却很文雅，但只比目不识丁，稍胜一筹。他识得自己的姓名，只是认不真切，有一次在热河，看见面铺子檐下挂块招牌，行书“挂面”二字，他跟随行的僚属说：“谁这么无聊，把我的名字写在上头！”
    识字不足，倒还无足为忧，可代的是已呈衰态。他得了个风眩的病症，行不了多少路，就会头晕，非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会，不能再走。每次进宫，一路上总要息个三四次才能走到，而况年纪亦已六十开外，应该回家养老了。
    就因为姜挂题的衰迈，有目共睹，所以军机处与陆军部，都认为调张勋去带毅军，亦无不可。不过姜桂题现任直隶提督，如果直隶总督肯替他说话，张勋便难如愿，他之专诚请端方吃饭，就是想打通这最后一关。
    ※※※
    张勋在南河沿的私寓设席，除了端方以外，请了三个陪客，杨士琦、张镇芳，还有杨惺吾。
    端方去得很早。六月里的天气，下午两点多钟正是热的时候，但张勋的客厅中，全无暑气。他的法子很巧妙，屋子周围摆四大块冰，用四架电风扇对着冰吹。在凉风拂拂之中，端方穿一件缺领的短褂，细细欣赏张勋的“多宝架”。
    观玩到西山落日，收起凉篷，院子里泼上冷水，设好席面，杨士琦跟张镇芳亦都到了。
    除了杨惺吾以外，主客陪客都是熟人，张镇芳算是端方的属员，但在此地不叙官位，而且端方遇到这种场合，亦不喜受官架子的束缚，所以彼此不是称兄弟，便是称别号，只有主人跟杨惺吾的称呼比较客气。
    边饮边谈，言不及义，直到快散席时，张镇芳才提了一句：
    “四哥！少轩的事，得请你栽培罗！”
    “言重，言重！”端方答说：“我乐观厥成。”
    这意思是，如果张勋放直隶提督，他自然欢迎，但不会替他去活动。
    张勋的原意，即在消除阻力，只要他袖手旁观，得此承诺，实际上算是已达到目的。所以到得客散，将经由杨惺吾暗示，端方所看中的几件古玩，连夜包扎停当，第二天一早，专差送到端方寓处。
    巧得很，也就是张勋刚走，姜桂题来拜，端方当然接见。
    见面一看，果然，姜桂题须眉皆白，老得不成样子了。
    “听说大帅到京，早就该来请安。只是营里的杂务很多，料理不开，一直迟到今天，请大帅体谅。”
    “那里，那里！”端方觉得他说话的中气很足，精神并不如表面那样衰颓，便即问道：“姜老哥，你今年贵甲子是？”
    “六十四。”
    “六十四，看不出！身子好象很健旺。”
    “就是一个头晕的毛病，看了多少大夫，看不好。有人说，上海有个好西医，能用电气治，可惜路太远了。”
    “治病是要紧的，你何不请两个月假？”
    “不敢请！”
    “为什么呢？”
    姜桂题面有为难之色，欲言又止地踌躇了一会，才叹一口气：“唉！说来话长。大帅是长官，我亦不敢不报告。”他说：“有人在打毅军的主意，如果是够格的，我让他也不要紧。不够格的，硬爬到人家头上来，弟兄们不服。毅军是子弟兵，与别的军队不同，如果我一请了假，朝廷觉得姜桂题又老又病，正该开缺，另外放人，那一来，事情就闹大了。我受朝廷栽培，不能不顾大局。”
    “喔，”端方接着他的话问：“你说事情闹大，怎么个闹法？”
    “只怕，只怕毅军要拉散了！”
    端方心里在想，姜桂题是不是有意吓人，虽不得而知，不过他自己不甘退让，却是很明白的事。既然如此，即令他部下并无人不服，他亦可以教唆出变故来。最坏的是，如今言之在先，以自己的身分，不能不关心这件事。否则，万一将来毅军真个哗变，姜桂题说一句：我早就报告了总督的。那一来，责任不就都在自己身上了吗？
    转念到此，颇感为难。本以为自己应付张勋的法子很圆滑，反正不作左右袒，听其自然，就算帮了张勋的忙。而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不能不设法弭患于无形。做督抚的，不怕别样，就怕所管辖的军队闹事！
    这样沉吟着，只见姜桂题从怀中取出一个梅红封套，颤巍巍地走过来，双手捧上，口中说道：“大帅的亲兵，照例由毅军关饷，今天我把头一个月的带来了，请大帅过目。”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端方便将封套接到手里，将银票稍为抽出来一点，便已看清楚，是一万两银子。
    这孝敬也不算菲薄了，端方只得说一声：“受之有愧！”将封套放在炕几上，才又问道：“你说是谁在打毅军的主意？”
    “张少轩！”
    “喔，是他！”端方喊一声，“来啊！”
    “喳！”端方的戈什哈连姜桂题的马弁，站了一院子，齐声答应，暴诺如雷。
    “扶姜军门进我书房去。”说完，端方随手捞起红封袋，走在前面。
    等将姜桂题扶到书房，自然摒绝从人，有一番密谈。看一万银子面上，端方教了他一条计策，让他去求亲王奕劻。
    “别人不知道，王爷是知道的。从甲午那年起，毅军先打日本；后来守胶州防德国人，守旅顺防俄国人；庚子年起，一直守山海关外，护送两宫出关到太原，到西安；日俄战争守辽西，帮日本打俄国。毅军，”姜桂题忽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且哭且喊：“毅军对得起朝廷噢！”
    奕劻大为惶惑，急忙叫人扶起他来说：“翰卿，翰卿，你有什么事，这么伤心？有话慢慢儿说。”
    “请王爷作主！”
    姜桂题拭一拭眼泪，断断续续地诉说，由于语声哽咽，奕劻听了好一会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是，毅军自成军以来，虽两易其主，但部卒却是父子相继，兄弟相接，所以非始终在此军中，情深谊厚着不能统驭。张勋不知利害，如果奉旨到营，一定会激出变故。士兵不是锋镝余生，即是父兄断胫决腹于疆场的孤儿，必当设法保全，而唯有遣散才是保全之道，这就是端方秘授的一计。
    这番话说得庆王大起恐慌，当下极力安慰姜桂题，把他劝走了，随即跟摄政王通了电话，把姜桂题哭诉一事，扼要的告诉了他。
    “我正为这件事在烦。庆叔，”摄政王说：“咱们明儿宫里谈吧！”
    ※※※
    摄政王的烦恼不止一端。
    首先是闹家务。太福晋自从孙子进宫那天，大发了一回毛病以后，由于诸事顺遂，更主要的是，再不必惴惴然于“老佛爷”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花样来，所以宿疾渐愈，想想自己三子一孙，极人间之尊贵，说起来比“老佛爷”还福气。“老佛爷”能掌那么大的权，自己孙子为帝，儿子摄政，不折不扣的太皇太后，莫非就做不得一点主？因此招权纳贿，不过半年工夫，善于钻营的都知道，有北府这么一条又快又稳当，而且便宜的门路。
    这一来婆媳之间就更不和了。儿媳是慈禧太后说过：“这个孩子连我都不怕”的权相爱女，自然看不起出身不高，又不识字的婆婆，而婆婆又看不惯儿媳妇的不守妇道。摄政王福晋爱热闹、喜洋派，常在御河桥新开的六国饭店出现，府内上下皆知，只瞒着摄政王一个人。
    婆媳虽如参商，但各行其是，勉强亦可相安无事，有时不免跟儿媳妇所管的闲事成了敌对之势。譬如说张三已走了北府福晋的路子，讲好可保其位；偏偏北府太福晋又答应李四，可取张三而代之。这一来摄政王夹在中间，不知该听谁的好？慈命难违，阃令更严，往往落得两面挨骂，痛苦万分。加以载涛护母，跟嫂子不和，有时还要在摄政王面前发脾气。
    “老七”最小，全家向来都让他，摄政王至今如此，除母亲、妻子以外，还要受弟弟的气。
    在宫中，则不但受隆裕太后的气，而且还受她无形的威胁，因为摄政王监国之下，拖着一个“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的尾巴，便多了一重束缚。如果一开头就独断独行，不去理她，倒也不碍，坏的是两官升遐之后，遇有重大事件，确曾恪遵太皇太后这一遗命办理，即是定下了牢不可破的规制，于今越来越有尾大不掉之势了。
    细细考查，威胁实在来自载泽。他垂涎“首相”一席已久，倘如仅只想取奕劻而代之，也还有化解安排的余地，无奈他不但想当军机处的领班，而且上面还不愿有个“婆婆”。又恰逢有一班满蒙大臣，对于洵涛两贝勒之大用，反感极深，两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随时可以变起肘腋的威胁。这些深怀不满的满蒙大臣，以铁良、荣庆为首，及至陕甘总督升允以出言不逊开缺，怨恨又深了一层，反对势力又加了几分。升允与荣庆是连襟，一开了缺，自然跟荣庆站在一边。
    于是有个流传颇广，而从无人肯承认，更无法究诘底细的传说：有八大臣将联名上奏，请太后垂帘听政。这八大臣没有人能说得全，但少不了有载泽、铁良、荣庆、升允，汉大臣中一定少不了盛宣怀，因为太后垂帘，载泽执政，他这个不能到任的邮传部右侍郎，立刻便可一跃为尚书。
    于是载涛为摄政王划策，道是过去几个月他一直听载泽的话，处处抑制“老庆”，大错特错。不过，改弦易辙，尚不为晚，联络奕劻是抵制载泽的唯一可行之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即是无形中压制了溥伟。
    原来小恭王溥伟，早就不甘雌服，先是希冀大位，等溥仪一抱入宫，自知不可与争，进而求其次，至少该弄个尚书当。偏偏他又不知听什么人说：慈禧太后临终，召见载沣及军机大臣时，曾有面谕，载沣摄政，或许才力未逮，可以溥伟为辅佐。这不是有人信口开河，即是故意捉弄他，而溥伟信之甚坚，甚至跟张之洞当面吵过，指他帮着载沣隐匿遗命。在载沣派他一个尚书，原无不可，但因他性情执拗，不受商量，很怕跟他见面，因而只给了他一个没有好处而很容易得罪人的差使：禁烟大臣。
    这使得溥伟益觉得郁愤难宣。辛酉政变的三位“皇叔”，独数“六爷”恭亲王奕沂的功劳最大，到了下一辈，醇亲王奕譞一支，特蒙荣宠；惇亲王的儿子中，载漪、载澜亦曾煊赫过一时；五房、七房都曾得意过，何以六房的子孙就该如此寂寞？因此，溥伟决定联络疏属的奕劻，特别在载振身上下了工夫，想结成同盟，别树一帜。这对载沣来说，多少也是个麻烦。载涛认为只要“联庆拒泽”的策略一施展，这个麻烦自然就不存在了。
    载沣还无法估量载涛的策略，是否唯一可行之道。不过他确实感觉到需要有个可以倚靠之人，既然载涛如此建议，而恰好奕劻又来了电话，自然而然使他下了个决心，先把“老庆”紧紧拉住再说。
    一见面自然先谈姜桂题与毅军的事，由此便很快地谈到张德甫——小德张了。
    “这是个痞块！”摄政王大为摇头：“在他身上不知生了多少是非。听说张少轩跟他拜了把子？”
    “是认同宗。”奕劻紧接着问，“姜翰卿到底还动不动呢？”
    “照此样子，怎么能动？那天‘里头’倒是跟我提过，说姜某人老得路都走不动了，又说张勋当初保驾有功，忠心耿耿的，不如派他去接毅军。我说，我得查查这回事。姜桂题果然太老了，也该让他回家过几天安闲日子。”
    所谓“里头”是指隆裕太后，奕劻便问：“这么说，是答应他了。”
    “答应归答应，不能办还是不能办。”载沣于此事很有决断：“里头不提就不提，如果再提，我就说，一动姜桂题会闹兵变，谁肯负责，我就动他。”
    “如果回一句，我负责。摄政王怎么办？”
    “我呀？”载沣想了一下答说：“我就说，我把姜桂题找来，请太后当面跟他说。”
    奕劻几乎要笑，这是异想天开的办法，但亦不能掉以轻心，以相当认真的态度说道：“这一来，不就等于请太后来管事吗？”
    “啊，啊！”载沣一惊，不自觉的认错：“我倒没有想到，差点坏事。”
    “太后不能召见外臣，此例万不可开！请摄政王记住，此测一开，后患无穷！”
    “说得是！我想通了。”载沣问道：“如果里头逼着让张少轩去接毅军，闹出事来也敢负责，我该怎么说？”
    “这有两个说法。一软一硬。不知道摄政王愿意怎么说？”
    “你把两个办法都说说！”
    “好，先说软的，摄政王不妨这么说：太后深宫颐养，如外头闹兵变，怎么好惊动太后，让太后来料理这种麻烦，岂不叫天下后世，骂尽了满朝文武？”
    “硬的呢？”
    “硬的就说：京城里一闹兵变，惊了宗庙，只怕太后也负不起责！”
    载沣踌躇着说：“硬的太硬，软的太软……。”
    “那还有个不软不硬，折衷的办法。摄政王不妨这么说：本来毅军如闹兵变，自有国法制裁，只是投鼠忌器，太皇太后的梓宫，尚未奉安，不能不加顾虑。”
    不待他说完，载沣便已完全接受，“好，好！”他说：“这个说法好得很。”
    即由奕劻划此软硬之策，载沣对他的观感，大为改变，过去中了载泽的先入之言，总觉得“老庆”是个老奸巨猾的模子，此刻却在想，姜到底是老的辣，算无遗策，只要他肯尽心，还是比别的人靠得住。
    于是他开始要吐露肺腑之言了。话从铁良谈起：“铁宝臣很不安分，庆叔，你听说了没有？”
    “庆叔”二字在奕劻听来很陌生了！自从颁布了摄政王监国的礼节，规定以爵衔相称，其间只有过年叙家人之礼，才听他叫过一声“厌叔”，算来不闻此称，已半年有余，因而不免微有受宠若惊之感。
    不过表面上他仍旧保持着这一天侃侃而谈的神态：“铁宝臣不安分，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说：“打练警卫军起，他心里就不痛快，处处跟良赉臣闹别扭，老七跟我提过好几回。莫非在摄政王面前就没有提过？”
    “提过，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最近，听说他往鼓动风潮，打算让里头出面来管事。这可太胡闹了！”
    “倒也不能说胡闹！真的让他把风潮鼓动起来，就算能压下去，亦非朝廷之福。”
    “就是啊！防患未然。庆叔，你有什好法子？”
    奕劻想了一下淡淡地说：“法子多得很！不过我不敢胡出主意。”
    “咦，庆叔！”载沣大为困惑：“你怎么这么说？”
    “从前我替老佛爷出过好些主意。大概十个主意听我八个，这八个主意，都有效验。摄政王听说过没有，那些主意是我出的？”
    “没有！”
    “当然没有。老佛爷能教人佩服，教人怕，就在这一点上头。凡事她自己拿主意，而且用人不疑。”奕劻怕他还听不懂，索性挑明了说：“摄政王听载泽的话，我可就不便出主意了。因为我出主意是帮摄政王，载泽出主意是帮里头，完全两码事。”
    “庆叔，你放心，你放心！”载沣一叠连声地说：“我再也不听他的话了。”
    “我想摄政王也不能再听他的话。不然非弄成个太后垂帘的局面不可。”奕劻接着又说：“铁宝臣非去不可！找个地方让他当将军去。”
    “好！”载沣点点头：“什么地方呢？”
    “得要找个好地方。”
    “那自然是江宁。可是……。”摄政王不知道怎么说了。
    “摄政王是怕江南地方好，他会在那里兴风作浪？不要紧！江南大地方，人才荟萃，不容他胡作非为。倒是偏僻地方，他爱怎么就怎么，没有人管得住他，反倒不好！”
    载沣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江南的士绅，管住铁良，不由得笑道：“庆叔这一着高。”
    接下来谈到张之洞的病势。摄政王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张之洞出缺，对政局有何影响？
    “不但张香涛，”奕劻答说：“孙燮臣多病，也朝不保夕了。这两个人是汉人读书人当中的领袖，一旦都故去了，自然要影响天下对朝廷的观瞻。唯一弥补之道，是在汉人之中，识拔一两个真正能干，有魄力的人。”
    “不错！”摄政王深深点头，“孙燮臣不过状元宰相，张香涛是想办事，而实在也不是能办事的人，无非都是声望而已。如果真有能办事的人，可以替得了张香涛，自然求之不得。庆叔，你心目中有人没有？”
    “有，袁慰庭。”
    摄政王一听愣住了，踌躇了一会说：“这怕有点难。”
    不过半年的工夫，袁世凯的处境又不同了。两宫宾天之初，人心浮动，情势混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所以不但袁世凯惴惴自危，奕劻已有自身难保之忧，不敢出死力相救。如今情况很清楚了，不但杀袁世凯的时机已经一去而永不再返，也没有人想杀袁世凯，如果说有，怕也仅仅只是隆裕太后一个人。而微妙的是，人人能说袁世凯可杀，唯独隆裕太后不能，如果他说袁世凯该杀，满朝都会申救，因为张之洞说的再透彻不过了，不能让太后杀大臣！一杀开头，人人可为袁世凯之续，是故救袁世凯即等于自保。
    因为如此，为袁世凯辩护即不须有何顾忌。奕劻是早就想替他说话了，遇到今天这种好机会，自然不肯放过。
    “摄政王最近也常浏览各种报纸，总也看到不断有复召袁世凯的消息。实无其事面何以有此传说？这就可以看出人心所向了！请摄政王倒想一想，内而部院，外而督抚，论才具，那个及得上袁慰庭？如杨莲甫一倒下来，笑话百出，看他生前，简直就不象做封疆的，亦就无怪乎大家要想到袁世凯了。”
    “这倒也是实话。不过，用他，实在有点难……。”“摄政王的难处我知道。”奕劻抢着说道：“一是不敢用。就象铁宝臣他们所胡说的，袁某太跋扈，将来尾大不掉，悔之无及。这是有意毁他的话。我敢保他，决无跋扈不臣的情形，而况，手无兵权，又如何跋扈法？”他略停一下接着又说：“再是不能用，为的里头对他有成见。平心而论，袁慰庭在这上头是受冤屈的，外面说他告密，他自己说是曾劝过大行，要讲变法，也得慢慢来，不宜采取激烈手段。到底是怎么回事，旁人不知道。不过就算告密也没有错，新党要叫他造反，他不敢，把经过情形向长官和盘托出，这都里错了？退一步而言，人人都能指他告密不对，唯独摄政王不能。这道理我也不用说了。”
    作为荣禄女婿的载沣，再鲁钝也不能想不到这个道理，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的，定计幽禁德宗，太后训政，乃恃荣禄而办。然则袁世凯有罪，荣禄岂能无咎？
    将奕劻的话再想一遍，载沣忽有领悟。有几次见隆裕太后时，曾经提到袁世凯，骂他可恶，载沣觉得不便附和，亦不能为袁世凯辩解，常是保持沉默，倒象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觉得很不是味道。以后如果隆裕太后再提，很可以拿慈禧太后的招牌端出来，这一下不就连自己岳父都洗刷在里头了？
    “用人大权，操之于摄政王。”奕劻再一次怂恿：“无须有所犹豫。”
    “咱们研究一下。”载沣认为不能用袁世凯的想法改变了：
    “如果用他，给他一个什么缺？”
    这句话问得很实在，奕劻想了一下答说：“官复原位。”
    官复原位即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载沣便问：“梁敦彦呢？”
    梁敦彦现任外务部尚书，“这好办！”奕劻答说：”或者外放，或者调部，总有地方安插。”
    “如果袁慰庭肯来，倒确是个好帮手。”
    “不仅外交，最好让袁世凯来主持，就是老六、老七转军队，亦得袁慰庭帮忙。说句实话，象铁宝臣，除非袁慰庭才能让他有所忌惮。老六、老七是不会放在他眼里的。”
    这个说法更能打动载沣的心，他是衷心希望他的两个胞弟能掌握军权，可是到底缺乏经验，能有袁世凯协助，是再好不过的事。因此他的心思更活动了。
    “我看这样，先派个人去跟他谈谈，庆叔你看怎么样？”
    “那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最好摄政王能有一封亲笔信带了去。”
    “信上怎么写？”载沣说道：“似乎很难措词。”
    “不难。信上除了致问，便是勉励，他受朝廷深恩，虽是在野之身，如果国家大政有应兴应革之处，亦应进言。”
    “好！这样写可以。”载沣问说：“你看派谁去呢？”
    “派杨杏城好了。”
    “就这么说。”载沣点点头：“庆叔明天把他带了来见我。”
    于是第二天召见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指定由奕劻带领。载沣别无多语，只说：“你去看一看袁慰庭，把我的信带信他，就说，我很希望他能够进京当差。”
    “是！”杨士琦等了一会，见摄政王未再开口，随即起身跪辞。
    ※※※
    到了河南彰德的“养寿园”，杨士琦立即将载沣的信，双手奉上，口中说道：“恭喜！恭喜！”
    袁世凯不作声，拆开信一看，不过泛泛的慰勉之语，不过确是载沣的亲笔，便立即问道：“怎么想起来给我这么一信？”
    “当然还有话。不过信很重要，有此一信，足以证明，前嫌尽释。”杨士琦说：“何时出山该考虑了！”
    接着，杨士琦将奕劻在载沣面前力保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特别提到，如果愿意进京，奕劻负责保他“官复原职”。
    “不行啊！”袁世凯说：“枢庭向来忌满六人，我去了，总有一人不利。”
    枢庭忌满六人的传说，由来已久，如今是奕劻、鹿传霖、张之洞、世续、那桐，加上袁世凯便是六个人，“可是，”杨士琦说：“南皮只怕日子不多了。”
    “那我更不能去，一去不是妨了南皮。”
    杨士琦说：“我是奉命劝驾，不能不把话说到。其实，出山的时机虽已近了，到底还不到出山的时候。总要等三件大事定了再看。”
    “是的！要看看再说。杏城，”袁世凯问：“你说是三桩大事？”
    “一是南皮的吉凶；二是端陶斋的作为；三是铁宝臣的出处。”
    袁世凯将他这三句话想了一下，觉得他说得不错，端方到任能够将他跟杨士骧的亏欠，设法销了帐，加上张之洞一死，铁良一走，自然是到了可以出山的时候。然而他说得不够！
    袁世凯的想法是，不出则已，一出就须抓大权，在军机固然仍旧可由“大老”带头，但自己须有让各部院都买帐的实权，在目前来说，起码象载泽紧抓着财权，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
    不过袁世凯天性喜欢作假，既在林下，不便显得热中，然而杨士琦这样的关系，却又不能不说一两句真心话，所以略想一想，以随便闲谈的语气说：“光绪中叶，荣文忠受人排挤，后来又得罪了醇王，以致于贬到西安，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甲午以后，恭王复起，正好荣文忠祝嘏在京，恭王故意对道贺的宾客说，‘我这一趟出来，对用人一无成见，只有步军统领得要由我保，我非借重荣仲华不可！’荣文忠听见这话对人说，‘我当初是由尚书降级调用，如果仍照向例，调补侍郎再兼步军统领，我可不干。’结果是先补尚书，提督九门。我想，我去年狼狈出京，也应该先把面子找回来，再谈得到其他。”
    “大老不是说了吗，官复原职。”
    “这就算找回面子了吗？”
    “要怎么才算？”杨士琦平静地问。
    袁世凯笑笑不答，换了个话题：“听说醇王福晋时常微行。
    有这话没有？”
    听得“微行”二字，杨士琦忍不住失笑：“这微行二字妙得很！”他说：“按实际来说，醇王福晋等于皇后，按名义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太后，反正都是微行。”
    “这么说，是确有此新闻？”
    “已经不算新闻！”杨士琦答说：“大概三天之中，总有一天的中午，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见得到她。”
    “在那儿干什么呢？”
    “吃饭、唱酒，有时还跳舞。”
    “这可真是新闻了！实在有点儿教人不能相信。”
    杨士琦自己也知道讲新闻讲得有点信口开河了，旗装“花盆底”的绣履，何能跳舞？不由得脸色发红，不过不易看得出来，因为他长了个很大的酒糟鼻子。
    “跳舞是传闻之词。”他从容不迫的圆谎：“喝酒却是我亲眼得见。”
    “这我相信，这个小姑娘从小就会喝酒。”袁世凯点点头，思绪落入回忆之中：“那时候我常在荣文忠的签押房看到她，不过十一、二岁，穿一件蓝绸子大褂，象个男孩。荣文忠时常留我在签押房便饭谈公事，听差总忘不了另外摆一副金镶的牙筷，荣文忠亦总忘不了舀半调羹的酒给她，说一句，‘慢慢儿喝。’这话，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是戊戌。当年娇憨的“小姑娘”，曾几何时，已同国母！杨士琦在想，眼前的“四哥”，下世的“四哥——胞兄杨士骧，那时的官位，排起来都在四五等以后。不过十一年的工夫，飞黄腾达，都成了第一等人物，而倏忽之间，入土的入土，归田的归田，真正是一场黄粱大梦。
    就是那时候的风云人物，得君最专的翁同龢，权势绝伦的荣禄，如今亦都墓木已拱，恩怨都泯。杨士琦转念到此，不由得问道：“多少年来一直在传说，翁师傅是中了荣文忠的算计，又说翁师傅得罪是因为保了康有为的缘故。不知道其中真相，到底如何？”
    “翁师傅那样拘谨的人，岂能保康有为？不过读书君子，性情和平，深恶而不能痛绝而已。翁师傅谦虚好学，跟张幼樵深交以后，才知道‘天下’不止于中国，真象《西游记》上所说的，‘东胜神州’以外还有几大州，所以越发不薄新学，虚衷以听。即或旧学而有异说，亦不敢显然驳斥。康有为在翁师傅，不过如此这般的一种姑息而已。”
    “此论甚精。不过慈禧太后左右总以为康有为跟翁师傅的关系甚深，因而遭忌，亦是有的。”
    ※※※
    等杨士琦将袁世凯所送的一支吉林老山人参送到张府，张之洞已经在草拟遗折了。执笔的是他的两个得意门生，都是湖北人，出身两湖书院的陈曾寿与傅嵿棻。
    “大意我已经有了。”张之洞一面咳嗽，一面说道：“大意如此：平生以不树党援，不植生产自励。他无所念，惟时局艰难，民穷财尽，伏愿皇上亲师典学，发愤日新，所有应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序。这一句很要紧！你们懂得我的意思不？”
    “是说革新庶政，要按部就班来。不急之务，不必亟亟。”
    陈曾寿问，“老师是这样吗？”
    “不错！”张之洞继续口授：“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这一句也重要！”
    “是谏劝亲贵典兵，务须慎重？”
    “现在也只好这么说了！其实根本不应该把兵权抓在手里。”张之洞摇摇头，叹口气，又念：“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多，尤愿登进正直廉洁之士，凡贪婪好利者，概从屏除。庶几正气日伸，国本自固。”
    念罢气喘不止，赶紧找西医留下的，专治气喘的药来服，不一会肝胃发痛，再找止痛的药。到了晚上中医来诊治，听说胃纳骤减，所以开的方子，以健脾开胃为主。就这样中西并进，药石杂投，延到八月十八，服药亦吐，饮食亦吐，看看大限将到了。
    “奏请开缺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不然就来不及了。”
    张之洞是不愿落个死犹恋栈的名声。家人体会得他的意思，当天便写好折子，但延到八月二十才递。
    “他的病到底怎么样了？”摄政王载沣问鹿传霖。
    他们是郎舅至亲，鹿转霖每天都要去探病，情况很清楚，蹙眉答道：“危在旦夕！”
    “我得去看看他。”
    鹿传霖不作声，因为他心里很矛盾。以张之洞的身分地位，临终以前，不能没有摄政王视疾一举，否则面子上不好看。但习俗相传，一经皇帝亲临视疾，这大臣的病是怎么样也好不了的了，监国摄政王如今是实质的皇帝，依此例来说，亲临探视，对病人有害无益。
    不过张之洞却很盼望这恩典。因为他还有些关乎天下至计的话，要劝摄政王，期望被劝的人想到“人生将死，其言也善”的成语，对他的奏谏，能够重视听从。
    于是八月二十一日那天，先发一道上谕：“大学士张之洞公忠体国，夙著勤劳，兹因久病未痊，朕心时深廑念，着再行赏假，毋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给人参二两，俾资调摄，所谓开去差缺之处，着勿庸议。”
    到了中午，摄政王载沣坐着杏黄轿子，由御前大臣随护，来到什刹海畔的张之洞新居。这是由湖北善后局拨款二万两建造，不久以前，方始迁入。张家亲属早就预备好了，将贴着张之洞集句：“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这副楹联的两扇大门，开得笔直，杏黄轿一直抬到大厅，张之洞的长子张权在轿旁跪接。请安之后，随即领到病榻旁边。
    张之洞已经无法起床，唯有伏枕叩首。载沣还是第一次视大臣之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载沣听张权跪在地上，略略陈述病情以后，望着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很有名望的，好好保养。”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不过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好好保养，不必担心。”一面说，一面脚步已经移动，说完掉身而去。
    张之洞瞑目如死，眼中挤出两滴眼泪，于是闲废二十年，数月前方奉召入京的陈宝琛，本来回避在他处的，此时到病榻前来探问：“摄政王说些什么？”
    张之洞不答，好一会才叹口气，用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气数尽了！”
    他将摄政王看成一个“亡国之君”！如果载沣脑子里有一点点要把国家治好的念头，当然会问问张之洞，四十年的词臣，三十年的封疆，岂无一言可以献替？而计不及此，足见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二字，监国如此，不亡何待？“我有桩心事，”张之洞又说：“本来想面陈的，如今正好叙在遗疏中了。”
    说着，伸出枯干抖颤的手，向枕边去掏摸。他的第四个儿子张仁侃侍疾在旁，上前替他将遗疏稿子从枕箱中取了出来，交到他手里。
    “韬庵！”他说：“请你替我提笔，改动一两处地方。”
    陈宝琛沉吟了一下，轻声答一个字：“好。”
    “扶我坐起来！”
    等张仁侃将他父亲扶着坐起，听差已抬来一张上置笔砚的半桌，放在床前，陈宝琛隔着半桌，面床而坐，张之洞便斜靠在桌上，白首相并，斟酌文字，两个人不期而然地都想起了当年在词林中意气风发的日子。
    “韬庵，你先念一遍我听。”
    阵宝琛点点头，小声念着疏稿，念得很慢，可容他随时打断，提出意见。
    念到“臣秉性庸愚，毫无学术，遭奉先朝特达之知，殿试对策，指陈时政，拔置上第，备员词馆，洊升内阁学士”时，他开口了。
    “我想，”他说：“这里太简略了一点，‘特达之知’四字，似乎应该有个交代。”
    陈宝琛颔首表示同意。张之洞殿试的策论，缮写出格，不中程式，已被打入三甲末尾，再无点翰林之望，那知宝鋆大为欣赏，力争拔至二甲第一，慈禧太后又将他提升为一甲，由传胪变为探花。这是传闻已久的佳话，当然应该叙了进去，才足以表示感激深恩，至死不忘。
    不过叙得太显露，就会失之于浅薄。陈宝琛一沉吟，提笔添了两句，“壶公，”他叫张之洞的别号说：“我想这样子说，‘殿试对策，指陈时政，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至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远过。’下面再接‘备员词馆’云云。如何？”
    “太好了！”张之洞露出好久未见的笑容：“韬庵，你真能道着我的心事。”
    再有一桩心事，便是粤汉、川汉两路的利权归属。张之洞一生的理想，是以洋债与西学为用，兴办实业、富国裕民，结果洋债借了不少，为翁同龢斥为“恣意挥霍”，实业也办了些，但上不富国，下不裕民，只不过好了一班经手人。内召之后，奉旨督办两路，在他自知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不想横逆丛生，而时不我待，连这最后的一个机会都未能抓住，确是一件放不下的心事，必得在遗疏中格外痛陈。
    因此，这件事便叙在最后：“抑臣尚有经手未完事件，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筹款办法，迄今来定，拟请旨饬下邮传部接办，以重路事。铁路股本，臣向持官民各半之议，此次川汉、粤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借为利用厚生之资。此次臣于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
    就在这时候，只见陈曾寿面有喜色的捧着一本新书，直到床前，原来他的《广雅堂诗集》印出来了，纸墨精良，自然可喜。
    “这是第三次印本？”陈宝琛问。
    第一次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是他当浙江乡试考官时所取中的得意弟子之一，袁昶替他刻印的。当时收录不全，所以题名《广雅碎金》；第二次是在当两广总督时，顺德有个姓龙的捐资刊刻，正式定名为《广雅堂诗集》；去年进京，张之洞想留个定本下来，取旧作时改时删，一直到最近方始删下付印，但仍旧遗落了一首。
    这首诗就夹在白香山的《长庆集中》，题目叫做《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是七绝：“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这一定是我的绝笔了！”张之洞从枚边拿起《长庆集》，将那张诗笺抽出来，递向陈宝璨问道：“自觉失于浅陋。韬庵，你看要不要留？”
    “当然要留。第二句极深，非壶公的身分不能道。”
    “那就摆在最后。”张之洞将诗笺递了给陈曾寿。
    “浅人妄议，说第二句‘民’字应改‘臣’字，‘自’字应改‘易’字。完全不明白老师的本心。”
    “喔，有这样的议论！”张之洞看得很严重：“别以讹传讹，真的大失我的本意。如果君臣乖离，则君既失德，臣亦不忠，不就骂了我自己了吗？”
    “而况，题目上的两个人字，很清楚的，非民字不足以切题！”陈宝琛也说：“真是浅人妄议。”
    “唉！”张之洞叹口气：“这就是末世之为末世，独多浅人！”
    ※※※
    张之洞终于一瞑不视了。就在这天，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晚上九点多钟。他最后的遗言是：“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只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
    当天晚上从北府开始到张之洞的同乡京官、门生故旧，都接到了报丧条。电报局大为忙碌，发往湖北的明码电特多，大半是报此噩耗的，此外发往上海的密电亦不少。到了深夜二点钟，庆王府送来一个密码电稿，发电的不知是庆王奕劻还是贝子载振，但收电的一方很清楚，是在彰德的袁世凯。
    到得天明，军机进见，第一件事自是谈张之洞的身后，鹿传霖一面流泪，一面转述张之洞临终以前几天，如何惓惓于国事。摄政王嗟叹了一会，开始谈入正题。
    首先要决定的是，军机大臣从行新官制以来，已非差使，而是专职。如今出了空缺，该由谁来补？
    “张中堂保荐谁没有？”
    “保荐了。”奕劻答说：“一个是戴少怀，一个是陆凤石。”
    军机大臣虽改为专职，规例未改，同治初元以来，一向是亲贵掌枢，下面是两满两汉四大臣。张之洞保荐的当然是汉大臣，而且籍隶南方，恢复了两汉军机一南一北的旧例，一个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广东人，一个是吏部尚书陆润庠。
    “陆凤石我另外有借重他之处。”摄政王说：“不如用戴少怀吧！庆亲王你看怎么样？”
    奕劻知道摄政王已选定陆润庠为皇帝启蒙的师傅，表示赞成：“我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戴少怀懂洋文，办理交涉事件也方便些。”
    接下来谈恤典。摄政王自动表示，应该格外从优，因为他亦微有所闻，张之洞的病是碰了他的两个钉子气出来的，所以借此补过。当时交代，赏陀罗经被、赐祭一坛，晋赠太保，派郡王衔贝勒载涛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入祀贤良寺，赏银三千两治丧，两子一孙，升补官职。这些都是即时可以决定的，只有谥法，得要交内阁议奏。
    内阁四大学士，除了张之洞，孙家鼐病得已经在拖日子了，那桐、世续对此根本不关心，所以由协办大学士荣庆跟鹿传霖两个人商量。鹿传霖很坦率地表示，张家亲族希望能谥文襄。
    “谥文忠不好吗？”荣庆讶异地问。
    李鸿章、荣禄都谥文忠，而这两个人都是张之洞不怎么佩服的，尤其是李鸿章，易名相同，更为张之洞所不愿。但在他人看来，论事功声望，“张文忠”自然不及李文忠，张之洞的门生中，懂得这个道理的，自然亦不愿老师的声名，相形逊色。要求用文襄，那就犹之乎左宗棠与李鸿章，各有千秋了。
    鹿传霖自然不便说破本意，只这样答说：“文忠虽好，文襄难得。”
    “有武功才用襄字……。”
    “戡平大乱曰襄。”鹿传霖抢着说道：“香涛在两广，不也有武功吗？而且，那是打法国人。”
    如果说这就是武功，那就无一督抚没有武功了。荣庆因为张之洞出缺，他才是坐升大学士，顾念这一点渊源，也就不再辩驳了。
    ※※※
    张之洞去世消息一到武昌，湖北的好些要员红人，诸如提学使高凌霄、官钱局总办高松如、江汉关道齐耀珊、江夏县知县黄以霖，久受张之洞的栽培荫庇，无不悲痛万分。至于第八镇统制张彪，接到北京张府来的电报，则一恸而绝，灌姜汤、掐人中方醒过来的。
    张彪之于张之洞的情分，不是知遇之恩四个字所能概括的。此人太原府人氏，出身寒微，据说是张之洞当山西巡抚时的轿班，因为生得相貌不俗，言语清楚，而且忠实可靠，所以张之洞将他在巡防营补了名字，一步一步提拔他做个哨官，替他起个号叫“虎臣”，派为贴身的马弁，出入上房，亦不避忌。
    张之洞前后三娶，第三位续弦夫人是名翰林山东福山王懿荣的胞妹，殁于光绪五年，其时张之洞已入中年，而做了祖父，便未再娶，不过妄媵甚多，也常偷丫头。其中有个使女凛然不可犯，真如俗语所说的“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张之洞反倒另眼相看，命老姨太认作义女，匹配张彪，而得了个“丫姑爷”的雅号。
    张之洞在仕途中一帆风顺，张彪亦就水涨船高，与吴元凯并为“南皮爱将”。但到了两官回銮，推行新政，远派勋臣之后及大员子弟，赴日本学习陆军，光绪二十九年并派铁良、凤山、段祺瑞、冯国璋、张彪、黎元洪等人赴日参观大演习，这一来，吴元凯相形逊色，湖北的军权，便逐渐归张彪所掌握了。
    是如此亲如骨肉的关系，所以张彪“上院”向陈夔龙请假，要到京里去奔丧。陈夔龙没有准他，冲人在位而老成凋谢，人心不免摇动，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谁来指挥新军？张彪无奈，只得另外想法子去尽孝心。
    第一件大事是替张之洞找一口好棺木。四处打听，知道熙泰昌茶栈，有口沉香木的棺木，张彪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了下来，派管带四员护送，由陆军特别小学堂监督刘邦骥押运，乘头等车连夜运到京里。当然，棺价是由张彪孝敬。
    及至谥文襄的恩旨发布，湖北政学绅商各界在奥略楼设灵堂吊奠，张彪则在尚未落成的抱冰堂独设灵堂，一天三次拜供，都是自己照料，还请和尚来做佛事，披麻戴孝，哀哭尽礼。有些衙署公所，譬如象汉阳铁厂之类，单独设祭，张彪亦必赶去招呼吊客，而且代表家属答礼，俨然孤哀子的身分。
    八月二十七那天，抱冰堂上格外热闹，香烟缭绕，铙钹齐鸣，僧道尼姑分三处念经，是张彪为张之洞做首七。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七八乘大轿，一连串的小轿，小轿中是青衣侍儿，扶出大轿中的太太们，到灵前一齐跪倒，放声大哭。游客无不诧异，细一打听，才知道是张彪的太太，约齐了曾受“张文襄”知遇的道府内眷，前来哭奠。这在官场中，亦算新样，真正妒煞了“到死不识绮罗香”的杨士骧！
    ※※※
    由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为韩国志士安重根被刺殒命的消息，占了报上许多篇幅，以致张府丧事的风光，就显得逊色了。
    开吊那天，自摄政王载沣以下，叫得出名字的王公大臣，无不亲临致祭，磕完头、吃完素面，不想走的吊客尽可找熟人聊天，或者欣赏挽联，令人赞赏不绝的，不知凡几，但令人瞩目的，却是荣庆的一副：“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
    “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有人说道：“汉人益孤。”
    “何以见得？”另有人问。
    “你看，戴红顶子而掌国政的，尽是旗人。”
    果然，数一数十二个部中，汉人只得四个尚书，宗人府、内阁、军咨处、筹办海军处这些衙门，更是旗人的天下。
    “两位老兄，”有第三者插口：“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