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屐的踢踏声被清亮的高跟鞋声代替，橘色的高跟鞋价钱是595元，当我穿墨绿色裤子时，有人会委婉地说：
    “你喜欢强烈的对比色？”
    穿上棕红色的裤子时，有人又会讨好地说：
    “很有质感，名贵。”
    这鞋也越来越有我的爱好，跟不同的裤子谈恋爱，始终保持它的被注意力。
    不过，它的声音总和环境不协调。去见习的公司上班，十五分钟行程，它要过三次马路，路过二个报摊、三间五金店，长长的一排专营防盗门的小店。那些不绣钢门并不好看，生意也淡，不多不少地挤在墙面粗糙，灯光黯淡的店里，它们在待命，待价而沽，生来如此，贫贱地活着，从小店到平民之家，兢兢业业或者敷衍了事地活着。谁也不相信它们最终不会生锈。自作自受地活着。
    它在水磨石地面走时，声音又过于刺耳。它只提醒一件事：迟到三十分钟。
    它要绕过一面墙，墙上挂着些精美的广告作品，其中几幅是旧情人汉森的。
    它要踱进茶水间，一块木板插满员工的订饭卡，抽出我的名字，在A、B、C栏勾上一个，便是午餐了。偶尔也会写上“叉”或者“香”，那是叉烧饭或香骨饭。完了，扔进竹篮里。
    大会议室是方的，每天总有两三个创意会在这里开，如果闷着十分钟，老总就要生气，最厉害的一次把主持项目的AE气跑了。
    老总是个四十岁仍旧个性活跃的人，在白板写划遇上水笔不顺，往肩后任性一抛，阴沉着脸转过身来，见我们表情复杂地看着他，又若无其事把笔从角落里捡起，刷刷继续涂写。设计师用报纸裹一只活逮的老鼠逗大家乐，他禁不住伸手摸摸老鼠的脑袋，漾着富有亲和力的笑容：
    “不要处理得太残忍，啊。”
    他仍旧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有魅力而不再有爱情的男人。有次，我们去“三顶绿帽子”踩盘，他穿得休闲，坐在窗台上望珠江东去，忽然沉思，高鼻梁勾勒的侧面很迷人。他的广告观念有些落伍了，但要保持权威。我时常担心在这群年轻人里，他会寂寞。偶尔也跟我说话，强调人的核心价值。
    正如许多会议那样，观察别人的小动作比倾听发言有乐趣。副总有只眼皮不时掉下来，无聊了就拿着风油精嗅来嗅去，烟抽得厉害；创作总监，喜欢拎一只像发廊里喷水瓶的大水壶来，却不怎么喝水，说着话忽然躺到大窗台上去，一具卧佛；徐小姐喝牛奶的勺子硕大，塑料透明，据说是吃麦当劳的赠品，漂亮妩媚，却总是饥饿着，有时急着插话，忘记拿下衔在嘴里的勺子，忽然客户的电话来了，她穿着丝袜跑出去。
    只有一个人从不参加会议——我们的行政主管：四肢娇小，腹部平坦，理着娃娃头，却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能干，电脑、复印机、打印机坏了，都找她；她富有创意。
    创意会上有太多让我分散注意力的人，轮到我发言，总是忘了该说什么。只有很少时候，在空调老出毛病的小会议室里，跟冲冲单独进行创意。他和我说话有个开场白：
    “先看看你能到什么程度。”
    这次先向我给出几道题，考察想像能力。
    “13的一半是什么？”
    “星期2.5。”
    “为什么？”
    “13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耶稣受难日，那天也恰是星期五。”
    “还有呢？”
    “电梯。”
    “为什么？”
    “要上13楼，上到一半，停在电梯里了。”
    “你的想像力太贫乏了，只把13当成数字。”
    其实我说到电梯，又开了一个小差，想起了橙子的《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面写到他与陌生女人在电梯停电的几分钟，用巴黎探戈的方式做了一次爱。我曾问橙子那是怎样一种方式，他不说，让我自己去看《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我说那是部旧电影，看不着，他便让我去问看过的人，问了许多人，都不肯说。
    “好，继续。有个楼盘，它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大，大门、大窗、大阳台、大厅、大卧室，比普通的要大上一半。”
    “特大码的衣服，XXXL，画面上出现三张擦皮鞋人坐的X型小板凳，加上一张独脚瘦高的木椅，推出一张超大超长的豪华沙发，四个休闲的老板坐在上面。”
    “四个人坐一张沙发，怎么也称不上舒适。画面也太复杂。再想。”
    “比普通长一半以上的豪华轿车，有五个车窗，上面分别映现门、窗、阳台、厅、卧室。”
    “再长的轿车，窗也大不到哪里去。算了，楼盘还有个特点，就是绿色设计概念，你现在想想这个怎么表现。”
    “把窗、阳台画在一棵绿葱葱大树的树干上。”
    “差不多是个鸟巢。”
    冲冲有些不耐烦，他觉得我没用。我也就自认为是了。
    从此只安排些不需想像力的事给我做。比如他们需要为一个楼盘提出S生活主张，让我去查英文字典，抠出所有以S开头的与生活概念有关的单词，我在图书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拿笔和薄，老学究一般的一页页地抠。
    再后来，他们让我去顺德送货，坐地铁去体育西取支票。我在体育西迷了路。可我喜欢去顺德，六个车座的车，只有我和司机两人。司机不需要闲聊，我静静端着本读，或者长时间发呆，往往在这时，会想起旧情人汉森来。
    他觉得自己特有才华，什么事都能干好。事实好像也是那样。离开大半年了，他的名字还时常挂在那些员工口上，他的作品也一直挂在墙上。新来的员工仿佛对他也很熟悉，哪怕就是冲冲，一次问他有否一举成名的广告人，他肯定地说是汉森，语气里带着钦佩。
    坐在车上时，我会想像汉森怎么过洛溪大桥，有没有塞车，是否跟我一样碰见过载满食品猪或者不锈钢管的车，是否也留意奥林匹克花园、碧桂园。我想像他在顺德做项目时通宵达旦疯狂加班的日子。我还能想起他家贴在墙上的作品，跟我在公司见到的一模一样。他不会像冲冲那样不耐烦，他把创意草图给我看，让我一起想像，还夸过我聪明。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分吃半条罐头鱼，偶尔也分享一张床。我还能想起他说我是一只白雀。我还能想起他为我擦拭二十岁生日那天流下的眼泪，他说我把一年的眼泪都流光了，我却在那年流了最多眼泪。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坐14路夜班车，他拉着我在陌生的街道狂跑，抱着我在滴雨的屋檐下唱歌。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在地下通道，坐在弹吉他卖唱的流浪歌手旁边哼哼，伤害了歌手的自尊。我还能想起很多，在他离开广州的最后几天，还带着哭腔问他能记住些什么。可，我居然记不清他的脸了。
    后来，我重新记起他的模样。我在公司的旧文挡里找到他的名字，进入他的网恋记录，在他们的对话中找到了熟悉的描述：
    “我一直是，累了，又没有人安慰。有时想哭，但哭不出来。我初入行时有过连续六十个钟头干活，接着去客户那儿拿提案的记录，客户说：‘你该休息了。’我就哭了。”
    ……
    “我，坚强、倔强，爱幻想，满脑子歪主意。口花花，心专一。多数女孩认为我英俊，是黑马王子。男人味十足，但不爱修边幅，我认为不值得。”
    就是这样，他重新清晰了。
    网恋记录的时间显示他们从18：50聊到次晨两点以后。看完漫长的对话，已是傍晚七点。正是中秋节，公司冷冷清清。我毫无表情地离开。感到冷。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吃一份黑椒牛扒。然后打上一辆出租车，来到每个周日下午看电影的Take Five，要了一份血腥玛丽，坐在靠窗第二个位置。坐了很久，眼泪都流不出来。我掏出日记本，写我在酒吧看到窗外一个光着上身走来走去，不像失忆，也不像找寻什么的男人；写血腥玛丽不好喝，像番茄沙律拌了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