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反复向我们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读书做官的“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父亲的这些封建理论当然是来源于他早年读私塾时所受的教育，父亲自己也确实尝到了读书给他带来的诸多好处，因此读书做官的传统思想观念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早年父亲被迫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有一天连长用一根木棍子随手在地上写了几个汉字叫父亲辩认，父亲不仅准确无误地读出了汉字的读音，而且还向连长周到详细地讲解了汉字的意义以及引申意义，连长当即安排父亲作连队的文化教员，负责给连队的文盲战士补习文化。不久父亲患了一种腿上生疮流脓水的病，叫什么骨髓炎，连长给了父亲五块大洋，请当地的名医给父亲把病医好了。为此，父亲常常感叹，是腹中的墨水救了他的一条命。后来父亲当逃兵跑回老家务农，新中国成立，农村文化人不多，父亲受到了队长的器重，连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父亲是农民，一生又不下地干农活，这更是父亲读书的直接结果。
    大姐少年读小学、初中时是非常艰苦的，常常饿着肚皮读书。队里与她一同发蒙读书的伙伴们因经不住饿肚皮，先后跑回农村老老实实当农民。大姐好不容易读完高中，却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姐串联去了一趟北京天安门之后，就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回到大队合作医疗室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大姐被推荐考上省城的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荆州市一家大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成了我家里第一个吃国家皇粮的人，成了父亲教育我和妹妹们好好读书的活样板。二姐比大姐小两岁，她七岁启蒙读书时，五岁的三姐总是跟着二姐跑到学校去玩耍。老师批评二姐，学生不能带小孩子上学，二姐为了带小三姐，只好辍了学。可以说，成了文盲的二姐是被三姐害的，三姐四姐俩读小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开展，学校天天组织学生读毛主席语录，读了几年，两姐妹都不愿再读了，就先后回生产队当了农民。家里正缺劳动力，父亲也就没有强求三姐四姐俩读书做官。
    我自小象贾宝玉一样，与姐妹们混在一起，贪玩成性，不愿读书。七岁被父亲强制送到学校启蒙读书，竟然一连读了三个小学一年级。五妹小我两岁。她七岁发蒙读一年级正赶上我读第三个小学一年级，兄妹俩竟然成了同班同窗同学。从此我的成绩一直居中游，不好不坏。但我比五妹成绩稍强，因为她常抄我的作业。父亲也没有指望我读书能读出个什么气候。初中毕业，父亲叫我辍学，去学一门木匠手艺。师傅不是别人，是我的嫡亲二姐夫。那年我16岁，但身单力薄，二姐夫认为我还抡不起一把斧头，向父亲建议等我高中毕业后，再收我为徒。二姐夫一句话，使我有幸读完了两年高中，从而改变了我当木匠的命运。如果我初中毕业就去学木匠的话，我这一生肯定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木工。父亲只期望我是一个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村手艺人，但我高中毕业后，就不甘心只当一个手艺人了。
    1966年我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十年“文革”才宣告结束。我1968年启蒙读书打基础的小学和初中年代，就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期间，学校讲究开门办学，组织学生走向农村，走进工厂，向农民兄弟工人大哥学习。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们学校经常组织全校师生到农村支农，帮农民插秧，捡棉花。
    特别是那时候，学校不断搞运动。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啦、什么“与十七年对着干”啦、什么“只讲白专不讲红砖”啦、什么“张铁生交白卷”啦、什么“棋盘中学事件”啦、什么“黄帅日记”啦、什么“批判封资修，给老师写大字报”啦等等。“文革”结束，我升入高中，才正儿八经地坐在教室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就在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我应届高考，名落孙山。我所在乡镇中学100多名应届考生，没有一人考上大学。后来我的一些同学通过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复读，才有几位终于如愿以偿，考上大学跳出了农门。可怜我在1979年7月一生唯一的一次高考中，语、数、外，政治、物理、化学六科总分只有90多分。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英语和物理两科各只考了4分。如果单科是5分制的话，成绩倒是很理想的。五妹高考成绩更差，六门功课总分才30多分。
    本来我也想复读，但是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父亲不支持我复读深造。父亲对我说，如果我复读一年能够保证考上大学的话，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供我读书。就是这样的成绩叫我保证复读一年考上大学，我是万万不敢的。复读一年我的成绩除非象坐火箭一样直线上升，那才差不多。那一年，只要考上200多分就能成为各类普通高校的天之娇子。
    我与五妹高中毕业这年，六妹七妹这对双胞胎姐妹同级同班初中毕业，六妹考上新厂镇第二中学住读，七妹考上石首一中重点中学住读。大姐在荆州市建立了小家庭，二姐三姐四姐俩先后出嫁成了人家的人各奔前程。仅仅父母二人在农村种地，供养我复读和六妹七妹读高中，经济的确很困难很紧张。我物理英语两科成绩不好。人贵有自知之明，复读一年，我是无法保证考上大学的。除非有神仙相助。在暑假里，我给大姐写了一封信，求她利用关系，把我搞到县城一中去复读，这样，考大学的把握系数就要大一些。县城一中每年都办复读班，我的高考成绩不够进县城一中复读的条件，只得走后门。
    9月里，各校都开了学，我迟迟收不到大姐的回信，以为进县城一中无望，就遵父命，拜木匠二姐夫为师，从师学木匠手艺。其实，大姐接我信后，替我联系好了在县城一中复读的事，并且给我回了信，信却被父亲藏了起来。父亲的思想有点儿怪，支持六妹七妹两个女儿读高中考大学，却不肯给唯一能够荣宗耀祖的儿子一个复读考上大学跳出农门的机会。原来父亲觉得儿子既然不是读书的料也好，留在身边成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好养老。正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女儿们反正迟早是人家的人，读书读出去了，可以少受一些苦，并且能够增加攀龙附风的资本与身价。
    高中毕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农村时，我有一种断奶般的感觉。虽然我是农民的儿子，但我从来没有把我自己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青天的农民划上等号。我读了十几年的书，没有考上大学，离开了母校，就必然要成为一个农民吗？这就是我天生的命运吗？我年少无知，懵懵懂懂，对前途一片茫然。儿时第一次断奶，父母喂给了我其它的粗粮。少年离开母校第二次断奶，只有接受父亲的再教育。
    俗话说，天旱三年饿不死手艺人。在农村，具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是比较受人尊重的。做父母的见孩子读书读不进去，往往就叫子女们趁年轻学一门手艺，或学木匠，或学裁缝。长大成人，男婚女嫁，有手艺的人往往就比没手艺的人就多了一份身价。姑娘家有裁缝手艺，嫁人就可以更加攀高枝，小伙子是木匠，找对象就容易找到俊俏媳妇。父亲担心我读书没出息，如果没有一技之长，日后找老婆都成问题，于是等我初中一毕业，就想叫我学木匠，因为师傅念我年幼，我才继续读书念完了两年高中。
    小学毕业，我第一次照毕业登记相也是毕生第一次照相时，我有过当摄影师的理想，因为我觉得拿着个照相机与人照相很好玩。照相可以把天下的美女子尽收到相机里。我这个最初的理想的产生可能与我是男性有关，与我的性意思开始蒙发有关。但是我的这一理想因无钱买一个相机而破灭。初中毕业，我又有过当画家的理想。我老给妹妹们画相，总是画不出一个人样来，渐渐地，这个理想也就不了了之。高中毕业了，我什么理想都没有了，当农民是我的本分，是天下最底层的营生，自然不能算得理想。父亲硬塞给了我一个理想当木匠。一时间我也有些心动，要是真的如父亲所说，学了一门手艺将来能找个俊俏的媳妇能快快活活过一生也不错呀！于是我有了当木匠的理想。
    师徒如父子。从师学艺首先要向师傅下跪，三拜九叩。我师傅就是我二姐夫，他没有叫我行如此大礼。二姐夫小学文化，1米85的个头，体重85公斤，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地都震动。在生产队务农磨洋工时，二姐夫是最倒霉的，因为二姐夫个坯大，目标也大，如果干活不出力，队长首先发现的就是他。自幼身材瘦弱的我，对二姐夫这个宠然大物有一种敬畏之感。小时候上学从二姐夫家路过，我心生总是莫名地生出一种恐惧，我也不知自己到底惧怕什么。二姐夫家没有喂狗，但我每次经过他家，就感到会有一只狗随时可能向我扑来令我提心吊胆。不过，我路过二姐夫家，多半都是遇到二姐看见了我，就从家里跑出来，塞给我这样或那样好吃的东西。比如一节甘蔗，一个饼子，几粒糖果等等。
    二姐嫁给二姐夫是否幸福，我不得而知，只有二姐自己心里最清楚。我所知道的，就是二姐夫家在生产队算是首富人家，二姐夫还悄悄地向人家放高利贷。二姐夫与二姐两口子常常吵架斗嘴后，彼此一两个月都成了哑巴，互不与对方说话。日子还是照常地过，二姐做了饭，二姐夫就吃。缸里没水了，二姐夫就去挑水。二姐夫换下的脏衣服，二姐照样给他洗干净。最后到底是谁打破冷战的坚冰，谁先开口与对方说话，就不好说了。也许水到渠成，彼此的气都消除得一干二净，随便一个什么小事情都会成为他们合好下台的阶梯。
    人情大似债，头顶锅儿卖。二姐与二姐夫吵架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在与亲戚的人情往来方面的事情上意见不合而发生口角。三姐生了孩子，作叔父的送了三百元人情款，如果姨父只送了二百，二姐面上就过不去，就说二姐夫小气，令二姐在娘家丢人，因此二姐就与二姐夫呕气，不与他说话。我家姐妹多，事情也多，二姐少不了力所能及地关照一下娘家兄弟姐妹。有一次，二姐夫与二姐大吵了一架，令二姐痛不欲生，跑回了娘家。二姐在母亲怀里哭诉，说她做不起人，对不起娘家人。二姐帮了娘家，二姐夫说二姐都把婆家的钱塞进娘家了这个无底的洞里。二姐想做一个人却做不起人，因此她不想活了。母亲听二姐说出这样短气的话，立时放声大哭：儿啊，如果你不活了，我也就没有活头了！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随你而去。二姐随后又哭，我就是舍不得娘才忍气吞声地过日子的啊！母女俩的这曲戏深深地印在了少年我的心里，打这以后我就对二姐夫产生了一种畏惧。
    9月的一天凌晨4点多钟，天还没有亮，我被父母从睡梦中叫醒。这天，年少的我要随二姐夫出门赶早班车到湖北的山区当阳县去学木匠。当我在二姐夫家里挑起木匠工具担子的时候，我的坎坷的人生之路就从此起了步。
    由于我自小就莫明其妙地惧怕二姐夫，所以跟二姐夫在当阳县农户家里做木工活期间，我从不主动与二姐夫说话。二姐夫问我什么我就答什么。此外就一声不响地干活。老实说，我既然拿起了斧头，就想尽快把木匠手艺学到手，成为一个具有一技之长能够赚钱养家的手艺人。可是，二姐夫总是说我笨，骂我蠢。我干的活，二姐夫总是看上眼，不是摇头晃脑，就是唉声叹气。有时，还禁不住把我的脑袋当鼓敲。本来我就惧怕二姐夫，见二姐夫总是嫌我笨，我就更怕他了。有时，二姐夫开口跟东家老板说话的那一霎那，我都要吓得一大跳，以为自己又做错了什么。我在二姐夫身边，简直就成了一只惊弓之鸟。后来二姐夫干脆就不再说我了，也不安排我学新的东西，整天我就抡着斧头握着凿子在划好了墨的木头上打眼。我呢，做一天和尚撞天钟，一天只盼一天黑。在山区做木工活，都是做上门工，给农民做家具。吃住在老板家。我在老板家吃了早饭，就盼快点吃中饭；吃了中饭，就盼快点吃晚饭。吃了晚饭就可以洗了睡觉了。山区农民家的房子一般都是面向公路而居。公路上经常有长途客车来往，每每我抬头看见公路上行驶着一辆长途客车，我就望着直发呆。
    三个月后，我和二姐夫一道返回了家乡，从此我简直变了一个人，整日寡言少语，见到二姐夫的身影我就象老鼠见到猫般地浑身发抖。二姐夫向父亲禀报，说我心太野，他没有能力带我这个学徒。如果父亲执意要我学木匠，他可以帮我另找师傅。父亲问我到底还安不安心学手艺，我不做声，一个劲的直流眼泪。母亲见状，劝父亲不要逼我，以免把我逼成了精神病。就这样，我学木匠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