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沉寂了多年的文坛开始热闹了起来。《班主任》、《泪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一出来就轰动全国。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诗人的桂冠可谓金光闪闪。在车站，在码头，尤其是在旅馆，只要亮出作家的身份，立时受到文学青年的崇敬。各地的文学期刊相继复刊或创刊。我等生于60年代的高中生，读大学无望，又不甘心老老实实地在家种那一亩三分责任田，纷纷加入了文学青年的大军中，试图把文学作为一块敲门砖，从而跳出农门，出人头地。根据文学青年这一庞大的市场，文学期刊相继办刊授班，文学函授创作班，辅导文学青年创作，培养文学新人。我也跟风投资拾圆人民币报名参加了《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学习。我把对小裁缝菊花的单相思写成一篇又一篇的，投寄给《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却没有一篇被函授老师看中推荐发表。失望之余，我给函授老师写了一信，问老师我到底是不是一块搞创作的料？如果不是，我就改弦易辙，走发家致富之路，力争成为一个万元户。老师回信说，成个万元户也不错，况且有了成为万元户的种种经历和体会，今后写起来就会得心应手。最后老师说，祝成万元户，也不要忘了文学。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大力扶持农村能人搞专业户，要么搞养殖专业户，要么搞种植专业户，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时候，农村谁成了万元户，就被各大媒体重点宣传，成了公众名人，就可以加入当地的政协组织。三姐夫长年在外搞瓦工，家里的责任田三姐有时一个人忙不过来，家里常常出资雇请农村的闲人帮工。三姐夫有时叫我给三姐帮工，我就向三姐夫索取应得的劳动报酬，作为购买学习资历料的资金。我给三姐夫帮工后，三姐夫不仅给了我工钱，还给了我一个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我一心从事文学创作，平时也不忘从收音机里收听天下大事。
    行行出状元。人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搞文学的人如同金字塔，写作的人不尽其数，真正成为名家成为大师的又有几人？人生苦短，既然我不是搞创作的料，我何苦不自量力，去作文学的殉道者呢！我日以继夜写了许多，却没有一篇被印成铅字，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具有文学细胞了。至于我到底是不是一块搞创作的料，老师也不敢妄加评断，他建议我先务实再务虚，我觉得是十分中肯的。我决定文学暂缓一缓，着力搞实业，或搞种植专业户，或搞养殖专业户。家里人多田少，靠用传统的方式种植棉花水稻农作物，即使田里能刨出金砖，也是不容易富起来的。我想把家里的责任田全种上柑桔，搞柑桔种植专业户，遭到了父亲的不屑一顾。因为柑桔至少三年以上才有收成，而三年以后，国家的农田又要重新调整进行一次再分配。有报道说，科学养鸡，一只母鸡一天能生两个蛋。我想搞养鸡专业户，同样遭到父亲的训斥。农家自然放养土鸡，在鸡生蛋的旺季，常常是一只母鸡隔一天生一个蛋，个别争气的母鸡，如果喂的粮食多，大不了一天一个蛋。我对父亲说科学养鸡一只母鸡一天能生两个蛋，父亲说，你就是抠瞎我的眼晴我也不相信。父亲自小就不相信我这个儿子会有什么作为，顶多只能培养成一个手艺人。众所周知，我学木匠三月就辍了学，后来自己爱上文学，写了一年毫无成绩，眼下我又要搞什么养鸡专业户，父亲自然不会支持我。他开口就是一句话，一无成，百无成。我有口难辩。家里的财政大权由父亲掌握，父亲不支持我养鸡，不给钱我做养鸡经费，我的养鸡事业寸步难行。
    20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打开收音机，偶然听到某县委书记贷款给一位刑满回乡的失足青年养鸡致富的事迹，不禁灵机一动，连夜向本县县委书记写信求援。
    没想到我的来信受到了县委的高度重视，信件很快转到了乡政府，那上面有县领导的批示，叫乡政府酌情处理。
    大凡下面的人越级向县里，省里，甚至中央国务院写信反映情况，情节轻的，一般都由收信单位负责人写下批示，然后转到基层相关部门落实解决处理。情节严重的，上面便组织调查团，下来了解核实真情。我一个高考落榜的农村青年给县党委第一书记写的信转到乡政府后，乡党委书记打电话给村长，查询我的情况。在村里，我是个比较有名气的人。我和村里几位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学青年会同村团委一道组织了一个《湖田文学社》，每月不定期出一至二期黑板报。报登科普文章及文学社成员的文学作品，受到了村干部的表扬和好评。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村青年中就出现了两种好逸恶劳的人，一种是偷鸡摸狗的人，一种就是我等舞文弄墨的人。前者在1983年的“严打”中，统统被抓起来关进了号子，后来判了几个劳教，几个劳改。后者有人向上级举报个别村干部有经济问题，上面派人调查属实，撤了那位干部的职。因此我们舞文弄墨的人在村里也出了名。在《湖田文学社》里，我算二号人物。乡党委书记打听我的情况，村长起初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我告了村里那位干部的状呢！
    一个傍晚，在村小学教书的邻居米老师来到我家，叫我第二天早晨到村长家去一趟。父亲以为我闯了什么祸，急问米老师，村长为什么要找我。父亲听说上面支持我养鸡，着实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默默无闻的儿子还有如此能耐，胆敢给县委书记写信。
    其实，我勇于给县委书记写信这一招，就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当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按人头分田到户。家里六妹七妹考上了大学，户口被迁出了农村，分田时，村里就不再给二个妹妹分。父亲觉得村里这样做，很不合理，就仗着自己能写会算，给乡里写信反映情况，要求给两个上大学女儿分田，减轻家庭负担。但是，村里一视同仁，凡是嫁出去的姑娘及考上大学的子女迁走户口的人家，都不能分田。父亲向上面写信反映情况，写了也是白写。但却被我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遇到了难题，还可以向外反映情况，寻求社会援助。因此，我搞养鸡专业户遇到了难题，便给县委书记写了信。
    我家家底薄，几亩责任田除了养活一家人外，还要供给在江汉石油学院及武汉读大学的六妹与七妹两个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费用。在父亲眼里，我家只能吃补药，千万不能吃泻药。保守求安稳的父亲不敢让我冒险养鸡，他担心我失败后落得个鸡飞蛋打。于是，父亲立即提出与我分家。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分别出了嫁，五妹高中毕业被大姐接到荆州市学时装缝纫手艺，已经说了婆家，对象是荆州市某国营企业的一个青年电工。过了两年就会嫁过去也将成为城市人。六妹七妹都考上了大学，家里就只有我这个独种宝儿子与父母亲三人。现在父亲把没有结婚成家的我分开一个人单过，我起初只觉得好刺激！父亲请了家族中几位有名望的亲戚到家里开家庭会，气氛相当正式隆重，我浑身不禁直起鸡皮疙瘩。
    分家家庭会由父亲主持，父亲在会上的开场白中说得相当诚恳甚至有点谦逊。父亲说，本来我是想给你娶亲以后才与你分家的。现在你人大志大，不听我的管教，我也无能管你了，为了不误你的前程，只好把你分开。接下来，父亲叫我当着各位亲戚的面表态，表示与父母亲分家，是自愿行为，今后不要有任何抱怨。我年青气盛，在会上说，外国青年18岁就离开了父母，我已经20岁了，完全可以不靠父母过日子了，我完全同意分家。与会的几位亲戚作为见证人，对于我与父母分家的事，不好发表什么评论，因为这在农村中实在是太少见了。在他们眼里，只把我作为爱淘气的孩子，但又无可奈何。会议结束，亲戚起身离去时，我发现，有几位老爷子摇了摇头。
    家里的财产，责任田及其他不动产，一律分做三股，父母占两股，我分一股。家里只剩90余元的积蓄，我分了30元。三间土砖平房瓦屋，我得西头一间。父亲与我分家产时，神情十分认真严肃，我见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父亲老了，而我总是与父亲过不去。
    第二天清早，我去村长家，发现父亲先我一步赶到了村长家里。父亲一见我来了，就叫我在村长面前表态，说养鸡亏了本不叫他还。父亲虽然与我分了家，还是不放心我有单独的民事责任人的能力，害怕我养鸡失败连累他老人家。我一听，火就来了，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还在这里说什么费话呢！
    村长见我与父亲闹别扭，就对我说，他要先向上面反映我与家里分家的情况，叫我们父子都回去，等他的消息。这天晚上，村长又托米老师捎信给我，叫我第二天与村长一道去乡政府商议贷款的事情。
    这天早晨，我和村长一道骑自行车早早赶到乡政府大院，大院里冷冷清清。我随村长走到乡党委书记的家门口，只见一个男人蹲在门口洗口，村长见了，隔老远叫了一声书记。书记满口牙膏泡沫，咕咕隆隆地应了一声。
    书记在办公室里简单地问了我几句话，告诉我上面很重视我的事，乡里将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支持我搞养鸡专业户。之后，书记带领我们去乡信用社找信用社主任贷款。
    乡信用社主任热情地接待我们一行。主任问我，懂不懂养鸡技术，是否有房产作为贷款抵压，我一一如实回答。主任听说我家里不支持我，并且与父母分了家，一无经济基础，二无技术力量，空有雄心壮志，认为我缺乏偿还债务的能力，不符合贷款条件，拒绝给我发放贷款。最后，书记发了话，说上面下了批示，我们应该支持农村的有志青年搞专业户。书记叫主任多少还是要贷一些款给我，待我搞出一点养鸡的样子，确实有专业户的苗头，再分期分批地贷款扶持我大力发展养鸡事业。
    乡信用社主任大笔一挥，批给了我一百元人民币的贷款。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百元钱叫我创办养鸡专业户，我真是一筹莫展。就在我为养鸡没有鸡舍发愁的时候，三姐夫年底要盖楼房，问我要不要买他的三间土砖瓦房作鸡舍。
    80年代初期，在生产队开手扶拖拉机的四姐夫率先另择地基新盖了三间红砖瓦屋。四姐夫在生产队开拖拉机，年年工分比三姐夫多。三姐夫不甘落于连襟之后，结了婚后才外出学瓦工手艺。三姐夫在外开支大，每年在外赚的钱并不比在家里种田多多少。四姐手紧，三姐手松，两姐妹的家景差距就越拉越大。四姐夫率先在生产队住上了红砖瓦房，三姐夫不服输，他要率先在组里住上新楼房。三姐夫住的三间土砖瓦房如果折价卖掉，几乎一钱一值。因为墙壁都是泥土，只有屋面上的树木和旧瓦稍稍有点用处，可以作柴烧或者盖猪圈。精于算计的三姐夫便打上我的主意，向我推销他的旧房，只卖五百元。如果新盖三间土砖瓦房，至少也得一千元，我当即拍板成交。我手头只有百余元钱，三姐夫建议我向二姐和四姐开口各借两百元钱，两个姐姐不会不借的。我什么时候能够交钱，三姐夫什么时候就把房子交给我。
    我受三姐夫的怂恿，去向四姐夫借钱，四姐夫说没问题。四姐夫说，只要我去向二姐夫借到了两百元钱，他立马就给我两百元，保证不误我购房的大事。接着我向二姐夫去借钱，他也满口答应，说等棉花上市卖到钱后，一定借给我两百元钱。
    原以为与父亲分了家，就可以放手大干我的养鸡事业，没想到父亲一如既往地干涉我的一切行动。我到乡信用社只贷到一百元钱的款子，父亲暗暗高兴。他知道，我没有资金，纵然有通天的本事也枉然。眼下我要收购三姐夫的旧房，并且二姐夫及四姐夫还准备借钱资助我这个小舅子养鸡，又把父亲给急坏了。父亲一边大骂三姐夫狼心狗肺，为富不仁；一边游说二姐和四姐夫，叫他们行善积德，别借钱给我，把我往火炕里推。我买三姐夫的三间土砖瓦屋，就必须用自己的责任田兑换房前屋后的地基。这样，我赖以生存发展的责任田就所剩无几了。一旦养鸡失败，我只有喝西北风。老父亲为我考虑，可谓用心良口。父亲的游说在二姐夫那里十分见效。二姐夫特地找到我，语重心肠地劝我等农闲了，随他外出干木工，赚一个钱是一个钱。何必去担养鸡的风险，让父母替你担惊受怕呢？我说，既然决定了，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我的意志！二姐夫说，你狠！就不要求我了！见二姐夫如此翻脸绝情，我几乎昏倒。
    一气之下，我跑到镇上邮电局给《湖北日报》社拍了一份电报：请派一名记者来。
    我要向记者反映我从事养鸡专业户的种种阻力和艰难。不知是什么原因，省报记者始终没有下来采访。
    远在荆州市工作的大姐也给我来了信，她在信中批评我没有任何准备就向上面写信要求贷款以及与父母分家的举动是错误的。大姐说，父母为我们兄弟姐妹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年过六旬，还在为我们操劳，更准确地说，是在为你和六妹七妹操劳，你还在惹父母劳神，于心何忍呢。五妹现在城里做裁缝手艺，能够自食其力。六妹七妹在读大学，大学一毕业，这个家就是你的了，你却把家里搞得一堂糟。你一个独种宝儿子与父母分家完全是错误的。再说，你要社交，你要学习，你要劳动，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你现在不小了，也应该独当一面了，但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切记切记。
    其实，我与父母分家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我照常和父母在一口锅里吃饭。听说父亲要把我分开一个人单过，母亲坚决反对。一个单身汉还没有结婚就与父母分家，影响一定很坏。有姑娘的人家谁还会把姑娘放心地嫁给我呢？俗话说，一个鸡蛋要放在一个稳处。见父亲执意要与我分家，母亲害怕我找不到媳妇打光棍，就整日整日地躺在床上睡觉不吃不喝表示抗议。父亲最后妥协，与我约法三章，分家不分伙。在一口锅里吃饭，我种我的责任田，我的收入归我支配，我欠的债务归我偿还。实际上，我的责任田，母亲照常去打理，家里的力气活，照样照常归我干。
    父亲对我不听他的管教，简直恨之入骨。记得分家后的头一天，母亲照常去我房里收我的脏衣服洗，父亲竟然一把从母亲手中夺过衣服，狠狠地扔在我房里，然后把我的房门上了锁，不让母亲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