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了寒冷的冬天，盛花铺的油菜和麦苗抖擞抖擞头上的冰霜，从沉寂中醒来，田里地里一大片一大片绿悠悠的；春风里，桃花李花在枝头蹦蹦跳跳，欢乐地相互倾述着对于这个新世界的惊奇；燕儿追逐着从南方归来，叫喳喳的，在屋檐下修补旧巢。在这个外婆生活了一辈子的小村子里，处处都留下了她耕作的身影，长着她亲手栽种的花草，生活着与她朝夕相对的亲人。外婆坐在堆砌在门口的青石凳子上，望着从二里地远的公路上伸过来的碎石路方向，这也是我回家来的方向，她的内心非常平和，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虽然生活曾经给了她无尽的苦难，但是她都凭借着对子女的责任，勇敢地熬过来了。在这一刻，她不再计较得失，不再担心子女，不再关心场镇上的热闹，只趁着身体在这暖春里的舒适，轻轻地回忆，回忆她漫长淡淡的一生。
    也是在春天，人们开始忙碌着翻犁播秧苗的秧田。我家的田里还栽种着半亩地的厚皮菜没有收割，外婆领着我一起收菜。我年龄小，厚皮菜足有我个子高，一回我也只能搬几株。搬了很长时间，田里的厚皮菜依然不见少，我就开始变得焦虑，小孩子总是没有耐性的。望着眼前大片的厚皮菜，搬菜的活好像永远没有个头，觉得这活真苦真累。“少拿点儿，一回只拿两窝！”外婆背了满满一背篓菜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示我。外婆一回背一背篓，我一回只拿两株，半亩地的厚皮菜就这样一点点被婆孙俩收割了。我因为使用了外婆支的招，没有半途而废，第一次体会到了坚持就是胜利的喜悦。
    外婆每天的生活都很忙碌，从不曾见她闲着，这是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农忙时节，家里其他人都到田地里干活去了，剩下的所有家务事就落在了外婆的肩上，晚上张罗一家子吃过夜饭后，要等到所有人都去吃茶看电视休息了，她才能缓一缓。
    农村人热情，还没有喜丧一条龙服务的时候，谁家要有个黑白喜事，不消说，邻里自然会搬来自家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以供主人家办“坝坝筵”使用。妇女们帮忙摘菜洗碗，男人们帮忙挑水搭灶，这便临时组建了一支“帮办”队伍。主人家只需指定一位组织能力强的当“主事”，其他事情就再也不必操心了，自己只管招呼远来的亲戚。主事指挥着帮办们把各家凑来的桌椅排成方阵，摘菜洗菜、宰杀鸡鸭、煮饭帮厨都各有明确分工。等到筵席开始，主事又会给每个帮办分配传菜任务，每人负责一桌或两桌，承包到个人，井井有条。主人家的亲戚若是比较多，一轮筵席坐不完，那就得两轮三轮的轮着吃，直到所有亲戚都吃完下桌以后，帮办们才同厨师凑到一桌开始吃饭。坝坝筵一般有两顿饭，前一顿是晚饭，称之为“花夜”，名字大致是因为晚饭后会放焰火而得，后一顿则在第二天中午，称之为“正席”，正席的菜品会较之花夜略微丰富。帮办们在花夜当天早晨就会到主人家帮忙，第二天正席结束以后，其他远来的亲戚都散去，主人家会再留帮办们吃晚饭以表感谢。这种邻里间的和睦友好，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坝坝筵是村里最热闹非凡的时候，花夜的那天晚上，邻里们都会留在主人家通宵达旦的玩儿牌聊天。
    坝坝筵热闹的场景是独独属于外婆那个年代的，外婆也是最喜热闹。待饭毕，人们围着桌子聊天的时候，外婆先是会拿着抹布把桌上的残汤剩饭抹干净，外婆跟我说抹桌子也是有讲究的，要往自己怀里抹，不能让污秽溅到旁人的身上，然后她就会坐下来听大伙儿聊天，有的时候年轻人聊的话题她似懂非懂，但是也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会夸赞一句：“老幺经常在外面跑，见的多！”
    坝坝筵是全村人的热闹，逢年过节则是自家人的热闹。外婆的几个姊妹走得早，虽没有父母的叮嘱，但是她的侄儿侄女们每到过节也都会来探望她。这也是外婆最高兴的时候，饭桌上她不停的给大伙夹菜，嘴里还说：“以后别带起东西来，空起手来就行了”。大伙坐着玩儿牌聊天的时候，外婆同样会跟大家坐在一起，年轻人都耍得很晚，有时候大家已经耍到半夜，外婆也一直陪着，大家都叫她先去睡了，隔不了多久，她又会从床上翻起来看看大家劝大家也早些去睡。
    外婆喜热闹也爱走动，过年的时候，她要带着我挨家挨户的去“走人户”，过了年初一就到了各家走人户的时候，也就是拜年。早些年，物质条件不好，走人户带的礼品一般就有挂面、鸡蛋、白糖，米花糖就算是高档礼品了，女婿去给丈母娘拜年才带猪腿子肉和大红鸡公。但是那时候的亲情很浓稠，隔代的表姊表妹间也来往密切，每逢春节一定要相互串串门才算圆满得过完节。亲戚多的，这人户要从年初二一直走到元宵节去。外婆因为是长辈，初几头一般是她的侄儿侄女来给她拜年，往后外婆再带我去各家。有孙子辈的随其父母来给外婆拜年，外婆都会一一发给压岁钱，临走还要退还一些礼品，这是“让礼”，以示分享好彩头好运气的意思。倘若我随外婆去看望的是与他同辈的亲戚，出发前她就会嘱咐我不能拿压岁钱，我想外婆是想表示她是真心实意地去拜望，不愿给人造成哪怕一丁点儿额外的支出。宅心仁厚的老太太，通晓人情世故，事事做得光鲜，处处受人爱戴，她从不孤独。
    2003年初春，一种后来被命名为“**”的病毒以势如破竹之势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只听得电视新闻里每天都在播报又有多少人感染，又有多少人不治身亡，又有多少人被隔离。连首都北京平时最喧嚣的街巷也已经空空如也，每天都不断有新的感染者被发现。全国的民工大举返乡，却又因为怕他们携带着病毒回来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感染，民警在车站把他们半路截住，送到隔离点隔离开来。平时最普通的板蓝根冲剂被传有预防“**”的功效后，药店就再也买不到板蓝根了。一时间人心惶惶，摇摇欲坠。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据说这种变异的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更令人绝望的是暂时无法救治，一旦被感染就只有等待死亡，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却不能和亲人呆在一起。这种就像在科幻电影里才有的世界末日境况，当时确实给了我这样少不经事的读书郎带来了不少恐惧。那时间，我还在县里封闭式的第三中学念书，学校相对封闭的环境总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已经大变样，我幻想中外面的景象是这样的：狂风肆虐，纸屑垃圾漫天飞舞，商店的店招半挂在风沙中晃荡，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撞毁的汽车横七竖八地停在道路中间阻断了交通，庄稼全部枯萎**，到处都弥漫着黑烟和浓烈的刺鼻味道，河道里飘满了面目全非的尸体，活着的人躲在房子的阴暗角落里瑟瑟发抖，社会秩序已经陷入一种完全崩溃的状态，强盗歹人到处杀人放火……总之，我想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再也毕不了业，再也回不了家，再也见不到母亲父亲和外婆外公了。紧接着，学校的一道通知彻底让我陷入无助，这个月的归宿假不放了，下个月再放，家离得近的，让父母送生活费来，家远的，学校先垫付。我瞬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消散了声音，变得寂静无声，我的内心作了艰难的斗争后，还是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尽管有可能已经听不到母亲的声音。我摁着电话号码的手指在发抖，电话亭里金属电话的按键冰得摄骨，每摁一下都仿佛要用尽全身力气，我举着听筒的手臂放佛承受着千斤巨石，电话那头传来“嘟、嘟、嘟”接通的声音，每一声都如同钝器扎进我的脑袋。
    “喂”，母亲在电话那头开口说话了，“妈，你们在整啥子呢？”“刚刚从外面回来，这个星期回来不？”“不回来，学校说下个月才放假”，“哦，那我过两天把生活费给你拿来”。“恩，你们没的事嘛”，“没的事啊”，“那你跟婆婆他们说，这几天就不要去赶场了哦，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好哦，你在学校头好好读书哦”。我心里想说些类似于“我爱她”这样直接的话，终究没能开口。同其他孩子一样，我们从小接受的爱就是含蓄的委婉的，或者说是直接用行动来表示的，所以这时候我竟然没能有勇气说一句“妈，我爱你！”这样再自然不过的一句亲密的话。我想先做一点铺垫后再说一句表示关切的话“我看新闻头说好多从外地回来的人都被隔离了”“恩，听新闻头在说，我们这儿还没有发现的有”，“反正你们还是注意点嘛，没的事不要出去耍”，“好哦，你还需要啥子不，过两天我一起给你带来？”“不要了，那，我就先上课去了哦”“好，那就中嘛，专心读书哦！”“恩，好”。
    逐渐得以控制的疫情缓解了紧张的神经，但是阴霾并没有完全散去，学校与外界仍然是完全隔离的，家长只能在校门口探视孩子。门卫来告诉我说校门口有人找。是外婆和外公来了。外婆一见到我脸上就堆起了笑，她把竹篼放在地上，隔着校门的铁栏杆，从栏杆缝里把带来的吃食一包一包递给我，每递一样她都说明是什么，有咸鸭蛋、松花皮蛋、甜皮鸭、卤猪头肉、卤猪尾巴，还有顺道买的新鲜枇杷，每样东西都用塑料袋包扎的严严实实，外婆如数家珍地把所有东西给我以后，她裂开嘴巴，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像是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随即她边掏包边说：“分点儿给你姐”。二姨的女儿也跟我同在一所学校，并且是念同一年级。外婆拿出一张包裹得鼓鼓囊囊的手帕，一层一层地剥开，把生活费理得平平整整地给了我，她又嘱咐了我几句，上课铃一响便催促我快去上课了。“**期间”外婆来看过我两次，但她并未跟我聊过关于“**”的话题，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相反的，比起母亲交给她的给我送生活费的任务，她却是兴致高昂，想必是精心准备了一番。我回过头去看依旧站在栏杆外望着我回教室的外婆，她满面慈祥，眼神中透着期望，多么可爱可敬的外婆。
    我的第一部手机是外婆督促母亲给我买的，那是我刚上大学后不久的事。那时候手机还算得上稀罕物件，小灵通也多有人使用，但过后两年就少有见到有人使用小灵通了。小灵通和BB机都曾经在人们的通讯生活中风靡一时却又很快消失，急促得犹若流星。人们的移动通信生活不过二十余年，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它自身也迅速地彷佛瞬间从刀耕火种时代跨越到了全机械化时代。90年代初，一部“大哥大”要上万块，那时候普通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才一百多块钱，一个小学生半年的学费才几十块钱，红白喜事人们随礼不过十块二十块。那时候提“大哥大”的人绝对是真正的大哥。后来“大哥大”迅速瘦身，改头换面成了“手机”，身板儿小了身价却并没跌多少，一部蓝屏或白屏手机也要几千上万。所以手机和电视机一样，一开始并不是彩色的，最早的所谓彩屏手机，也仅仅是屏幕背景上衬了一张彩色图片而已。BB机是为了满足人们移动生活需求的过渡产物，流行于90年代末，价格在几百到两三千元不等，手头稍微宽松一些又赶时髦的中青年几乎人手一台，别在腰杆上，用一根细铁链系在裤子的穿带上，如同随身携带的宠物。BB机又叫寻呼机、传呼机、BP机、CALL机，BB机时代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有事CALL我！”CALL机一响，立马跟旁人说：“有人CALL我！”然后就遍寻公共电话。CALL机的唧唧声就好像是某种接头暗号，一听见暗号，就需要立刻去接头，肯定是有紧急情况。能否成功CALL到别人，有不确定因素，被CALL的人有可能没能及时找到电话回复你，又或者等找到电话回复时你又等不及离开了，所以这就给CALL机增加不少期待性，别有一番趣味。小灵通是一种更小巧的移动通信设备，优点是价格便宜资费低，缺点是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就没有信号。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CALL机和小灵通都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彩屏和弦手机、音乐手机、照相手机、直板手机、翻盖手机、2G手机，到今天的3G甚至4G智能手机，种类繁多价格低廉，手机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外婆不会打手机，从听筒里传出来的话她也只能听个大概，她和别人的沟通更多的时候还得需要面对面，所以自从我外出读书到后来工作以后，每次一回家，外婆总是把我盯得很紧，她会跟我讲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就好像小时候她会把好吃的东西给我留着，等我回来吃一样。到我走的时候，她又会从家门口一直把我送到公路上，等到我上了车走远了她又才回家。有时候下过大雨，从我们家通往公路的那条碎石路全是泥泞，我说路湿别送了，我前脚走她后脚又蹒跚着跟来，我站在公路旁回过头来看她，她便两手交叉着垂在胸前就那么原地站着远远的望我，像是我就要远行久久不归一样，其实我每次最久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就会回来，但是每次她都是那样不舍得望着我。
    盛花铺的春天很短暂，总是不加过渡一般就到了夏天，外婆的身体虚弱得几乎快要失去行动的能力，活动范围不会超过离家200米远的地方，多数时候她都在床上躺着，躺得实在酸了又再慢慢挪动着走到能望见公路的那片竹林，坐在青石凳子上望一望公路上来去的车流。
    按照外婆的衣服尺码，我给她买了一件加大号的衬衫。我替她脱外套试衣服的时候，可以清晰得摸到她后背的脊梁骨高高得凸起，这哪里还是以前那个敦实体胖的身体，仅仅只是过了一个冬天，外婆身上再没有一处厚实的地方了，衬衫套在她的身上，就像稻田里的稻草人，轻飘飘的。我不敢去想在外婆的身上到底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只在心里告诉自己，得常回来多陪陪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