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试图打开缺口，以便逃出生天。
    几经努力，托到了人事处长，看来关系不够硬，那处长推说阻力在系里，说只要系里通过他那一关没问题。
    我又把注意力放到系主任身上。一天，听办公室主任偶而提起说，主任的女儿病了，住在朝阳医院。我大喜，马上跑到街上买了些时鲜的水果赶往医院。主任的姓很少见，我很快就找到了病房，自我介绍是主任同事特来探视云云。
    我不过是给主任传个信息，示个好，求他高抬贵手，只要与人方便，以后大家都好说。可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哭笑不得。
    第二天，海书记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昨天去医院探过主任女，我说是，海书记说主任要还我水果钱。一霎那间我就知道这一脚踢的不是钢板，是金刚石板！我当即大笑，对海书记说，携水果去探访同事亲属，就有贿赂嫌疑不成？主任的党性也太强了吧！海书记也陪着笑，他当然不能表示什么。
    我彻底打消了走任何关系调走的念头，系主任如此作为，一方面给海书记难堪，指明其用人失误，另一方面借此表白自己的高风亮节，大公无私。我则不幸成为牺牲品。
    说老实话，我对主任一类的做法非常不齿，纯粹损人不利己，除了满足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点权力虚荣感外，什么也得不到。当时的中国，类似的故事何止千千万万，据说深圳一地的人才，很多都是弃职而去的。
    即然如此，我横下一条心，一闹到底吧，看谁横过谁！
    第一学期，我以刚到学校为由，拒绝上课。第二学期，森嗫嗫地问我是否要选一门课上，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东窗事发后，一天晚上他跑到宿舍来找我，试图解释一番。我当时正在和小晋下围棋，对他的到来带搭不理的，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他的絮叨，告诉他，这件事就此打住，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森走后，小晋转着眼珠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不是一个好张扬的人，从不在宿舍谈论此类事情。我撇撇嘴说，小人一个。大致说了一下事情经过。小晋一脸同情。
    小晋看起来很精明，和人谈话时两个眼珠咕噜咕噜地。时间长了，我知道他和一部分没有太大出息的北京孩子一样，小处聪明，大处糊涂，有时候做事纯粹是为了证明自己很牛，追求过程而不是结果。当时他正积极准备托福考试，张张罗罗地很忙碌，结果考出来是520几分。当然，阿唐在10年后的托福考试成绩是547分，五十笑一百，都不是读死书的料。
    刚到北京时，对那一股浓厚的托福热潮很是不解，一者东北闭塞，大部分学生并未热衷于此；二者也心存疑虑，考考试就能出国？实际上，通过这种途径出国的，何止万千！我当时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
    后来听说小晋下了海。最后一次见到他很是戏剧，是5年后在中关村附近的外侨公寓的电梯里，我忽然听到一个人试探地叫“阿唐”，抬头一看，小晋＃蝴一点儿没变，还是一付精明的样子，而我的头发却少了许多。
    那时阿唐和朋友在宾馆包房做生意已经两年了，遂带他到公司一叙。开始他还有些拘谨，等看到公司里的其他人凡事需要阿唐拍板定案后，方知我已是老板一级的了，很是有些感慨。
    一时走不了，就先过过教师爷的生活吧，尽管我一天课也没有上过。
    XX学院是北京市属的一个普通的文理学院，以文为主。学生来源以本市为主，以部分其它省市为辅。
    以北京的条件，稍微用一点功夫，考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成绩好一点的学生去了重点学校，差一点的到了这里。
    撰写报告时，有时候我嫌宿舍太吵，晚上会到教室去写。令我吃惊的是，教室里居然空空荡荡，没几个人。而我在上学时，一到晚上自习期间，是一位难求，去的晚的只能挤在光线极差的阶梯教室。反差太大了，我实在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们都能学到什么。
    平时学校里的学生幌来幌去的，看不出是学生呢还是街上的混混儿。夜里常常听到他们在操场上嘶吼崔健的“一无所有”。
    一次学院文艺汇演，学生的演出水平实在不能恭维，却在台上摆POSE，做台型，好让台下的同学照像。
    一次我担任监考，看到考场学生们一脸愁容，慈悲之心大起。讲台上就是标准答案，另一位监考是外系的。我就挨着个的指点一二，纠正错误。那受惠男孩女孩的感激的目光，让人爽得不行不行。考试结束后，我正在回宿舍的路上走着，几个学生从后面追上我，勾肩搭背地，好像我是他们哥们儿一般，七嘴八舌地一通感谢。
    还有一次学院组织篝火晚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住在附近的李谷一，吴祖光，新凤霞等大腕请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目击名人风采。前面的程序就不提了，讲话了，演唱了，然后就是高氵朝——篝火在学院的操场里点起来了。这时候尴尬的场面出现了，本该有学生上前手拉手围着火堆跳舞，名人们混杂其中，其乐融融一番，最后尽欢而散，现在却没人上前。我看到那几位可怜的组织者试图劝导学生们上前，可就是没人理会。最后是名人们提前退场，篝火在夜空里劈里啪拉地烧着，三三两两的学生围在外围看着。
    回到宿舍，我跑到对面房间和小白打哈哈，他是北大的毕业生，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兼职校团委副书记，我说，小弟教你一招，以后凡大型活动一定要事先找一些骨干分子当“托儿”，负责关键时刻冲上去，这样才能调动起一盘散沙的普罗大众。若方如梦初醒看官者，请不要忘了为阿唐叫一声好。
    当然，当时由於主任几个人对我的刁难，极大地影响了我对XX学院的观感，恨屋及鸟。实际上，后来我在商场上碰上很多XX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敏锐的头脑和大胆的作风，很是令人耳目一新。
    系主任好像吃定了我，时不时在党员生活会上拿我说说事。一些拍马屁的也在一旁帮腔，什么电话太多了，张扬的不象一个新人了，等等等等。我这人很会讲话，尤其是在开会时，在大学时，曾有人夸我讲话就和手里有个讲稿似的。我在25周年系庆时，是唯一上台发言的学生代表。在大学时，我独服我的团支书，他是在我掌掴前团支书后接任的，他讲话有一个特点，慢条斯理的，往往你不知不觉就入了瓮。他如今在 United Airline 任职，很想知道他的英语是否也是讲的这样慢。
    呵呵，还是接着扯阿唐舌战群儒的故事吧。我是不卑不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一干掉。小样儿，还和我摆正经，我从小就是被老爸灌输马列长大的，这套我见得多了！我当时愁的是没人搭理我，给我来个冷处理，我岂不就完了吗？！你们要批判我，正好，我一定要让你们觉得我是一刺猥，看着不顺眼，却没地方下嘴。如此几个会合下来，这帮鸟人终於不敢再招惹我了。
    因为不讲课，拿不到岗位津贴，每月只有国家发的那点儿死钱，大慨130元左右，日子过得很清苦。
    88年春，对门儿的小敢帮我找了一个在校外讲课的机会。那时候管理热，到处都办班，管理学方面的老师炙手可热。
    小敢是个很可爱的小个子，南方人，长的有点儿象雕塑大卫。平时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异人之处，实在是平凡极了，可他在一年后却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兵民对抗。XX学院旁的朝阳路是东来军队的一个重要通道，小敢当晚正在学院对面的大街旁的会计师事务所值班。枪声大作时，正爬在地上从门缝下面看热闹，前锋过后，街上寂静下来，忽然看到一个被打散的兵正在外面无目的地乱跑，以当时北京人愤怒的心态，这走散的兵如被老百姓发现，不被打死也要被扒三层皮。小敢一下子就跑出去把那兵拽了进来，然后在办公室藏了两天，等局势平静了一些，换了便装，骑车子把兵送到市公安局。
    我非常佩服小敢的所为，要知道当时北京一片混乱，鹿死谁手还不明了，他不可能凭此捞到什么。后来也确实没有奖他什么，只是“北京晚报”登了一则小小专访。而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氛围下却有着极大的危险性。后来，我问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说那兵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不忍看着他去送死。纯粹是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驱使他做了这一切。
    又扯远了，还是回头说讲课，对，到外面去讲课，是去朝阳区的将台乡。
    将台乡在酒仙桥，有十几个乡镇企业。如果看官对酒仙桥感到陌生，阿唐给你提个醒，那里有个公安医院，江青最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里度过的。
    讲课地点是在乡政府里，大概有五，六十个人听讲，有企业的头头脑脑，也有乡里的干部，领头的是副乡长丙。丙，三十几岁，高高的个儿，一脸干练。
    这是阿唐平生第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一次上台讲课。
    我是在那个时候发现我自己除了有一点儿演讲天才外，当教师爷也不错！现在有时发白日梦还想，将来退休了在中国某个大学里执一执教鞭，义务的也行。
    我按指定教材讲了两天，发现效果不好，太枯燥，都是骨头，干干的。回来后，我跑到图书馆找了一大堆相关资料，从中选出若干具体事例。再讲课时，就是先讲故事再归纳，先实践，再理论。时不时地再加上些小讨论，让他们对某些案例提出各自看法，最后我做总结。
    如此这番，企业家们大服。
    於是中午饭不再去乡政府的食堂吃了，而是由厂长们轮流请饭。饭局上往往要上两条烟，开一条，分一条，烟钱打入饭费。课后小车送回XX学院。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腐化生活。
    短短十几天的相处，丙副乡对我青眼有加。临走的时候握住我的手，一再地说，什么时候来访都欢迎！我顺嘴说调过来给你干活如何？他大笑说求之不得！
    回到学院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对呀，为什么我不可以去乡镇企业呢？
    我这人想好了一件事就要去做，不然搁在心里难受。立马就去找主任，直接了当地问他，如果我调去乡镇企业是不是就可以放我走人？主任要么是良心发现，要么是和我玩累了，要么是被我破罐破摔吓住了，居然答应了！
    我大喜过望，马上告知丙副乡，丙副乡在电话里沉吟半晌说，你先过来一趟，我们好好谈一谈。
    见面后，丙副乡说不是不愿意要我，实在是机构臃肿，难以安排。不如他和下面的企业打声招呼，看看如何。於是我一个人前后去了几个厂子，都是熟人，去了后就是借机吃吃饭，说起军前效命的事就是研究研究了。
    如此这番，最后到了铸件厂，将台最大的企业。厂长丁是个爽快人，说，“兄弟，看你也是个明白人，讲起课来夸夸其谈，怎么就糊涂了呢？你瞧咱这小庙，你来你能干什么？要说需要人才，乡里比我这厂子更需要！”
    我还是有些疑惑，问既如此乡里为什么不欢迎我去呢？丁哈哈一笑，拍了一下我的肩说，“你去了，丙副乡怎么办？”一句点醒了梦中人！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丁厂那一头自然卷发。
    从那一刻起，我才努力去学习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问题，道理是明白了，可实践起来真难哪，以后我又不断犯了同样的错误。
    此事之后，我依旧与丙副乡保持着联络。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年轻能干，有决断力，我从未由於他没有给我机会到将台乡工作而记恨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的做法实在无可厚非。半年后，我真的下了海，有一单生意还联络到他，结果结结实实让他给我上了一课！容后再叙。
    现在球又回到我的脚下，主任既然松了口，我就要赶快找到一家乡镇企业敢於要我，免得夜长梦多！
    机会来的很快，一次参加东城区的人才招聘会，邂逅了北京XX电脑公司柳经理。柳经理小小的个子，黑黑的脸上一脸憨厚，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半天不放。我坦白地跟他说，XX学院放我的条件是接受单位是乡镇企业，他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柳经理一口应承，一切包在他身上。
    很快，柳经理联络我去东城区东X街道办事处一谈。
    到了位於东X六条胡同的办事处大院，院门口挂着三块牌子，“北京市东城区东X党委”，“北京市东城区东X街道办事处”，“北京市东城区东X街道工商联社” 。
    一见面，柳就告诉我，街道工商联社的晋主任和柳书记对我的事情很重视，现在决定动用晋主任原来下放时所在的平谷县的关系，用那边的乡镇企业的名义调动我。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瘦瘦的自称姓田的女人一旁帮腔说，柳科长为你的事可费了不少的心思。小田的语气和神色很令人不爽。
    接着柳带我去见柳书记和晋主任，柳书记瘦高，晋主任壮硕，倒是很班配的一对。寒喧了几句，晋主任就告退了，柳书记单独一个人和我谈，介绍说XX电脑公司是联社下属企业，现在由企业科柳科长兼任公司经理。人员有十来个，和国营7X8厂是对口单位，做其长城微电脑代理经销商，很需要我这种技术人员加盟，(我什么时候变成电脑技术人员了？) 我将出任公司副经理。柳科长目前是暂时代理经理，将来我要做好接掌公司的心理准备。谈话间，柳书记特意问我多大年纪，当知道我还未满24岁，柳书记满意连连，“行啊，好好干！”一口软软的山西话娓娓动听。
    柳书记给我印象极好，极亲切，和他谈话就象在拉家常。入京以来，连连受挫，我多少有些心冷。柳书记一番热语，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一圈，差点没掉下来。
    和书记谈话后，柳经理带我到公司一观。公司座落在东四北大街上，位置虽然不是最繁华地段，可也车水马龙，极为热闹。一楼靠墙陈设一些柜台，卖一些电子有关的小商品，中间是终端台，上面摆了两台长城微机，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是一个电子器材商店。楼上面积是楼下的一半大，做为办公室用。介绍了一圈人，糊里糊涂也没记住。
    回到学院，我找到系主任，告诉他我已找好了一家乡镇企业，在平谷县的小店乡。主任说很好，我这就去找人事处长。
    我不知道主任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优点，不过在我调动的事情上，他确实兑现了他的承诺——只要是乡镇企业就放行。主任不是一个坏人，他的问题出在两点上，一是智商，二是胸怀。看官或许会笑阿唐胡绉堂堂大学系主任数量经济学副教授IQ不够，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次，小晋同系的老师教专业外语的小武到我们宿舍讲了一个主任的笑话，说一天学校组织全体外教联欢会，特意把所有在国外待过的老师都请来做陪，我们系主任一进屋就抓住美国鬼子侃了起来，“Come from California? Oh, it is good, California is good! Winter is so warm, I didn‘t even buy a quilt there, save a lot money……” 。
    我成功调动之后，本着烧冷灶的想法，我特意到主任家辞行。那傻家伙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好好干，还转过头一本正经地对LP说，这就是某某，我今天在街上指给你看的那个小店西瓜就是他要调去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后来听说和我同一教研室的小张也要调动，主任依然横加阻拦，被小张当众怒骂，气得差点儿没休克过去。
    过了一会儿，主任回来了，说已和人事处谈妥，小店乡可以随时来人调函。
    “不过”，主任顿了一下，“因为你一直没有在X院上过课，所以小店乡要补偿你的工资损失，10个月共1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