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中旬的一个深夜，毛泽东死了还不到十天，村子里熄灯已经很久，我裹着大衣，缩着脖子，还在一百多年前的浙南山村中徘徊踯躅。忽然门上响起了剥啄之声，把我从遥远的括苍山脉拉回到渤海之滨。传说这个水泵房历任看泵人都遇到过旷女夜奔的故事。夜这么深了，刮着料峭的寒风，天上又没月亮，连我这个男子汉都不想迈出门外去，是哪个浪女人有这么大的瘾头，半夜里出来找这罪受？
    我凝神静听，厉声喝问：“是谁？”门外轻声回答：“是我！快开门！”
    阿弥陀佛，是个男人。我一时听不清来者是谁，反正我没有仇家，没什么可害怕的，起来开门一看：天爷，来的是赵植林！瞧那打扮：戴着皮帽子，两手紧紧裹着棉大衣，下身穿的是秋裤，没穿袜子，却套着棉鞋。——看样子是刚从床上起来，来不及穿外衣就跑来了，有什么大事，急成了这样？！
    他顾不得寒冷，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有极不寻常的消息！刚才我听莫斯科电台的俄语广播，说是中国发生了政变，江青被抓起来了！”
    我一愣，如堕五里雾中，还有些将信将疑。毛泽东死了还不到十天，江青能这样快就倒台？他以宣传员特有的敏感分析说：“我注意了这几天的报纸，华国锋的名字还有，江青的名字确实好几天不露了。如果‘老莫’的消息准确，说明‘红色恐怖万岁’的时代已经过去，对咱们是绝对有利的。”
    我一个人住在水泵房里，有如隐居的高士，不看报纸，也不听广播，每天只和一百年前的古人打交道，根本不知道天下大事，只有听他分析的份儿。据他估计，江青一倒，“文革”中的“革命派”必然也要下台，为了安定民心，阶级斗争的弦势必会略为放松一些，来一个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即便不能立即把在押的右派们都放掉，至少我的书不必等我死后三十年再出版了。他问我校旱进行得怎么样了，能不能掐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争取先出版第一卷？
    我说第一部五卷共180万字的初稿基本上已经杀青，现在正在做修改誊清工作。第一卷80万字，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可以独立成篇，而且已经有誊清稿。他就劝我把这第一卷先寄出去，争取一炮打响。
    这一夜我们谈到深夜两点，他方才兴冲冲地回村去了。倒好像这部书也是他的心血与成果似的。
    第二天我到他那里翻看了报纸，从将信将疑到半信半疑，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刻写信给兴蠲，请她帮我把稿子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
    大白菜砍光了，焦队长忽然调我回村去当电工。劳改农场有一句话，叫做“溜溜达达是电工”，当电工的，除了粮食进场脱粒需要日夜守在机器旁边之外，平常日子，白天基本上没事，夜里哪家电灯灭了，找根电线接上，只要会亮就得，等白天再来仔细修理。因此，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早到晚地用全力继续写稿子。——焦队长如此全力支持我，1983年9月我的校旱出版以后，趁我到天津市新华书店去签名售书的机会，曾顺便到清河农常耗分场去了一趟，给他送去一套校旱，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