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稿子八十万字，是全部用恭楷誊清的，分钉八厚册，由兴蠲在10月3日寄给了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时候“四人帮”的案子早已经公开，举国欢腾，百废俱兴，出版界也正要有所作为。而浙江是我的老家，校旱的故事写的也是浙江，把稿子寄给浙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浙江人民出版社处理稿子可谓神速：一部80万字的稿子，仅仅用了20天时间，估计至少经过三个人的审读，就在10月26日给我写信来，通知我稿件审读通过，他们接受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再保密。难友们听说我朝于斯、夕于斯、苦心孤诣写出来的“巨著”有了出路，人人都为我高兴，纷纷前来祝贺。但是没过三天，分场部的张场长忽然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去，脸上带着三分轻蔑的讪笑，貌似和蔼地问：“听说你写了一部校旱，是吧？”
    我理直气壮地点点头：“有这么回事儿！”
    他的大嘴一撇：“你的保密工作做得还真不错嘛，怎么我就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我也轻蔑地笑笑：“那是您深居简出，从来不到下面去走走，怎么会知道？中队里的人，大都是知道的。”
    “写的是什么内容？”他嘻嘻一笑，似乎颇感兴趣地问。
    “是写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我也微微一笑，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农民起义”，当然是积极的主题。他不知道怎么反驳我才好，迟疑了半天，忽然迸出了一句：“你在清朝生活过吗？”
    我不由得真的笑起来了：“张场长，我今年才四十四岁，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过呢？”
    这一回，他算是逮住了我的把柄，得意地笑起来了：“你会写校旱，总知道文学是生活的集中反映吧？既然你没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写的校旱，岂不是主观主义的作品吗？既然是主观主义的作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告诉你，文艺是党的事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是有权力严格把关的。再说，你的校旱写完了，也没给我们看，就偷偷儿地寄到了出版社去，这是，这是……一种违法的走私行为。现在我代表政府和基层党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稿子，我们不同意出版……”
    我心里明白，一定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调公函”到了。那时候的逻辑：开除了党籍的党员不算党员，但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依旧是右派。我如果和“代表政府代表党”的张场长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那是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去的。中国的文学，要由这样的人来把关，还谈什么兴旺发达，出现什么里程碑！
    我什么也没说，就默默地离开了场长办公室。
    不到一个星期，稿子就从浙江退回来了。信中只有冷冰冰的两行：
    吴越先生：
    你的稿子经我们再次研究，决定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