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三儿见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也知道我家绝不是他可以久留之地，一天吃过晚饭，趁我父亲还没有外出散步的工夫（我父亲每天伏案写状纸，很少活动，吃的又好，人越来越胖，所以晚饭之后必定要出去慢慢地沿溪边环绕一周），找他“谈判”来了。他们俩这一次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忆忧新，至今没有淡忘。
    那天，他找到我父亲，脸上并没有一丝儿笑意，也没有半句感谢的客气话儿，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病和伤都好了，什么时候把我送去给张祖江，你瞧着办好了。我是你保出来的，绝不会从你家逃走。我们做贼的两手空空，就是这一身骨头硬，自己的事情，决不拖累人家。你放心好了。”
    我父亲听他这样说话，也没有好脸色好声气给他，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说：“我保你出来治病，是看在同是东乡人的份儿上，并不等于我们已经承认你是我家的亲戚了。承认不承认你是蔡家的人，那是他们蔡家的事情，跟我们吴家可风马牛不相及。作为一个同乡人，既然保你出来了，病也治好了，我觉得也还有责任劝你几句：爹娘父母生你四肢齐全，聪明伶俐，天下的行当那么多，干点儿什么不好？为什么偏偏要去学偷？退一步说，要是你能够改邪归正，从此走上正路，我不但可以不送你回拘留所去，还可以出面到蔡氏宗族中去说说，让你回到蔡家去归宗续谱。可是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谁敢出面去说呀？”
    谢三儿听我父亲这么说，微微一笑：“谢谢你的好意。那些多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咱们今天不要再提它好不好？我是谁家的儿子，只要我母亲、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姓爹的姓还是姓娘的姓，其实都是无所谓的。别人承认不承认，那就更无所谓了。自古以来，都是做了大官儿的人才会有人来认亲联宗，像我们做贼的，地位低下，名声难听，明明是同宗的族人，还不肯相认呢，何况我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所以我自从懂事以来，自从母亲告诉了我的身世以后，就没有想过要跟哪个有钱有势的宗族认过亲。我也退一步问问你：即便我‘学好’了，蔡氏宗族也承认我了，请问你是能给我争来一亩田呢，还是一间房？我知道，我父亲当年把他名下的田地房产都折价卖给你老丈人了，这些产业如今都归你大舅子掌管着。要想蔡氏族人承认我这个私生子，只怕你大舅子这一关就打不通。所以你今天说的这些话儿，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没有任何意义的。再退一步说：你也别以为只有你干的才是好事，我干的就都是坏事。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不论是三十六行还是七十二行中，都有我做贼的这一行，却没有你当律师的那一行。你们当律师的，嘴巴上说得漂亮，什么保障人权哪，维护法律的尊严哪，戳穿了说，还不是谁给你钱你就帮谁辩护？自古以来，王子犯法，就没有跟庶民同罪过，倒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拜师傅磕三个头，学的就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要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稍稍平等一些，补足了天理的无理，王法的不法。比较起来，要照我说呀，干我这一行的，且比你干的那一行要高尚得多、干净得多呢！”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恐怕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指责他的职业不高尚的。可是仔细想想，谢三儿的话，即便不占正理，至少“歪理”是十足的。我父亲无端受了这一顿抢白，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不由得勃然大怒，登时放下了脸皮，拍着桌子大骂：
    “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我好心好意保你出来，把你的病和伤都治好了，又好言好语开导你，你不说从此改邪归正，反而倒打一耙，损起我来。既然你自甘堕落，可怪不得我。我已经尽到劝说的责任了，你听不进去，那也没有办法。明天你就给我回拘留所里去吧！”
    谢三儿却没有发火，依旧笑嘻嘻地分辩说：“我本来没有找你说这些事情嘛，是你自己要跟我讲理呀？既然要讲理，总不能单听你一个人说吧？你说你的理，我也可以说说我的理；有理没理，也可以评一评嘛，发什么火呀？你要送我回拘留所去，我随时都可以跟你走，迟疑一下的，都不是好汉。”
    我一看情形不好，这里又没有我说话的地位，赶紧去把母亲叫来，才算把他们俩的一场争执暂时平息下去了。
    第二天，父亲倒是没有把谢三儿送回拘留所去。这一方面是母亲求了情，打算由她亲自出面来开导劝说谢三儿，一方面是我父亲最近接到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司令王陵基的邀请，要他到江西去当军法处处长，正忙于处理未了事务，顾不上别的事情。
    那天是星期日，我在房间里做功课，母亲把谢三儿叫进来，面对面地坐着，苦口婆心地劝他。谢三儿在我母亲面前，倒不是那么犟，也不跟我母亲讲他的“替天行道”，只是说他从小儿学的就是偷，除了偷，别的他什么也不会。我母亲也很为这件事情恼火，前两天，还为了要爸爸给谢三儿介绍一个正当工作而挨了爸爸一顿数落。爸爸说，祖辈上传下来一句老话，叫做：“坑蒙拐骗可别偷，吃喝嫖赌可别抽”；世界上，只有偷东西和抽鸦片这两件恶习最难改。因为偷窃不需要付出什么艰辛的劳动，只是一举手之劳，别人的财物就变成自己的了；抽鸦片呢，那瘾头能把人拿住，逼得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特别是像谢三儿这样的专业惯窃，从小儿学的就是偷，一偷偷了二十多年，如今已经是积重难返，恶习难改了。何况他除了偷之外，还喜欢赌博、喝酒、嫖女人。这样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只有坏处而绝不会有好处的。把这样的人介绍出去，第一是他根本就不会干什么正经的事业，第二，即便他勉强能够干点儿什么，肯定也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故态复萌，原形毕露，早晚连介绍人都要跟着吃亏倒楣。他反过来劝妈妈：对这种人类的渣滓，不能抱太多的幻想，尽管他是你血统上的堂房弟弟，也只能看开些。咱们把他从牢房里保了出来，救了他一条性命，又把道理都给他摆明白了，总算尽到了咱们做亲戚的责任，听与不听，改与不改，那就全在他自己了。
    我妈是个善良的女性，总不相信一个人如果有正当出路竟会自愿做贼的。今天的劝说谢三儿，正是她不相信一个人会自甘堕落的具体表现。
    谈话到了关键问题上果然卡住了。于是谈判又一次进入了僵局。
    那时候，我已经迷上了看校旱，一部《水浒》，反复看了三遍，虽没有背得滚瓜烂熟，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却都说得上来。另外，根据自己观察社会和书籍的体会，对于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也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人是立体的，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其次，我认为好人和坏人在某种因素和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谢三儿来到我家一个多星期，跟我的接触最多，我对他的了解也最多。照我看来，这个人性格坚强，爱憎鲜明，连一点儿奴才相也没有；人情味儿倒还挺浓的，你对他好一分，他会对你好两分、三分甚至四五分。开头儿几天，我也为这样的人能干什么事情而苦苦地思索过；后来，忽然想到：他既然拜时迁做祖师爷，何不让他也像时迁一样去做细作，去“盗甲”，从而变有害为有利呢？可惜的是，他没有出生在梁山好汉时代。今天听母亲和他谈话，又一次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上卡了壳儿，我忽然想起：爸爸不是即将到抗日前线去么？何不把谢三儿也带去呢？像他这样的人才，在部队里，在抗日前线，还怕发挥不了他的特长么？他要是老毛病发作，有军法在那里管着他，还怕他不就范？
    等谢三儿离开房间，我把这个意思悄悄儿地跟母亲一说，母亲登时也笑了起来说：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把他打发得远远的，就是出了点儿什么问题，丢人显眼也不在缙云县，怕就怕谢三儿是个懒散惯了的人，不肯到抗日前线去当兵。那时候，我是学校里抗日宣传队的积极分子，经常下乡上街去宣传抗日救国和人人要当兵的道理，自以为嘴皮子挺能讲的，就跟母亲说，只要爸爸肯带他走，谢三儿那边由我去说服动员。母亲听我说得这样有把握，半信不信地点头答应了。
    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跟父亲说的，总之是第二天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同意带他到江西去了。不过有话在先：绝不留他在自己身边，而是推荐他到作战部队去当侦察兵。学好学坏，往后就看他自己的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动员谢三儿去当兵的任务，当真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找到谢三儿，装作跟他聊闲天儿，从他祖师爷时迁的英雄业绩聊起，聊到乱世出英雄、时世造英雄，又三番五次提到像他这样的人才，如果趁着乱世出去奋斗一番，无疑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何况现在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凡是有血性的男儿，都应该拍案而起，去驱除外敌，报效祖国。一番话，居然说动了他的心。他先是向我炫耀了一番他的内外软硬功夫，接着磨磨丢丢地跟我说，要是有合适的地方，他也想当兵去，在前线显一显身手，立下几项叫人称颂的汗马功劳，方才不辜负自己生平所学。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已经不是我去动员他，而是他来求我帮助了。于是我来一个因势利导，告诉他我父亲即将到江西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去当军法处处长，如果他真想到战场上立功的话，只要让我母亲去说一声就可以。他听了，立即求我去跟母亲说。下面的文章，当然就是走走过场而已了。
    事情说定了以后，他向我父亲告了十天假，说是要去安排一下他的私事。连我都明白，他所谓的“私事”，无非是去向他那一帮相好的告别并慰问——其中有好几个人为他受了张祖江的酷刑，如果连话都不留一句拍拍屁股就走了，固然有点儿像是盖世英雄的本色，但是从儿女之情的角度看，却未免太绝情了些。所以我们明明知道他去干什么，却都没有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