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说说萍的父亲。
“我父亲是清华大学的下放职工。”萍常常这样向人介绍自己的父亲,从小到大,萍一直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那个年代出生的人都有英雄情结,父亲是他做人的榜样。
萍的父亲有着不平凡的经历。1956年2月应征入伍,1960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由部队抽调到清华大学。回忆当年的情景父亲记忆犹新,火车一进北京站,高音喇叭就喊:“热烈欢迎解放军同志进入我校,增强我校政治力量!”学校对这些经过选拔、优秀的年轻军人抱着很大的希望,称赞他们是一支坚强的队伍。刚入清华园,学校给他们献红花,举办宴席,部队首长、学校领导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萍的父亲转业到清华大学,安排在水利系电测仪器车间工作,主要是生产、维护实验器材,为教学服务,同时兼职录音(父亲在部队是无线电兵)。学校有重要讲话,指定他录音。父亲说,他清楚地记得一次为郭沫若先生录音——当时郭沫若先生在清华大会堂作出国考察报告,父亲将报告录下来,然后送到工地上放给同学们听,内容是介绍拉丁美洲国际形势。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中央委员),副校长刘冰等人的讲话,父亲都录过音。
清华大学为提高校工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组织校工们上夜校,其时正在清华大学水利系念书的一位国家主要领导人曾经担任过他们的政治辅导员,父亲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位领导人为他们上课的情景。
后来,由于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影响,以及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天灾有人祸),党中央提出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政策。动员城市人口下放农村,支援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清华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动员转业军人回乡到农业第一线去。
萍的父亲积极响应。离校前,水利系用专车送他们到市区景点参观旅游,为他们拍照留念。并跟刚进学校时一样,办宴席,献红花,热烈欢送,校领导讲话说:“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国家有困难,你们挺身而出,丝毫不考虑个人的私心杂念,服从国家需要……”还讲:“你们这种行为是值得敬佩的,将来国家经济环境好转,发展富强了,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说得他们热血沸腾,心里暖洋洋的,年轻单纯的他们踊跃报名返乡,奔赴农村第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相信农村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显伸手、大有作为。
这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萍不止一次听父亲说过。
萍的父亲至今还保存着部队的退伍证书、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村第一线,还乡参加生产”返乡证明书(证号0525)和一张“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字样的大红奖状等。
就这样,萍的父亲1961年6月,响应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担任着农村最基层的干部——生产队长、会计,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队长、先进个人等。
想当年,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可信赖,最可依靠的中坚力量,他们为建设新农村无怨无悔奋斗一辈子,奉献出全部的青春、热情与智慧。
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思想单纯,忠诚老实。所受教育也是听党话,跟党走。萍的父亲也是一样,做事认真勤奋,做人谨慎正派。萍的父亲自己也说,自己一生就象一条老黄牛,牵到那里,走到那里,党叫干啥就干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人“有些傻”。
父亲本份,不吃“碗外”的,不作非份之想,不拿不义之财,心甘情愿过清贫生活。这是萍对父亲的评价。
正因为有这样的父亲,萍兄弟姐妹才能够都读书,尤其是大妹才能够读那么多书。这在他们村是绝无仅有的。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是父亲做人的座右铭。萍挪用公款,身败名裂,不仅让家人抬不起头来,对爱惜名声的父亲更是沉重的打击,最大的打击。
萍觉得父亲顿时老了。
每当看到或想到年近花甲的父亲还在为儿子操心劳累。萍的心情就会变得沉重,萍的良心就会受到自责。亲爱的父亲,儿子的过失、无知、无能以及自私你要原谅!儿子欠您老人家太多太多,不要说报答二字,提起来羞愧难当。要儿子何用,劝天下为父母者休生儿子!
望着父亲越来越花白的头发,越来越驼弯的背影,萍常常禁不住泪流满面,萍的心在疼痛,在喋血……萍记忆中健壮的父亲不见了。哪里去了?是不肖的儿子累垮了您。
您把一大群儿女拉扯大不容易,应该得到儿子的孝敬。您早该颐养天年。只是您的儿子虽然长大,还很不懂事。
父亲,您辛苦了一辈子,早该歇歇了!
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勿勿。短暂的见面,萍总想跟父亲说点什么,可一时半会儿又能说什么呢?而且不知道说什么好!
父亲内向,讷于言词。父子相见,沉默时间多,但心是相通的。
父亲知道自己儿子这年把过得不顺心,并不指望报答什么的,只要活得安宁,不惹事。
萍做人爱憎分明,恩怨必报,力求无愧于心,但在做儿子这一点上,却是有愧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一晃三十年过去,萍的父亲已经由青年变成老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他们这一代人也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淡出人们的视线。
他们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可是萍的父亲却未能享受到应有的待遇。经了解,其他各省市精简或下放人员都有政策落实,而萍的父亲由清华大学下放至今未有任何照顾、补贴。
据说北京市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地下放人员回原籍“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任何明确的政策和文件。
且不说其他省市对下放人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待遇与补贴,如今基层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救助政策落实呢,而他们什么都没有。作为一座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国家最高学府,却无力妥善解决下放老职工历史遗留的待遇问题!几个同乡老战友、老同事心里十分不平衡,感到不公,感到心寒,多次劝萍的父亲一起进京上访到学校要求解决待遇问题。
他们也曾经给清华大学写过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过信。现摘录一段如下:
“……青年时代,我们为党和国家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服从国家的挑选,听从祖国的需要,我们无怨无悔。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那时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祖国和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义无反顾地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第一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今我们年老体衰,青春不在,仿佛将要落山西下的夕阳,晚年生活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亟需学校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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