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有许多高楼大厦，气派豪华壮观，可惜那都是富商阔佬们住的。大多数贫民百姓，住的却是低矮狭窄的木屋或铁皮屋，我们内地人称这类住宅群落叫“棚户区”。“棚户区”内的街道坎坷坑洼，街灯不明，屋里没有自来水，公用的水龙头也不多，说白了就是贫民窟。然而，就是这些贫民窟，有时也保不住。
    1950年夏天，澳葡政府工务局认为青洲的木屋七糟八烂，影响市容，下令拆迁，让人们一律搬到指定的地方重建家园。可他们竟忘了，这里住的多是贫民，哪里有能力重新盖房子呢！
    因此，居民们纷纷致函总商会，要求总商会为他们申诉，请求政府准许缓拆。作为理事长的何贤听到民众的呼声后，深表同情，觉得应当替他们奔走呼吁。
    何贤偕同商会理事陈直生、叶子如、陈毅生，到了工务局找局长毕士达。毕士达见是何贤，不能敷衍，只得亲自带领官员到青洲实地了解。他们一到青洲木屋区，居民们就派出代表来向“贵人们”陈述迁建的困难，和新规划区街道太狭窄、房屋之间距离太密，以及自来水龙头不够等等问题。
    毕士达与何贤等人又访问了几户木屋贫民，见到他们的屋中大都四壁空空，穷困不堪……何贤见毕士达愕然，于是说：“你总算眼见为实吧？似这番模样，他们填肚子都困难，哪里有钱建新屋呢？”
    毕士达也很同情地点头，于是他当场答应木屋居民的请求，改变了拆迁办法。
    青洲百姓们都流着泪，感谢商会和工务局能体恤民情，对于何贤为他们奔走请命，更加感激得叩首涕零……
    1955年1月10日，正是冬天。本就拥挤不堪的青洲区不幸再失大火，这可真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四百多间木屋顷刻之间已烧成灰烬。
    那时快到年关了，两千多贫民一下子雪上加霜，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其困苦情况可想而知。
    何贤流泪了。事发当天他就率领总商会、工联、同善堂和镜湖慈善会四大社团的人们赶到青洲现场了解民情，并且发放救济款，尽全力帮助解决难民们充饥、御寒和临时住宿等急需解决的困难。
    第二天，澳门社会各界成立“澳门各界救济青洲火灾灾民筹募委员会”。谁来领导这筹委会呢？“贤哥！”大家毫不犹豫，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出这个令他们倍觉力量的名字。
    何贤凡是做善事，从来有一“特长”：他不但乐于担任领导，亲力亲为，而且总是带头解囊，其数目也常常是最多的。这回为着“让数千灾民重获居所”的宏愿，何贤第一个以自己和先父何澄溪的名义，捐建新铁皮屋55间。接着，何贤又率领银业公会全体理监事沿门劝捐，在何贤以身作则的影响下，此次募捐工作成效斐然。
    要知道，在当时的年月，一场大火之后，能使数千灾民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都有住所，都有饭吃，都能开始新生活……是多么不易的事啊！
    何贤对待穷人，对待灾民，可不是那种摆摆“甫士”(样子)的蜻蜓点水———“意思意思”，何贤的人情味儿，浓得似“烈酒”，而不是淡淡的关怀和体恤。
    为何如此比喻？有一则澳门百姓的忆述，说当年石仔堆发生大火后，何贤不辞劳苦慰问灾民，当听到灾民反映没有烟抽时，他居然立即叫人买烟送来分给灾民！
    这样的“救灾”实在体贴入微，也实在令人无法不为“贤哥”的真情所动容……
    何贤还时常周济穷人，做他们“丢本亦无息”的债主，他借给别人的钱，除大数目外，从不追讨。有些人借到“贤哥”的钱，写回借据，他随即撕掉道：“你好好地去生活，我就算帮到你了。”有的人来给何贤还款，顺带索要借据，他又说：“对不起，我从不留别人的借据。你反正要不到了，还是把款拿回去吧，咱们两清。”
    何贤为何待人如此恩重如山，为何对公益慈善事业情有独钟呢？他做善事，救贫民，从不吝惜精力，更不吝啬金钱。
    何贤的信念始终融于生命：“我经营企业，取诸社会，要用于社会。从社会赚来的钱财，我要将其中的七成用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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