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如果我曾经或多或少地激励了一些人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曾经或多或少地扩展了
    人类的理解范围，因而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份欢乐，那我也就感到满足了。
    “山西人，九毛九。”人们说张铁民这位晋籍的市长，对待时间也是“九毛九”。
    在时间升值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何止“九毛九”。
    研究市容整顿的工作会议开始了，碑林区艾区长迟到了几分钟。
    张铁民很严肃地说：“老艾，你为什么迟到？你看看表，迟到了几分钟？你再数数
    多少人开会，乘一乘这个数字。为等你一个人，大家把多少时间浪费了！”
    艾区长解释道：“张市长你不知道，我忙得很哪！就这，我还是争取来参加会的。”
    张铁民笑了：“你忙，我承认。你比我这当市长的还忙吗？不忙，要你这当区长的
    干什么呢？”
    “我当然没有市长忙。”老艾打趣道。
    “我都能按时来，你呢？”张铁民说罢，对大家宣布了一个规矩：今后开会谁也不
    许迟到。
    市政府常务会议，他曾立过这个规矩。看来，得层层立这个规矩，彻底改变懒散作
    风。
    从此后，凡是市容整顿方面的会议，只要是由他主持参加的，别人是不敢迟到的。
    这种严格遵守时间观念的领导艺术，也被不少想打开局面的领导者们所效仿。
    同张铁民一起工作的副市长们，都十分清楚他们“班长”对工作的拗劲。
    西关派出所同交警三中队发生了矛盾，打起来了。是交警检查违章的，查到派出所
    乱放自行车的事了。上级调解，三中队不服，捅到市政府来了。
    这件事，副市长孙殿奇负责处理，感到问题复杂，不好办。
    张铁民知道了，又是催着抓紧办。
    “我处理不下去。”孙殿奇有点为难。
    “你处理不下去，那我处理吧！”张铁民又揽到自己头上了。
    孙殿奇知道张铁民很忙，怎么能不替他分忧，还要把自己主管的工作推给他呢？再
    说，这分明是张铁民在将他的军。还是自己处理吧！
    接着，孙殿奇重新做调查，听取双方意见，并召开了三方联席会，处理结果终于是
    各自都满意了。
    张铁民是用自己的工作热情，和敢于负责的精神，激励了他周围同志们的努力。在
    市政府班子里，该研究的研究，该坚决办的就不含糊。同样，该“主观”的也主观得使
    别人接受得了，该放弃自己看法的也绝不固执。只要你说的有可取之处，即使是一个普
    通的市民，张铁民不也虚心地听过苦口良药的意见吗？
    这年正月初一，张铁民带检查团回到机关。他问李廷弼副市长，还有各局的局长等
    不少人，一起谈论检查的情况。
    张铁民说道：“管理街道树的问题，怎么能管得好？”
    “我建议同分片包干抓市容卫生一样，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去。”有人提出设想。
    “好！我同意这个设想。”张铁民觉得，此建议不妨一试。
    在机关值班的一般干部王建鹏列席在座，他对这个问题有点看法，便插嘴说：
    “张市长，这街道树可不敢轻易下放。”
    “怎么？”张铁民有点疑惑。
    王建鹏就说：“这树和其他东西不一样，不敢折腾。以往有这方面的问题，一交一
    移，就要砍不少树。谁管，谁说了算，说砍就砍了。区上交的时候，先砍几棵，毕了从
    街道办事处往回收的时候，街道办再砍。一棵树，多少年才长起来。”
    “可以限制多少年不准砍！”张铁民设想。
    “你能当几年市长？”王建鹏开玩笑地说，“树又不会说话，是看斧头的。”
    张铁民点点头：“有道理。那就先不动。”
    有时候，张铁民是带上各路人马下去检查工作的。他对身边的干部要求很严，哪怕
    是小小的不足挂齿的纸漏也罢。
    一次去火车站检查，发现西安汽车站太脏，还充老大，撞不动。
    张铁民批评得很严厉：“你是西安的门户，不要给这座城市脸上抹黑。如果搞不好，
    区上、街道办事处有权按规定重罚！”
    他一扭头，看见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在一边叼着烟，不时地弹着烟灰。
    他不满意了，翻了几次眼。这位年轻的主任同志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以为给自己
    壮胆。
    最后，张铁民终于忍不住了，岔开话头说：
    “年轻人，你工作时间把烟叼上，像个什么样子？”
    年轻人赶紧灭了烟头。
    张铁民觉得，市长带的一帮人，工作要严肃，要以身作则，不要丢执行政策者的脸。
    你都是这样，还能教育别人，处理别人吗？
    区区抽烟小事，他不仅说了这个年轻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就是对任何人他也直言不
    讳。据说对在一起工作的靳副市长，曾为抽烟“违章”之事，他在一天之内就批评了七
    回。
    就是司机，也为抽烟受过张铁民的话：“你把烟灰弹在街道里，让谁扫？要抽，回
    车上去抽。”
    司机这才发现，张市长走在街上是不抽烟的，到集体场合也不抽，尽管他的烟瘾很
    大。常常，烟瘾闷得不行了，一上车就急于点烟，狠狠地抽上几口，下车时肯定要灭掉
    的。
    这种日常的生活习惯，从张铁民自己开始做起了，影响了周围的人们。
    在张铁民身边工作的秘书，工作也就不很轻松了。依他的脾性，该是怎样去要求秘
    书的呢？
    一上班，秘书的办公室便像涨潮似的，没有一丝安静的了。胡太平在一旁处理文件，
    宗楠在门口接待来访的群众，电话铃又在一旁响个不停。
    三十出头的壮小伙子小胡，每天忙到下午三四点钟，头脑就要炸了似的。
    张铁民究竟有多少精力，去处理那么多繁杂的事情呢？
    经常上班时间，他就在一张纸上抄了七八个问题，一大早交给小胡、老宗去办。也
    总要叮咛那么一句：“抓紧抓紧办！”
    下午6点钟批的文，要下班了，秘书就得留下来，办完后才回家。
    文是批给哪个部门领导的，说不定第二天他就见到了这位领导。这就要问，什么事
    儿，办得如何了？如果人家说还没见批文，不知道，他回来就要查问，迟缓了就得批评。
    当天的事，是要求当天办完的，谁也不敢压。凡是张铁民批的文，秘书一拿到手里，
    就得慎重对待，赶紧打电话，或者出门去尽快办理。
    张铁民常对秘书讲：“要尽可能多处理些问题。你一天处理一个，一星期还可以处
    理它七个问题。处理掉一个，就少一个。”
    他很忙很忙，秘书能闲下来吗？
    看来，在张铁民手下当秘书的，没有极大的热情和吃苦精神是不行的。也只有工作
    上拼命干，至于想在这个显赫的名义下沾点什么光，是没门的。
    敢说敢为的山东籍的宗楠，在这里办信，也是谨慎工作，夹着尾巴做人。三年之间，
    过年时候连一张别人送的年历也是不敢要的，怕张铁民知道。
    她知道张铁民的脾气。
    过春节前，机关为改善生活，派车从青海买回一批牛羊肉，每人都有份。小胡知道
    张市长其他好东西不稀罕，一辈子就爱吃牛羊肉。
    “好不好？”张铁民高兴地问。
    “好！给你来二十斤吧？”小胡说。
    “对！来它二十斤！”张铁民难得地痛快。
    小胡手脚快，一阵工夫肉买回来了。张铁民见小胡给他买了二十斤，自己却买了十
    斤，就问：“怎么，舍不得钱？”
    小胡说漏了嘴：“干部和领导有区别，规定干部每人可以买十斤，领导可以买十五
    到二十斤。你就拿回去吃吧！”
    这时候，张铁民突然对吃牛羊肉的浓厚兴趣荡然无存了。他马上让转告伙食科：
    “一个人多少，都多少！领导不要特殊。”
    小胡感到很懊悔。自己说漏了话，又感到张市长在享受方面过于苛刻自己。
    张铁民在这一点上，不会使秘书感到满意的。但是在日常工作上，却尽可能支持秘
    书，给以鼓励、鞭策、扶持。
    秘书写给他的情况反映，他总是认真看，动笔改，批得很仔细，很具体。也不完全
    是命令，常用一种温和的商量的口气。他的文笔修养，在所改的材料中显而易见，使秘
    书不得不折服。
    张铁民刚上任那阵，宗楠给他写了一份半年的总结。结果，张铁民只是划了个圈，
    一句话也没写。
    宗楠感到很委屈，第一次碰钉子了。她开始写时，着重反映实际问题，怕文字上弄
    不好，交给卓豪光去改。接着，到厅主任那里又改，送秘书长那里再改，竟改得没有多
    少原来的内容了。
    到年底写总结时，宗楠就自己负责，写完之后直接交给张市长去看。
    张铁民看完，很感兴趣：“写材料，不能接半点假，要多处理些实际问题。我要的
    是第一手材料，不要套话、空话，做官样文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像这样的材料，
    希望你每季度给我写上一份，或是一两个月写一份更好，我很爱看。”
    宗桶还碰过几次钉子。
    她原先是在市委信访办工作的，文件规定是批给下一级机关的。可给张市长办信，
    发现他常把信直接批给街道办事处。她在基层干过，知道那里没有收发文的手续。思考
    再三，便壮着胆子，对张铁民建议说：
    “你把文批给街道办事处，没收文制度，怕丢了。咱们的文件，要对局一级才对。”
    张铁民一听，脸沉下了：“我刚来不久。”
    宗楠以为老经验起作用了。忽然，张铁民停了一下，坚决地说道：
    “我还想对居委会呢！你说对局一级，对公社，旧的层层叠叠的一套，难道就不能
    改啦？”
    宗楠一句也不敢再说了。
    在一旁的卓豪光，想笑不敢笑出声。看，碰了一鼻子吧！
    一阵子，西安人传说铁市长要调走，宗楠就试探地问张铁民：
    “听说你要去广州当市长？”
    张铁民又是沉着脸，眼睛瞪着，热不热冷不冷地说：“你也希望我走哇？”
    “别说我们，怕西安市人民也不希望你走。”
    “什么时候西安不要我了，我再走也不迟。”张铁民深沉地说。
    张铁民常是一个人出入于街市上。司机马昌林，往往就充当了秘书和助手的角色。
    一停好车，就去撵他。
    停车时，张铁民还要叮咛一句：“这儿能停车吗？要把车放到指定地点去，小心罚
    款！”
    曾有过一次，张铁民坐另一位司机开的车上街，车没及时停到规定地点去，被市容
    监督员发现了。监督员并不知道这是张铁民市长坐的车，被罚了款。
    张铁民说：“该罚！”
    他的车子，照例是不能免于他自己所立的规矩的。
    马昌林同张铁民的性格差不多，都不爱多说话。车在行进着，车内总是一团沉默的
    气氛。
    当然，有时也聊天。
    有一次开会，马师傅没有把时间估计好，等会开完了，车稍晚一点到的，张铁民就
    说：
    “以后不要胡跑，咱们时间很紧，有时要耽误事的。”
    马师傅认了。张市长每天一个事接一个事，中间只有很少的交递时间，耽搁不得。
    其实，马昌林是很尽职的，马失蹄的时候极少。
    但马师傅怎么也想不到，这年大年初一，张市长一上车，却要他把车开回家去。
    “今天头一家走你那儿！”
    “干什么？”马师傅有点不解。
    “不行，我住五楼，你那么胖，爬不上去。”马师傅很为难。
    “我说了算！开车。”
    马师傅不敢违命，只好把车开回自己家院子，扶着张铁民一步步爬到楼顶。
    马师傅的爱人见来了贵客，有点手忙脚乱。一边沏茶递烟，一边使眼色埋怨丈夫，
    张市长要来，怎么不早说一声？
    “你看，你是回民同志，别的不好给你带，但又是头一回给你拜年，只好拿了这点
    家乡的特产，你不要见怪。”张铁民从皮包里向外掏东西。
    那是两瓶山西老陈醋。
    张铁民气喘吁吁地把礼物递给马师傅。
    马师傅感动得有点心酸。大年初一，市长第一个给他拜年，实在有点不敢当。他给
    领导开了一二十年车，哪里有市长给一个普通工人，一个司机拜年的。礼物，又是别有
    意义。
    马师傅的爱人，呆在一旁，已经眼泪汪汪的了。她要留张市长吃饭，好客的她会用
    穆斯林传统的上等饭菜款待市长的。
    可张市长只是坐了几分钟，又同马师傅一起去忙工作了。
    后来，张铁民患病住院了，马师傅也因重感冒住进医院。
    张市长知道后，让秘书小胡拿着点心糖果来看望马师傅。马师傅觉得，张市长平时
    话不多，但温暖，使他感到了一种至深的同志式的情感。
    对同志，对群众的这番情谊，决非那种表面文章，而是张铁民从生活实践中懂得的。
    在搞地下工作的年月，党和群众是血肉唇齿关系。他腿上尚留着枪伤的疤痕，在为
    着纪念主人养过伤的那间老百姓的土屋，那里有真诚的寄予自己希望的群众的目光。
    如果说，文化革命使他陷入了厄运的泥沼，倍受了一番心灵的苦痛的话，倒不如说
    是在那特殊的年月里，使他从人民群众那里吸吮了做人、做官的精神素质。
    那是一段怎样的记忆，怎样的不同于腿上疤痕的创伤呢？
    很难设想，如果张铁民没有那特殊的恶劣境地的体验，就不可能加深思考生活、认
    识社会和以老骥伏枥的气度，成为响当当的人民的好市长的。
    夕阳燃烧着的黄金晚节，有着风刀霜剑所构成的那么一番昏苍苍的天地。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张铁民市长的人物塑像。
    没有哪一个聪明人会否定痛苦与忧愁的锻炼价值。
    要意志坚强，要勤奋，要探索，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珍惜在我们前进道路上降
    临的善，忍受我们之中和周围的恶，并下决心消除它。
    就在张铁民担任西北第二机关党委书记、西北局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时间，因
    贯彻了什么工业七十条，“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为刘少奇路线的黑帮。
    是的，他在什么时候都是讲求实干的。组织上决定的，他就坚决执行。在国棉四厂
    搞社教时的东西，后来便成了“西北的桃园经验”。
    张铁民是被斗得很厉害的一个。他把满腔的苦痛曾交给酒精医治，或者是想寻找一
    个精神上暂且躲藏的一隅。
    上批斗场之前，他昂起脖子，半瓶酒下了肚，像要奔赴沙场。下了阵，又是半瓶酒，
    然后默默地缩进被窝，蒙头大睡。
    十七八岁的儿子张立，学校里哪派组织都不要他，是一逍遥派。父亲喝酒，儿子就
    去买。又没有白酒，只能弄到果子酒一类东西。
    喝了酒，又怕别人看见。酒瓶子没处藏，张立母亲只好把瓶子砸得粉碎，挖坑埋掉
    了。她以为，丈夫这么坏的情绪，又借酒浇愁，怕是活不下去了？
    儿子有空，还得帮父亲抄写交待材料，一份又一份永远也写不完的认罪书。
    这一切，在这个家庭里，是整日伴随着无声的哭泣和悲愤进行的。
    有时候，他被整得太惨了，就说再也不做官了。以后谁也不许当官了。他想起了老
    家，想能解脱的时候，回到那黄河岸边的黄土地上去，解甲归田。
    这种想法，是在经过一件事情之后，又被校正了的。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
    烦恼；而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土地，就在脚下。
    漆黑的夜，张铁民被人架走了。与往常一样，被置于一群人之中，置于呼号声、呵
    斥声、辱骂与唾液之中。
    妻子余敏在家守候着他。她奇怪，今天晚上怎么还不见回来呢？
    有人告诉她，一派和一派打起来了，砸了批判会场，张铁民不见了。
    整整一夜，她没等上他回来。心急如焚，又不敢出去，孩子在家得她照管。
    漫长的夜。她猜疑，丈夫是死了，还是活着？
    翌日早上10点钟，张铁民推门回来了。余敏几乎没认出他，跌跌撞撞的样子，怎么
    衣服也换了样子。进了门，就倒在那里起不来了。
    批判会场被砸后，工人群众把张铁民围在了中间，并让他蹲在地上，被保护起来。
    造反派们怎么也没能找到，便四处去捉拿了。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忙把大衣技在张铁民的身上，还有连接的帽子，并塞给口罩、
    手套，推他快跑。
    一夜里，他走一走，停一停，坐下来歇一阵子。还要躲着抓他的造反派们，就不得
    不绕好多路。
    他在星夜里踽踽独行，想了多少？想了些什么呢？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
    人世间没有永恒的夜晚，就如同世界没有永恒的冬天一样。而春天的色调，只有冬天才
    能认清，在火炉背后才能吟出最好的五月诗篇。
    他是酷爱古诗词的。这夜路上，他想到了哪一首慷慨悲歌之士的诗句了呢？
    无论怎么说，张铁民在被裹上这件女式棉大衣时，在被人用有力的手掌在背后猛推
    了一下的时候，他是有热血在燃烧的感觉的。
    是的，希望附丽于存在；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从暗夜，他走到黎明，走到阳光下了。
    过了几天，有人来拿那件掩护过他的大衣，才知道是一个财政局的年轻干部。
    他隐隐地，想起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年月。
    后来，张铁民被扣在一个地方月余时间，不准他回家。
    接着，又被关在机关大院的果园里，这又是一年多过去了。
    他的身体被整垮了，血压很不正常，病倒了才送回家。张铁民同他的妻子儿女，都
    被赶出西安城了。
    西安，含泪在送别一群被放逐的人们。
    张铁民却有一种解脱感，似乎等待着他的就是自由的天地。
    那阵，工资扣得仅剩下十四块钱，按原来的党费标准交过四元，一家就靠余敏一人
    的工资维持生活了。儿子要下乡，得花钱，经济上颇显窘迫。就这，他在临出发前，却
    坚持要购买一套木工家具，加上一套修鞋的物什。没钱买，他借来百十块钱，终于买齐
    全了。
    在陕北高原上，在金盆湾的山沟里，度过了艰难的日子。修公路，砍柴禾，办粉房，
    后来又到木工班。闲了，就为人们钉鞋。
    小时候，他砍过柴禾，是为了生计。搞地下工作时开过粉房，是为了掩护革命斗争。
    如今，他重新操起旧业，却要受皮肉之苦，所谓思想改造，脱胎换骨。
    但张铁民干得很出色，木匠活儿也在行。那个打线用的墨斗，是他精心制作的，简
    直是一尊标致的木雕艺术。他的心躲起来了，躲得很深很深。凝固了的泪珠，却也如同
    一粒粒锯末，从树木横断面的年轮里溅出，在无声地啜泣。
    余敏陪他在干校里劳动，喂猪，打杂。女儿也在那里念书，连个课本也没有。
    这时候，又遇上岳母病故，借了一堆债。
    当张铁民伏在那里，弯背弓腰掀动创子时，像一头躬耕的老黄牛，一头背负重载的
    骆驼，在坚实而缓慢地前行着。一阵阵的喘息，那因劳累所患的肺气肿，啾得运不过气
    来，像要扼住他的喉咙。
    他在钉着自己的鞋，在钉着同志们的鞋，钉锤声里有铿锵的足音。路虽然坎坷不平，
    但总在往前走。鞋子破了，修一修，坚定地往前走，目光一直望着远处的地平线。
    1972年3月，张铁民幸运地出了“牛棚”。
    在省上办的学习班里住了一段时间，便分配他去铜川工作。
    铜川是怎么个样子，一般人的看法，都以为派性闹得很凶，情况十分复杂。另外一
    个概念，就是任务繁重。二十三万人口，农业人口只不过七八万样子，主要是煤炭生产
    任务很大。再加上条件差，困难多。吃的粮食靠外边，还有肉、蛋、菜等等，离开外边
    就无法生活。政策上管制又严，不让自己放手去搞。地方工业的基础，也很薄弱。
    省上决定张铁民去那里工作，他周围的几个老同志听了，都直吐舌头。
    当时省上主持工作的领导同志，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有错误，但也不完全怪他。很明
    显，对于像张铁民这一类干部，似乎是属于考验的性质，好像对待旧人员一样。
    这年5月，张铁民来到了铜川，担任市革委会的副主任。
    一年之后，张铁民担任了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兼矿务局党委书记。
    艰难的工作局面，复杂的时世。终于使张铁民在苦痛的心境中，于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高氵朝时一头住进了医院。
    先是住在铜川，造反派成天来找麻烦。
    又迁往临撞，还不行，就径直回了山西老家。
    在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张铁民一边疗养，一边到他年轻时候跋涉过的山野里去寻青
    春之梦，到各县去搞社会调查，默默地期待着一场暴风雨的降临。
    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张铁民的病体神奇地康复了，便急匆匆地赶
    回了他的工作岗位，那处于平川与高原接壤地域的煤都铜川。一边搞清查，一边抓起了
    煤炭生产。
    几年过去了，张铁民的劳作，直至以后还可以摆出来的，群众回头看还以为是对的，
    被历史老人所承认的，无非是这些事情，铜川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治了一条河，修
    了一条路，整个公共福利设施得到了改善。还有，就是比较地发展了煤炭生产。农业也
    搞了平整土地，改进耕作方法等等。
    但作为铜川这么一个复杂的地方，工作上所难免的漏洞，就招致了一些告状的人。
    在张铁民离开钢川的那年春天，告状竟达到了高氵朝。一直到1981年，有人还告到省上，
    告到中央，中央又批回来叫查。
    可以说，在此期间，张铁民是一边接受审查，一边拼老命辛勤工作的。这些具有锻
    炼价值的生活实践，连同十年动乱的炼狱般的痛苦经历，构成了他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
    性格内涵。
    否则，他就不是蜚声西安的张铁民市长。生活啊，已经不是快乐的筵席，节日般的
    欢腾，而是工作、斗争、穷困和苦难的经历。他虽然在困境中也曾有过惴惴不安的时候，
    但总是感受到了从暗处流出的湛清的生命之泉。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张铁民用不懈的劳作，写在西安这块土
    地上的诗歌，难道不正是厄难之后的发愤之情的产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