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逆境
进入剑桥女子中学的第二年,我满怀希望,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吉尔曼先生建议我在这一年应该主要学习数学。当时我要学习的课程主要有物理、代数、几何、希腊语、拉丁文等。不幸的是,我需要的许多书还没有及时制成盲文课本,而且在一些科目上我缺少必要的学习用具。这些课都是好多人一起上,老师不可能为我单独做辅导。莎莉文老师只得把所有的课本读给我,还要给我翻译老师讲课时所说的话。她神奇的双手,11年来第一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代数、几何和物理科目有些练习必须在课堂上完成,刚开始我束手无策,坐在座位上干着急,直到购买了一台盲文书写器后,我可以通过它写下解答的每一个过程和步骤,学习才得以顺利进行。我看不到那些画在黑板上的几何图形,莎莉文老师只好用直的和弯的铁丝在垫子上摆出相应的图形,供我使用。正如凯斯先生报告里所写的那样,我得记住图形的形状和各边角的字母,还得据此进行假设、推理、演算和论证。总之学习中,到处充满困难与阻碍,有时候,我也会心情沮丧,大发脾气,甚至会把气撒在莎莉文老师身上,现在想来真是羞愧万分。莎莉文老师不仅是我在那儿唯一的好朋友,更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随着盲文书及一些学习用具的的添置,我的困难消失了,我又恢复了自信,重新投入到学习中去。代数和几何对我而言仍然很难学,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缺少数学天赋,许多难点老师解释得没我期待的那么清楚,而几何图形更令我头痛,因为我无法看到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即使在垫子上摆出也不行。直到凯斯先生教我,我才渐渐把数学理清了思绪,情况开始慢慢好转。
正当我开始克服种种困难之时,随后发生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改变了一切。
就在我的盲文书送到之前,吉尔曼先生责备莎莉文老师不该纵容我过度学习,并不顾我的抗议,削减了我的课时量。刚入学时,我们曾达成一致协议,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用五年的时间备考大学。但第一学年结束时,我优异的成绩已向莎莉文老师、哈博小姐(吉尔曼先生聘用的院长)以及其他人证明,我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再有两年就可以毫不费劲地完成准备。一开始吉尔曼先生同意了,但当功课难度增加,我学习开始有些吃力时,他便认为我用功过度,坚持让我再学三年。我不喜欢他的这个计划,因为我想和同学们一起上大学。
11月17日早晨,我有些不大舒服,就没去上课。莎莉文老师知道我病得并不厉害,但吉尔曼先生则坚持认为我被学习累垮了,并对我的课程做了调整。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期末考试了。最后,吉尔曼先生和莎莉文老师的意见产生分歧,导致母亲把我和妹妹从剑桥女子中学接走。
耽搁一段时间后,家人决定请剑桥女子中学的默顿?凯斯先生指导我的学习。那年冬天及其后几个月,莎莉文老师和我便住在我们的朋友钱伯森家里,除了学习外,其余时间便和他们一家一起度过。他们的家在伦萨姆,距离波士顿25英里远。
1898年2月至7月,凯斯先生每周两次到伦萨姆,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由莎莉文老师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了波士顿。凯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节课,每次大约一小时。每次上课,他先给我讲解上一节课不明白的地方,然后布置新作业。同时,他把我在打字机上完成的希腊语作文带回去修改,等到下次上课时再给我反馈意见与建议。
我正是以这种方式为考大学做着准备,从未间断过。我发现这样上课比在课堂上好多人一起听课要容易、有趣得多,而且老师有足够的时间给我解难释疑,这样在听课时就不会稀里糊涂、手忙脚乱,所以我比在学校时学得更快更好了。不过,和我学习的其他科目相比,数学仍是令我最头疼的。要是数学和几何只有外语和文学的一半难度就好了。即使是数学这样的课程,凯斯先生也讲得妙趣横生,深入浅出,使我能够清楚明白每一个知识点。他使我的思维更加活跃,渐渐学会推理,能够冷静而有逻辑地得出结论,而不是胡乱猜想。我常常想,我的愚笨就连约伯都会失去耐心,但不管我有多不开窍,凯斯先生却一直亲切温和,不厌其烦地给我一遍遍讲解。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最后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是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学院不同意莎莉文老师为我读试卷,但请了帕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尤金?维宁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式布莱叶盲文。我不认识维宁先生,除了用盲文外,我们无法交流,监考者也是一个陌生人,他也不打算用任何方式与我交流。
盲文表达语言是绰绰有余,但对付几何与代数就难了。我在这两门科目上浪费了许多时间,尤其是代数上,这让我十分沮丧。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三种盲文都十分熟悉——英式、美式以及纽约浮点式,几何和代数的符号写法却不相同,而我以前学代数时只用英式盲文。
在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盲文版哈佛大学以前的考试卷。令我灰心的是,试卷是美式盲文。我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请他给我解释那些符号所表示的意思。随后,我收到了他的另一份试卷和一张数学符号表,于是,我开始学习这些符号。直到考代数的前一夜,我做那些复杂的题目,还分不清小括号、大括号、方括号和方根符号。凯斯先生和我都很沮丧,对第二天的考试不太报希望。但好在考试那天我们早到了一会儿,又请维宁先生更加详细地解释了那些符号的用法。
在几何考试中,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习惯了按照行列印刷的方式题目,或是让人把题目写在我手上;可不知为什么,那些题目一转换成盲文摆在我面前,我就感觉特别乱,根本无法把读到的东西清晰而有条理地记在脑子里。考代数时,困难仍然很大。我以为刚刚学过的符号我都记住了、理解了,但真正做起题来我又迷糊了。另外,我也看不到我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答案。我以前都用盲文演算或直接心算,凯斯先生一直注重培养我的心算能力,却没有训练我如何答试卷,而且我还得一遍遍试题才能弄明白应该怎么做,因此,我答题非常慢。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敢说当时自己把所有的符号都理解正确了,要让自己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实在是不容易。
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意间为我的考试增添了多少障碍,他们也不能体会到我要克服的困难有多么艰巨,但我不会指责任何人,当我得知自己将这些困难一一克服时,我还是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