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我们叫他汤先生，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梳着矮髻的短个子中年人。他的十四世祖爷爷，就是山东大地上的一只燕子。一天，一个女孩去池塘洗澡，看见燕子从空中扔下一只鸟蛋。这女孩刚好饿着肚子，就一口吞了，于是怀孕生了孩子，取名子契，就是汤先生的祖先。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的“商”字，就是燕子展翅飞翔的样子。
为了纪念这件事，这女孩还唱了个歌，歌词只有一句：“燕燕往飞”。意思是“我的爱情鸟，它已经飞走了。”这是北方中国最早的情歌，南方则是大禹媳妇的“候人兮猗～～～”。
作为东夷族的一支，商族跟其它东夷族一样，都崇拜凤鸟所以难免吃鸟蛋进补。有同样传闻的还有满族，爱心觉罗氏的祖先据说蹦出于一个蛋壳。女真族、朝鲜高丽族、秦族的先人，都是传说吃鸟蛋而受孕的，说明他们与东夷族联系千丝万缕。
汤先生有时候坐在高高的大树下面，嘴里含着一个石球，和旁人一起回忆自己的燕子祖爷爷。这只扔下鸟蛋的燕子，给了商族人很多启示，比如汤先生就养成了含球的习惯，他把小石球含在嘴里，鼓腹而游，自得其乐，仿佛变成了那只衔着鸟蛋的燕子——十四祖爷爷，虽然这显著地损害了他的牙齿。汤先生说：“我死以后，也要嘴里含着石球埋入坟墓。”后来，死者含玉的习俗扩展到全国，而所谓玉，不过是一种光泽特殊的石头。
祖爷爷燕子的下一代，是十三世爷爷“子契”，子契的光辉事迹散见本书的前文。这位鸟蛋之子，担任了舜帝的文教部长，负责意识形态建设，并且与大禹先生过从甚密，成为F4中的光荣一员，帮助大禹治水。这些功劳使得他封到山东省曹县地区。每当回忆到这里，汤先生总要情不自禁向西眺望，仿佛听见黄河的涛声滚滚，看见中原的花花世界。据说中原的月亮比东夷族的更圆，什么时候我也要去那里打闹一场。
汤先生此时正坐在山东曹县大树下面，他的屁股底下垫着一块石头，这一点与中原的华夏人异趣——华夏人都是双膝屈地跪坐。汤先生不喜欢虐待膝盖，他的坐姿被记录到“夷”字的远古写法上，是屁股坐着高高的石头。当然“夷”字还体现了东夷人还善于射箭的特点
汤先生的脑袋顶上，是商人流行的平顶冠——有点像现代的护士帽子，因为相比于华夏族，东夷人发髻低矮，所以平顶就够了。有时候他还把头发改编成辫子，盘在太阳穴、额头一线成为一圈（类似阿Q），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干脆不戴帽子了。汤先生上身穿着交领右衽的短衣，右腋下开襟，与甲骨文“衣”字相合。下裳类似后世的裙子，但却是前后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可以开合。为避免腿部寒冷，汤先生还用布条缠绕小腿，仿佛八路军的绑腿。汤先生的脚下是一双葛藤皮编成的鞋子，尖头高高翘着，叫做“翘尖鞋”，十分花哨，好似阿拉伯王子。他的下巴按照商人的习俗，刮的一干二净。虽然晏子在古书上认为汤先生有胡子，但汤先生实际觉得长胡子不好，胡子太长了，妨碍行动，系鞋带老把胡子也系进去。
汤先生身后有两个侍卫，都举着纹样精细的玉铲、玉斧，汤先生手里还握着象牙雕筒，里面装着古代饮料，精制的做工表明了商人精神生活水平颇高。
我们有一个误解，认为商人——或者东夷人像日本人那样歇斯底里，富于武士道精神，脑袋扎着白布条，持弓带箭，尚武好猎。其实这是对东夷人的误解，东夷人确实体格粗大，强勇有力，但并不妨碍其天性谨厚，心田柔顺、好让不争。汤先生就是仁让的楷模，为人和蔼可亲，还特别喜欢小动物。有一次他出外打猎，看见族人们把整片林子用罗网包围起来，网孔大小正好能钻进一个鸟头。一旦鸟撞上网去，鸟头撞入网，鸟脖子的羽毛卡进网眼，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只好被商人摘下来活捉。当有成群迁徙的鸟路过时，一次就能网到几百只不止。
汤先生的族人们把网围好，一共四面，密不透风。接下来要敲鼓制造噪声，一名神汉先行祷告说：“圣明的上帝啊，我们祈求，四面八方的野鸟，一个不留，都撞到网上来吧。”汤先生一听，笑了：“嘻！这不绝种啦！可别这么缺德贪心，夏桀才这么干呢！赶快把网撤掉三面，重新祷告，愿意向左飞的，向左飞；愿意向右飞的，向右飞；一定要向前死不改悔的，那就请撞到我的网上来吧！”
这个“网开三面”的故事随后传开，邻居的诸侯们纷纷议论：“汤先生的道德真是完美无暇，连禽兽都受到他的庇护，更何况是人呢？”于是，一个叫伊尹的大政治家，就背着他的炒菜锅，慕名来投奔汤先生了。
顺便说一句，吃鸟现在是陋习了，鸟和其它野兽一样携带非典病毒，不要吃。
伊尹背着炒菜锅——这是他的职业工具，他是一名厨子。不过叫炒菜锅还不准确。现代中国菜的特色炒法是“热油旺火快速爆炒”，色、香、脆俱得保存，这就需要薄底铁锅，铁锅传热快。但当时还没有铁器，伊尹背的是陶锅，传热慢，不能爆炒，只能煮。
“你有什么本事啊，都给我使出来吧，伊尹师傅？”汤先生一边向这个前来应聘的人问话，一边把嘴里的石球用舌头推来挡去，以免它影响气流。
伊尹一拱手：“汤公，我是个大厨，我的本事是煮饭。我从煮饭中悟出了治国安邦的道理。”
“那快说说吧。”
“煮米也好，煮肉也好，煮羹也好，都要使用文火慢慢地来。我把各种作料切碎，使它们的成分搀和起来，味道相互调和，做到和济五味，酸中带甜，甜中带咸，辣而不烈，淡而不薄，咸而不厚，甜而不腻，酸而不酷，各种味道都不能过度，这就是调和主义、中庸思想，精妙细微，不能言传。具备中庸思想的香味溶解于水中，无影无形，不能辨别其一端，混合天成，却甘美异常。它浸入肉的体内，再从肉体散发出来，直传到几百米远，扑钩人的鼻子，肉就算煮到最高境界了。我把这种观念引入为政，为政就要讲究调和，调和是为政的道理，调和各种势力，为政如春风沐雨，政策竟润物无形，君臣相符，百姓克偕、人民和合，全在一锅当中，这是为政的化境。把握此理，向东向西，从心所欲，有志必逞，无往而不克。”
汤先生听罢，站起来一揖到地：“伊尹师傅的锅主义和煮文化，真是振聋发聩，论述的好极了。我耳目为之一新，疑惑焕然冰解。您这个厨子，真是有经纶天下之才，留下替我工作吧。天赐我瑰宝也。”
（注：“做人不可不聪明，亦不可太聪明；做事不可太落后，亦不可太争先”，凡此种种格言，都是我们“煮文化”的体现，说白了就是中庸。中庸调和可以避免过激和失衡，但也失去了冒险和创新。中庸就是模糊，所以当官向来就模模糊糊；调和就是不肯改变，总是凑合着原地打转。中国古代，吃小米，小米只适合于煮。我们煮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煮肉的锅，都上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三足两耳的鼎，而且在煮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个“煮文化”。
而西方是“烤文化”，西方人吃的是苏美尔人培养出的麦子，走上了烘烤的路，烘烤面包，还有烤肉。每块肉是单独进行的，每批面包也只能烤出单一个味儿，不需要混在一个大锅里调和，所以西方人不特别强调调和，而是竞争和个性鲜明居多。）
伊尹，顾名思义，诞生在伊水上。伊水和洛水平行，一起投入黄河。伊洛之间，是天下最肥沃的平原，夏王朝统治的核心就在这里——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地区。
既然伊尹来自夏朝，那他应该会说夏朝话，于是汤先生派伊尹回去当卧底。汤先生说：“我听说夏桀残贼诲内、劳民伤财，但不知是真的假的，请你跑去看看情况吧。”
伊尹奉命离开山东曹县，西行回到中原，钻入夏王朝的都城（河南巩义），开始从事间谍工作，收集情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007。为了隐藏他的身份，汤先生还开枪为他送行——从后面亲自追杀他，朝他放了几箭，使伊尹好像是被东夷驱逐了似的。
伊尹凭借自己的大厨手艺以及莫须有的英俊外表，成功地把交际圈渗透到夏桀后宫，与上流社会的妹喜女士关系暧昧。妹喜是个小巧型的美女，个儿不高，身材纤细瘦弱，轻盈袅娜，有点像张柏芝，被夏桀爱得发狂，两人日夜欢乐，须臾不能舍。夏桀常置妹喜于膝上，与之嬉戏，妹喜一扭腰很可爱。妹喜喜欢听裂缯之声，夏桀就给她找来大匹绸缎，撕成一条条地听。但是好景不常，夏桀又喜欢上了另外两个四川来的美少女：琬小姐和琰小姐，都是性感的女俘虏，与夏桀打得火热。
妹喜稍受冷落，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夏桀，却无能为力。于是她装作漠不关心你，偏和大厨伊尹鬼混在一起，俩人一起向流星许了很多的心愿。
伊尹从无辜的妹喜嘴里不断套到情报，比如夏王军队的布署位置等等。伊尹成功的间谍行动，后来被记录在《孙子兵法》、《阴符》等古书中，孙武把它总结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出于抗议和报复，妹喜跟伊尹好上了，还带伊尹参加宫廷沙龙，观看那臭名昭著的酒池比赛。在酒池边，群臣喝多了——这帮群臣也不是什么好群臣，好一点的都退隐回家闭上嘴巴了——这些酒肉群臣在美酒荡漾的池子边喝多了，就互相持着膀子，东倒西歪地想站起来，举着杯子一起合唱：“咱们一起去亳玩玩吧啊～～～，亳也是个大城市啊～～～”。
夏桀还喜欢搞长夜之饮，在深宫里，幸臣们和一群三陪女，搂着抱着，男女杂处，整天兴云作雨，据说一个月不出来，宫殿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有时候夏桀也玩高雅的，他叫来自己的专业演唱组，一共三万人，都穿着文绣衣裳，从早到晚呕歌不断，聒噪之声传遍大街小巷。饿着肚皮的人们都扶老携幼跑来看奇怪，夏桀怒了，放出老虎到街上去，追着市民屁股咬，看大伙惶恐躲避，以此为乐。
伊尹发现，由于夏桀胡作非为，人间出现了灾情，伊水洛水彻底干涸（这是夏朝赖以生存的两条主要河流），庄稼受到影响，怪异现象连翩而至：夏王朝都城里的狗，突然疯了，成群地嗥嗥叫着跑出去，纷纷跳入山涧淹死；家猪们则衔着草垫子坐在水里，不肯上来。美人则把脸蛋涂黑，用草绳捆束头发，拒绝去美容院。歌星都吞下木炭变成哑巴不再唱歌。朝野的坏人成功发财，西王母一怒之下折断头上的天平（表示人间没有了法度）。祭祀的平台自我震裂，黄帝在天上吃不到子孙献上的祭品而饿得嗷嗷直叫。飞鸟都纷纷掉毛，夏都好像飘起了白雪，野兽们在“雪”中瘸了好几只脚地跑，狐狸钻在洞里不敢出来，马牛到处拉屎（不过这一条既便在太平盛世也是这样的）。田野里的禾苗都倒伏了，道路失修长出了芦苇。
伊尹把这些珍贵而激动人心的情报报告给汤先生，说：“我观察了夏桀的厨房，粮食聚集太多，堆积成山，多得吃不了，于是酿成了整池的美酒。而他的农夫，在田里干活都使用石铲、石镰、石斧、石刀，根本打不出多少粮食，还有骨铲、蚌镰、蚌刀，也不好用。夏桀有如此多的粮食，不是说明他国家富有，而是说明他征敛过度。万民不堪其苦，势必民怨沸腾。但是，夏桀是个乐观的人，就像水壶一样，屁股已经烧得通红，还在有心情吹口哨。”（哈哈，作为一个厨子，伊尹说话总离不开炊器。）
汤先生露出满意的笑容，兴奋地站起来：“实话告诉你说，我这人一贯志向远大，与天地等高。我早就准备好了给夏桀收尸。我早就准备好了给夏桀收尸。我平时轻赋薄敛，以宽治民，又利用田猎的机会，训练武士。我想挥动这些虎狼之士，与夏桀会猎于中原。”
“眼下进攻夏桀，我看时机未到。”伊尹提醒说，“通过我的观察，夏桀虽然无道，但作为大禹的后代，是天下的共主，在诸侯中仍有威信。夏王朝已历四百多年，轻易不容易撼动。我们只有区区七十里的封地，地狭人稀，好像一盆鲫鱼瓜子，做不出什么大宴盛馔的，不能成就什么大事的。”
“那您的意思呢？”汤先生有点后悔过早泄露自己的狰狞面目了，好在伊尹不是外人。
“我们必须寻找更多的鱼，才能凑足一盘菜。有莘氏，就是一条大鲨鱼，地肥人悍，武力冲天，四邻为之侧目，就在我们北面。他们的女孩，味道也好极了，就是牙齿长得不太齐。如果您能跟这女孩结婚，就等于认了有莘氏当娘家，有了娘家支持，咱们陡然就阔气了。”
“可是，我跟她不认识，没有感情啊。”
“我认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结婚会给你带来很多不相关的亲戚。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境殷实的女人。这一点你不知道吗？”
汤先生想了想，从嘴里拿出圆滑湿润的石球，傻傻地捏了一会，又放回去说：“那好吧，就豁出我自己去吧。”
在中国古代，婚姻是家族的行为，而不是当事人的行为。家族掌门人出于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家族发展目的而结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牺牲了个人情爱。
夏日的夜晚，满天里沉碧一色，一颗小星，缀在月华波纹的外圈，汤先生和有莘氏的公主拥在虎皮与丝绸布置的地铺上——这是婚床。他们俩互相没什么话好讲，就一起抬头，望着天顶的星星（当时的窗户多开在屋顶上，所以可以望见）。他们看见明月洗尽了满天的铅华，鲫鱼瓜子获得了与强大鲨鱼的联盟。
夏朝末年的这场大干旱，足以跟大禹时期的洪水媲美：伊洛干竭，五谷焦死。伊洛两水的干涸，就等于宣布以此两水为核心的夏王朝命脉的断绝。气候变异，往往导致政权更替，这又是不断被历史所证明了的。
针对亢旱，伊尹有solution。他不但会给人做饭，也会给植物做饭：“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在庄稼根下刨坑，施以人畜粪便和水。庄稼们乐了，吃的又饱又香。
从汤先生的老窝山东曹县往西不到一百里就进入河南，进入河南后遇上的第一个小国叫做葛国，挡在夏桀与商汤之间，是夏桀的忠实属国、铁杆羽翼和汤先生的眼中之刺。汤先生觉得有必要颠覆这个与自己等大的小诸侯国，以方便自己染指中原，于是寻找出兵的借口。
汤先生费劲脑筋，派出核查人员到葛国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武器，倒是看见国君“葛伯”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无神论者，特点是不喜欢祭祀，因为祭祀需要把大牛大羊烧了埋了，他舍不得。汤先生派出外交人员向葛伯提问：“贵国不敬上帝，长期拖欠缴纳上帝的会员费，我们特来问问为什么？”
葛伯正在啃羊腿，学名叫做炙。把羊肉串起来，架在火上烤，一边烤，一边往上涂调料，以免烤糊了，这就是炙，做法类似现在的烤鸭。当时的灸品有灸牛肉、灸羊肉、灸猪肉、灸雉、灸兔、灸鹑等等。而把鲜嫩的牛羊鹿麋肉切成薄片，用调料浸了生吃也不错，类似日本人的生吃鱼片，但不知加不加芥末——这叫做脍。这就是所谓的“脍炙人口”。
葛伯放下肉碗——因为是跪坐在地上吃饭，陶的碗底下就有一个高的脚，方便戳在几案上让人吃，免于弯腰缩颈之苦。葛伯说：“我们这地方不产牛羊，好不容易有几只也被我吃了，哪有富余给上帝吃？”
当时祭祀用的牛、羊、犬、豕都要是纯一色的，确实不好置办。汤先生就派人挑选了一群肥大的牛羊给葛伯送去。结果葛伯把牛羊全都自己吃掉了，上帝还是饿着肚子干看他满嘴冒油。
“您怎么还没有祭祀啊！”汤的外交人员大惑不解。
葛伯又推脱说：“我们不是不懂得祭祀的重要，只是每次祭祀除了牛羊还要具办酒食，我们的田中大旱，种不出粮食来，当然就举行不了祭祀。”
汤就派出一批劳动力前往葛地去帮助种庄稼。就跟现在的农民种地一样，中午没有回家时间，饭就在地头上吃，由老人小孩们送饭来。葛伯和他的老百姓觉得等着庄稼长出来太漫长，干脆先把饭抢来吃了罢。于是一等到午后两点钟（当时一天吃上午、下午两顿饭），就冲到地头去，围着商族的老人小孩要盒饭。一个送饭小孩坚持原则，反抗抢劫，说：“没有饭卡不给饭。”对方就急了，抡起石块把小孩砍死。小孩临闭眼还紧紧攥着沾满了鲜血的盒饭。这个暴行激起了商族上下的愤慨，汤先生不失时机地组织起他的第一次翦夏之征，叫上他老婆的有莘国大鲨鱼，以及盟友仲虺（念灰）的薛国武装，成功地把葛国灭了。
商汤干吗要费这么多周折呢？又送饭又送羊地，直接打过去好啦。这是因为当时部族领袖还没有达到后世帝王那样的绝对权威，想让人们去打谁就打谁。商族人众又不愿意出去打仗，而更想在家务农，这一点后面我们可以给出证据。所以商汤又送牛又送羊又助农给葛国，然后以葛国的无理，来激怒商人。当商族小孩最终被石头砍死，商族人终于像公牛见了红布，群情激昂地愿意跟着商汤去大举灭葛了。
所以，这个战争借口，不单是给被打的国家看的，更是给自己的民众看的。为了调动民众支持自己的扩张野心，合理的战争借口，对于雄心勃勃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了。
战争借口，同时也是给自己的盟友们看的。以商汤七十里面积的小小封国，和葛国单打独斗，胜负参半，唯一赢人的办法是拉几国联军。而几国联军兴兵伐向某一诸侯，是非得有一个看上去比较像样的理由不可。这就是美国联络了几国打伊拉克，需要有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借口一样。
实在找不出发兵的理由，就说对方“侮辱了金木水火土”，也是可以呵！
从打葛伯这件事，看得出来汤先生是个很有征服欲的雄心家，为了达到目标而处心积虑，煽动民众跟着他出去搞兼并侵掠，也许有点向希特勒吧。
汤先生的翦夏事业，合计十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是第一次。据孟子说，汤向东征讨，西夷就埋怨，怎么不打我啊；向南征讨，北狄就埋怨，为什么偏偏到我们这里来得这么迟呢？老百姓期待着他来打，如大旱之望云霓。汤先生诛杀了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就如同下雨一样爽。汤于是无敌于天下。
当然这是孟子为了推销他“仁者无敌”的论调而臆想出来的故事，事实恰好相反，无敌于天下的绝对不会是痴仁者流，诸侯老百姓也不会贱得盼着别人发兵来打他。虽然后代文献记载中的汤讲求仁义，被学者们美化成了一个圣王，“网开三面”、“汤德至矣”，但从商朝的实际情况推测，商人仍然是一个“先罚后赏”、不重文教而崇任刑罚的部族。汤先生把“猪啊羊啊送给葛伯去”的学雷锋行动不能隐藏他故意制造战争借口和制造冲突杀戮的意图。
商族人作为东夷的一支，一旦被商汤煽动起来了，其人性残忍的一面，就非常突出了。考古发现，商族的对外进攻非常残酷，商的战斗英雄们以猎取敌人的头颅作为荣耀，头盖骨是他们的最爱。把敌人的脑壳齐着眉弓经耳际到后枕锯下来，做成饮酒的酒杯，样子有点像北京人非典时期戴的“猪嘴”口罩，是荣誉的象征，给商族的英雄使用。考古出土的头盖骨上往往留有砍偏了的痕迹，表明被砍者尚在挣扎，使得施暴者砍得不够齐整。
所谓儒者的理想，毕竟掩盖了不了血淋淋的事实，葛国被汤先生灭了。奔逃着的亡国者，被纷纷追上刺倒，又用石斧在脑后制造斧痕。国破人亡、流血浮尸的呼号之声，经过历史的漫漫屏障，已微弱无闻。
葛伯之族在亡国之后流离失所，成为葛姓的先人。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些葛姓的人被安置在山东诸城，诸城葛氏为了区别开其它的葛姓，就叫“诸葛”。这是诸葛亮先生的姓氏来源。葛国的位置，在今河南省西部的宁陵县。我去网上查了一下，葛伯当初最缺的牛羊，现在宁陵县已经不缺了。羊的存栏数是55万只，牛存栏7.3万头，猪就不用说了，28万头，还有三河、柳河两个养牛场供应出口，是畜牧大县了，呵呵。被污蔑为贪吃馋鬼的葛伯在天之灵，睹此，不知该作何想也。
希望宁陵人也经常祭祀喂养一下他罢。
汤的策略是先弱后强，由远及近，逐个翦除夏桀的羽翼，削弱孤立夏桀。汤的工作从葛国开始，然后进一步向西推进到韦、顾、昆吾三国，这是夏桀在河南东部地区的三大防御支柱。夏桀不敢怠慢，动员人马补充支持前线三国，可是韦、顾已经陷落，勉强保住了昆吾。
夏桀一方面加兵昆吾，巩固东方防线，一方面传令山东东夷诸族从后面攻袭商汤。看来，东夷族不是团结一致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与华夏族竞争一贯占下风的原因）。一些东夷部族接受了夏桀指挥，从背后攻击商汤。商汤看到自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赶紧向夏桀谢罪，请求投降，发誓效忠夏桀，恢复纳贡。
夏桀没有看过鲁迅的书，不知道“打落水狗”的可贵论点，所以表现出妇人之仁，放掉了商汤。这与夏桀“残暴”的恶名声颇不一致，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史书上对他众口一词的指责或许有人为捏造的成分。
不过，汤的行动毕竟给夏桀敲了警钟，使他意识到诸侯已有二心，为了控制事态，夏桀下令在山东济宁会见诸侯，告诉大家他是天子，仍有威力。就像公狮子咆哮几声，宣布自己仍然雄壮，尚不会退休。
夏桀把咆哮地点之所以选在山东，是为了专门给东夷诸族看的。不料东夷之中有个“有缗国”牛气烘烘，故意不等散会就先行退席回国，不给夏桀留面子。夏桀为了杀一儆百，就率领参加会议的各路诸侯联合出兵征伐有缗。有缗国地小力弱，当然无法抵御，被灭国了事。
夏桀灭有缗是为了吓唬东夷，结果非但未能加强自己的权威，反倒搞得东夷人人人自危，与夏离心离德。从此战事向对夏桀不利的态势的转折。等商汤再度兴兵伐桀的时候，这些东夷诸族不再响应夏桀调遣。夏桀处理东夷事务的失算，在于他一味借助威吓而忘记了拉拢。
商汤招集人马、训练军队，在接下来的十来年时间里，进一步拆除夏的屏障，终于摆出了决战的态势，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进攻夏桀。所谓“必死”，就是形容商族战士视死如归，如火烈烈。尽管如此，商汤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给大家讲几句话。他接过副官的大斧子，站在战车顶上，取出嘴里石球，扯开喉咙说道：“诸位，我听到一些议论，说我商汤不够怜悯你们，耽误了你们干农活，去打什么鬼仗！不过，不是我偏要犯上作乱，实在是夏桀罪恶太多，上帝命我征伐之。你们又要问了：‘夏桀到底有什么罪，值得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夏桀贪婪，耗费民力，害苦了夏朝人，普天之下谁人都知道。人们一致怠工，不跟他合作，诅咒他这个太阳早点灭掉，宁可与他同归于尽。夏朝烂到这种情形，我能不管吗？现在我要求，你们顺着我的意志去实现上帝的心愿，我就会重赏你们，决不食言。否则，死了死了地！”
商汤的发言，再次证明商族人本无侵掠之心，是在他的煽动兼恐吓下，战士们才都举起拳发誓：“我志愿跟随商汤，放弃家里的农活，去打狗日的夏桀。”商汤先生很高兴，刚要整军进发，就看见伊尹风尘仆仆跑来了。
伊尹喊道：“人马停下，大事不好了！”
这些年来，伊尹没少往夏朝那边跑，他刚从妹喜那里套到了一个绝密情报。“司令，你听我说！”伊尹对商汤讲道，“这次我从妹喜嘴里套到可靠消息——光着一条情报就顶一个师。妹喜告诉我说，夏桀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两个太阳。西边一个太阳，东边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西方日胜，东方日败了。
“啊？什么意思，东方日败！东方的输了吗？”汤司令无比沮丧，“你没记反吧？东方的就是我们啊，明明应该是我们嬴啊。”
“梦就是这样的啊。不过我有好办法，司令，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绕到夏都西边，从西边发动攻势，我们岂不就成了西边的太阳，夏桀成了东边的太阳。西边的太阳必胜，不就是我们一战而王吗？”
这个调换赛场的建议得到了汤先生的采纳，事实上，伊尹这一招歪打正着，落得高妙。众所周知，夏桀的防御重心都是针对东夷人的，所以重兵布署在国都巩义（洛阳地区）以东。商汤的六千子弟兵改从南边迂回穿插绕到夏都以西，发起强大迅猛的冲锋，属于军事学上的避实就虚，出其不意。这使人联想起希特勒绕开法国人钢筋混凝土垒筑的马其顿防线，向北迂回而攻入法国，活活把人气死。
夏桀对于国都西侧突然冒出地平线的商族部队大为惊恐，他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国都以东两百公里的昆吾（河南许昌）一线。史书上说两军未经接刃夏桀就主动撤退，飞也似地向东线昆吾靠拢，寻找友军救援，并且在狂奔的过程中士卒离散，形成溃乱局面。（未经接刃就跑，这可能有点夸张，大约也是为了衬托商汤的“仁者之师”所向无敌吧）。
昆吾之君接住夏桀，与尾随而至的商汤仓促迎战，被汤司令击破，昆吾之君战死。在汤司令的压迫之下，夏桀残军不得不继续向东撤退，跑了一百多公里才收住脚步。从这里再往东跑，就是山东东夷的地盘了。东夷诸族自从“有缗国”事件以后，纷纷背离夏桀，夏桀没有再往东的退路了。于是他就转过身来，与追击而至的汤司令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这就是著名的“鸣条之战”，发生在鸣条（今河南开封地区）。
东夷族一贯拥有优秀的武器装备，箭利矛强，从蚩尤时代就占着优势，一直使华夏族惴惴不安。从前“夏后杼”改进皮甲，目的就在防御东夷的利刃。夏的皮甲虽好，但夏桀的战士一路奔命，估计早把皮甲这样的重装备半路丢弃了，以求跑得轻快一点。于是，鸣条之战中，商族的六千子弟兵从士气到武器都占上风，附近诸侯国友军的支持也使他们春风得意。而夏桀在这一地区的铁杆属国早被商汤翦去。失去羽翼的夏天子只好孤身作战，逞其匹夫之勇。夏桀一手持矛，一手扬斧，双手挥动如轮，只身冲陷敌阵。四野的天云沉凝欲堕。
夏桀颇以勇力著称，据说能双手拉直铜钩，两臂生擒犀兕（兕是母犀牛），神力冠于华夷。虽然商族战士以骁勇犀利见称，但在夏桀的劈打之下，也纷纷倒毙，头破胸穿。夏桀身后还豢养着一班勇士，都能手裂虎豹。凭着他们出色的单兵作战能力，夏桀硬是在几千人的围追堵截之下血战突围，裹带着一部分亲属（据说包括妹喜女士）冲出险恶的矛林箭雨。这一场景使人联想起项羽的垓下之战，以二十八骑突围而去。
这时，鸣条西边有汤司令拦截，东边是东夷之地，夏桀只好往南方逃窜，深入了非典病毒多多的荒障之地。他渡江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徽巢县地区（有巢氏的老家，他发明了巢。在战争年代，燧人氏发明的火，经常烧掉那有巢氏发明的巢——鲁迅语）。巢地的人待在自己的巢里没招谁也没惹谁地过日子，不料战火烧到他们这里来了。夏桀在巢地，终于捂着伤口，死掉了。他临死对妹喜说：“我后悔当年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监狱，结果自己成了这个样子。”（当初夏桀曾以威胁公共安全罪逮捕商汤，由于心慈面软又释放了他，跟项羽鸿门宴放掉刘邦差不多吧。那些历史上的最终胜利者往往属于狠角色，而不是我们儒家号称的仁者。当然这些狠角色在获得胜利以后，会有意识地希望别人把他们打扮成“德至矣”的仁者。所以，不是他们是仁者而使得他们胜利，而是他们胜利才使得他们变成了“仁者”。）
在经历了十七位君主统治之后，夏朝终于灭亡了。如果包括中间有穷朝（Jr.后羿、寒浞）的四十多年，夏朝从禹至桀，共享国四百多年左右（前2070－前1600）。
夏桀在临死前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只是懊悔从前疏于防范、过于仁义，两度放过了商汤。看来，鲁迅打落水狗的观点，还是值得夏桀学习借鉴的。对敌人仁义，是愚蠢的。“仁者无敌”这话，是骗人的。我想，项羽自刎乌江岸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慨吧，鸿门宴的失算，遂使刘邦竖子成名。
商汤成了商朝的第一任王，“王”字就是战斧之形，象征着他的武力和权威。他把纯白色的衣服定为最高等级，伊尹、仲虺作相，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就是革去夏朝之命的意思，后来此词被孙中山借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牵动了亿万人的一生。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是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或不被迫地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封给三千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万国诸侯，体现着整个中国统一化的进程。他把相国的位子就给了“革命”时的盟友薛国的国君仲虺。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古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一个帝国，因为它们都是帝国的统治者在兼并了很多周边城邦诸侯以后，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机体。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当时天下有很多（三千个）诸侯，这些诸侯一直是历来独自存在的，是原始各个部族的自然延伸。所谓商分封他们，只是商汤再次确认他们的既有地位罢了。商王不能直接管理到各个诸侯的内部事务。商王直接控制的区域，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一个圆，所谓“邦畿（念击）千里”，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诸侯们的舞台。
诸侯们眼中的商，其实更像是一个头号的大诸侯。这个大诸侯，因为相对地最大也最有功绩，故被众诸侯奉为盟主。诸侯们对商保持名义上的推尊，象征性地纳贡。他们对商的态度，随着商这个“大诸侯”的军事经济兴衰而变换，时而趋炎附势、亦步亦趋，时而将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三千诸侯与商有疏有亲，为了防御三千中某些野心不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诸侯，他干脆把自己锁在一座严丝合缝的城里——叫做亳，是商汤的都城。
建造这样的城，意味着需要砍伐林障、加工木材、堆砌土料、制造工具、设计器械，这些东西刺激了青铜工具的发展。在施工过程中人们还需要缜密沟通，促进了文字的发展。于是，修城这种出于战争防卫目的的行为，给人类文明直接带来了好处。这是战争的积极历史推动力。（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之所以发达，也是由于那里的城邦国家之间不停打架，迫使大家挖空心思发展经济、革新技术。）
商汤的都城亳，准确位置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当时的城邑，都非常狭小，每边长才几百米，像个土围子，跟一两个足球场大小差不多。唯独商汤新修建的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相当于五个天安门广场大（长1.7公里，宽1.2公里）。
偃师商城现已发现七个城门遗迹，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内外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不要把它想象成外包有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确实可以形容某一些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在城门处还设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有城墙就没有城外壕沟，有壕沟就不用修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这又进一步要归咎于青铜的匮乏，没有青铜工具就无从制作大型攻城器械。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都搬到了城里。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放在城里，特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这两样价值不菲的行当要保护在城里。
如果商汤在他的这个新城里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出现在房屋拐角，他的脚下还踩着浩繁的排水网络，可以泄走城里的雨水和人们的小便。不过这种排水系统只对王室居住区铺设。也就是说，在整个城的南半部里边又建了一个小城，是王室居住区，叫做宫城，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四周筑有两米厚的夯土城墙，于是使得整个偃师商城具备内外两重城墙——外面是大城城墙，里边是商汤的宫城城墙，这和老北京的建构一般无二，只不过北京的宫城（紫禁城）在大城区内的北半部，而商汤的宫城在其大城去内南半部。商汤的宫城里边建有正殿、中庭、庑室、门道。宫城的旁边还有两座与之等大的拱卫小城，都是正方形，据说是储藏粮食军需的仓库或驻军的营房。
商汤的王宫是当时的帝国大厦，因为它有两重屋顶，类似紫禁城里的大殿，叫做四坡重檐式，只不过屋顶上没有琉璃瓦，而是白茅和灰泥。它建造在几百平米的夯土高台上。而圆木的柱子，就在每个宫殿的前脸立着，协助支撑着巨大的屋顶。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的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它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商汤的宫城是Downtown，在南城里，庄严优美，是贵族游乐居住上班之所。平民区则在uptown，北城，往往是些半地穴式的坑屋，里边是低矮的土床，还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一直没变。坑屋的主人一般都是在手工业场上班的平民，可怜的上班族，居住卫生条件也并不很好，以至于商汤要求，谁敢在大街上乱倒炉灰，就砍断谁的手。这条严苛的刑罚，在商朝灭亡后，还被后来的楚国一定程度保留着。也有一些居民，居住条件较好，是耸立地面上的小房子，方形或长方形的，比坑屋阔气。有的房门口还埋着人殉的骨头和脑袋，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是有钱人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这是平民中的白领。
商汤立在自己的宫殿前柱子之间，无聊地张望着。他右侧有一小片宫殿群，那里是祖先的宿舍，商汤叫它作“宗庙”。宗庙是个恐怖神圣的地方，门廊柱子下面和殿门内外，都埋着人殉者的尸骨，以及牛羊的牺牲，多的情况下，一座房子下面总计十几个家伙。这是国家神职人员——贞人的主意。贞人特别在殿门内埋了几个武士。武士们在地下依旧左手执盾，右手持戈，头戴羽饰，屈身而跪，身后带犬，人犬相守，长短兵器交加，仿佛门禁森严，保护着祖先们于阴间的宿舍。
旱灾还在继续，号称“煎沙烂石”。夏桀虽然亡了，但是旱灾并没有因为人间的改朝换代而终止。宫殿的柱子石础闪闪发光，耀眼刺目，反射到商汤的眼里。
“可惜没有人给祖先打扇子，在这样的热天里。”商汤自言自语地说。
贞人走过来，对商汤说：“按照我们神职人员的学术观点，对付从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燎祭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作为牺牲，架在柴禾上烧了，烟火慢慢飘上天空，香味献给上帝享用。上帝一高兴，就会降下我们苦苦期待的雨水。”
“这事不要麻烦别人了。我的职责就是事奉上帝鬼神和祖宗，由于我的愚蠢，上帝降下干旱，导致万民受难。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拿我自己做牺牲好了。”于是商汤把自己泡在水里洗洗干净，剪发、断爪（爪是指甲，不是手，剪掉指甲，免得上帝吃我的时候恶心）。商汤素车、白马、身披白茅，脱光外衣，躺在台子上，和其它牛羊祭品杂成一排，伴着咩咩、闷闷的叫唤声，被一齐抬到了祭坛上，周围架起了柴禾。为了方便上帝品尝，人们给商汤的肚子上放了一盘作料。
贞人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商汤委屈地闭上了老眼。贞人又拿出面具戴上（作法事要戴上面具，好像外科医生要戴口罩一样），贞人蹦了一段儿古典摇滚，然后说“点吧！”——当柴禾劈劈啪啪愉快地燃烧起来的时候，商汤有了烤鸭的感觉。但他一动不动，眼睛像一朵孤独的窗口，挤着重重迭迭的忧愁＋快乐的情绪，如此真诚的视死如归的感人场面，终于振动了鬼神。晴天一个霹雳，哗哗拉拉下起普天同庆的一千里喜雨来了。
商汤在位十三年后，驾崩了，死后不知葬在哪里。如果你要去缅怀商汤革命的伟业，建议去河南偃师商城旅游。这片沉睡底下的遗迹似乎仍然可以找到汤先生游动的身影，他嘴里含过的石球，也许还丢弃在某个土坑角落。偃师这片废墟，清晰地鉴定着早商的历史，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朝代。而这时候，埃及帝国法老胡夫的金字塔，已经在地球上矗立了一千年了。
“上帝”这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了，具体开始于商朝。
在商人名目繁多的祭祀中，“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排在第一位，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
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以及后来的《尚书》、《诗经》、《史记》里，“上帝”一词屡见不鲜。商汤先生焚身求雨，也是朝着上帝来的，他说：“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所以，“上帝”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后来明朝的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
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完全是个外国人，是个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朝人的心目中，自有一个中国脸的上帝在。
假如我们替他们想象一下，商朝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看，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像阿Q那样）——唯一和清朝人不同的是，前半个头并剃光成半瓢。商代妇女也是类似，当然梳髻的人也有，甚至还有前后俩髻。发型多种多样，说明当时的中央集权程度尚不高。
既然商朝人是梳辫子的，那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也是一样。
这位拖着大辫子的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他和人间的帝王一样，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就是日、月、星、风、雨、云、雷、旱等气象诸神，他们听从上帝的号令并各司其职，向下界播风布雨。
上帝带着自己的政府班子，住在天上，但他在地面上，也设有驻地球的办事处——祭庙。上帝为了养活自己的政府班子和支撑在天上的开支，就经常跑到祭庙里去和人作生意。“令雨”、“令风”、“令雷”，就是他推销的主打产品，就是命令刮风下雨。人们交上祭品给他吃，他就给这些产品。如果他吃的不顺心，就会降下旱灾，这是他的拿手戏，或者下雨不止，形成涝灾、风灾（就像当年对着尧舜发洪水），直到商王唱歌奏乐、跳舞，献上美玉给他，端上黍稷猪肉美酒给他吃喝，他才息风止雨。这种交易的过程就是祭祀。
祭祀的时候，上帝对自己的餐具非常讲究，那些装饭装肉用的鼎啊、簋啊，酒壶啊，盆盆罐罐什么的，其形态要塑造出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而且上面要刻有繁美的纹饰，他才会胃口大开。最能调他胃口的是饕餮纹，大约上帝也是饕餮之徒。其它夔龙纹、蟠龙纹、云雷纹、蝉形纹、连珠纹、圆涡纹，也不错，摆在祭坛上，让人眼花缭乱，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戴着平顶帽的商朝小民。现在这些礼器都被挖出来了，累计多达数千件，最大是鼎，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上面都是铜锈，说实话，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
总之，随着人间产生了商王，上帝也开始在天堂上班，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在以前没有君王的时候，天神是泛神，风伯、雨师、西王母之类的。有了君王，也才有了顶级之神，譬如上帝。凌驾众神之上的上帝的出现，标志着人间专制国家的成形。
商朝的人们比照天上的这位统治者“上帝”，把人间的统治者称为“王”。随着人间造神运动的蓬勃发展，商汤的继任者们把商汤这些早期商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与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干脆合为一体。商王的早期先祖们，就是上帝。
商汤的时候，商王还不能与上帝平起平坐。商汤表演“焚身求雨”，贞人拿着打火机，差点烧了他。贞人扮演了教皇的身份。贞人垄断着人间与上帝沟通的职掌，所以贞人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不过，到了商代后期，王权专制盖过了政教二元化，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最后到了皇权专制时代，宗教权就更被皇权收编了。这就是中国宗教业的简单的悲哀的历史，也是中国和外国一直不同的地方。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和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平均寿命是32岁。（这么短暂的一生，对于很多人来讲，也确实来不及筹集财富组建家庭啊，那就去欢乐谷乐呵乐呵吧，一小辈子就完了。有一半的商朝人，死后是单独埋了，而说到了媳妇因而“夫妻合葬”的，只有一半不到。）
商汤的两个儿子死后，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不要亲近愚蠢幼稚的人——总之要听我们这些老干部的话就对了——伊尹又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商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并且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作了七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七年多的禁闭，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地从桐宫逃回王宫，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七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位呢？这是困惑后代学者的一个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商朝初期，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在当时没有激起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不可更、九五之尊，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学者们承认伊尹是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一方面他的行为又与篡国者无法区分。一个原本高大全的形象全给毁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于是，在伪造的《尚书》的一些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复位。伊尹又归还了王位，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似乎伊尹的历史污点自行抹去了。伊尹的人格于是完美无缺了，学者们才舒服起来。
在伪造的史料中，伊尹还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的回答也充满文采和成语的雏形：“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伊尹很满意，就向太甲提出退休的请求，又写了篇文章，告诫商王要终生注意保持纯洁专一的品德，不要违背先王之命自甘堕落，治理天下要像张开弓瞄准目标以后再射箭一样，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总之，罗索了好一通，伊尹才死去了。伊尹去世后连续下了三天大雾——似乎这样写，可以表示连上帝也是给伊尹撑腰的。商王看见大雾，惧怕违逆上帝意志会导致天灾，于是用王者的礼仪埋葬了伊尹——最终还是留下了个尾巴没有伪造好，伊尹还是被用王者的礼仪安葬了，那说明他实际上就是死于王位上。
其实这是替地下的古人瞎操心。伊尹在当时本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也不需后人编造“还政”的故事为他开脱。“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既然抢了，就不好还，还了自己就没命了。而且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以外就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回到王位上就能幡然改好，因此还政给他呢。远古时代的人们心中王位正统的观念，也许还没有后世那么强，不称职的人是可以取代的，伊尹取代一个不称职的商王，大约不太会受到舆论和良心的谴责。然而，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非替他还了王位不可。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
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好像中药的名字，有人说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一位商王死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什么的，作为对死去商王的称谓，准确地说这叫“庙号”——意思是这位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的时间的编号。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每隔十天要祭祀一个商王，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末代商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高”、“伷”、“密”（这是人名）哥仨相继做了商王，死后骨灰盒编号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戊。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以外，诸侯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戊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颗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何方妖孽，跑到宫前来吓唬我？”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作首席政务官，说：“臣听说，妖孽不能战胜道德，现在却有妖孽出现，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太戊于是努力地改进工作，这两棵树很快就枯死了。商朝从此复兴，诸侯又都来朝拜。（这个妖树事件，向我们暗示了一个很不好的启端，那就是有人（譬如政务官伊陟）开始借助上帝和一些灾异的名义，来左右和干涉商王的决策。这就出现了一种逐渐能够和商王分庭抗礼的神职人员团体。神职人员与商王之间的权力争夺，似乎从此逐渐开始升温。）
太戊在位第十一年的时候，命令一名叫“巫咸”的神职人员在一些优美山川举行了系列的隆重祭祀仪式。巫咸在仪式上，组织男女演员，表演“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生下商人先祖子契”的舞蹈《桑林》，演给上帝看，旁边伴着铙、铎、磬、鼓的打击乐器。
这样的表演，固然是在替商王争脸增光，但神职人员们通过在郊外折腾，也是在增加自己的曝光度。这场祭祀的主持者是巫咸，巫咸于是最终名气很大，连后来的屈原都成了他的fans，在《离骚》里哭着喊着要追随他呢。
巫咸还有个儿子叫巫贤，后来也接班当了神职人员。但巫启贤是不是神职人员，就不知道了。（不过，巫启贤又会主持又会唱，估计跟那时的神职人员也差不多。）
《史记》上说巫咸“治王家有成”，说明这位神职人员巫咸同时也是政府班子中的大鳄。
被桑树精和楮树精吓坏了的太戊死后，儿子仲丁继位。仲丁是经过一番斗争而上台的。仲丁一上台，就采取迁都的办法，目的是摆脱敌对王室贵族的牵绊，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
仲丁东移五十公里迁都到河南荥阳，就高高兴兴地死去了，这时候王畿以东两个诸侯国叛变。一个是有莘氏的后人，一个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经营过的地方。这两个部族都是当初商汤革命时的协同军，如今叛商，是一计很响的耳光，很大的震动。于是外壬的弟弟“河亶甲”继位后，北上两百公里迁都河南内黄地区以缓解内焦外困的局面。河亶甲在一些方国的帮助下，使叛乱的诸侯重新安定下来。
河亶甲死后，王族内又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河亶甲的儿子没能继承老爹的财富，而是把王位输给了河亶甲的哥哥前任商王仲丁的儿子祖乙。祖乙照例叼着肉骨头逃跑，去了山东鱼台或者河南温县地区关上门当王。辅佐他的是巫启贤先生（对不起，巫贤，是巫咸的儿子），据说再度复兴了商朝的王业。接下来的几个商王过了一段平淡的日子再次爆发内讧，当局面失去控制，只好又采取迁都的老办法，去了山东曲阜地区。王朝内部的政治局面如此不堪，诸侯、方国也就乘机发展势力，不再向中央进贡朝见，这一烂摊子终于摆在了著名的新商王盘庚先生面前，时间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年。
每到半夜——相当于现在四点钟的时候，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已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被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盘庚思索的事情，大约正是迁都的事情。
在这个都城里，人心全是旧的，忧烦全是新的。
盘庚所忧烦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商人突然迁都了四次，最终从中原迁到了山东曲阜。如今盘庚也要动了。
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不过，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并且甲骨文的记载中也没有河患的信息。另一种说法是反奢侈，迁到新的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灵魂，去掉奢侈之风。用自虐的方法以淘汰奢侈之风，古今中外还真很罕见，而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起多少奢侈。
阶级斗争也是一种解释：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越发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好多财产宝贝，穷人也有了新的创业机会。古往今来，贫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确乎处处存在，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是穷人起义这一条路。穷人搬家流亡的，比比皆是，而让地主搬家，却恐怕是死也不肯的。
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在固定一个饭馆吃腻了的人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徙很远，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而且商朝中期以后，人们就再也不迁都了，难道农业技术突然大跃进了。
盘庚在给群众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只是让我们感觉，迁都是那么的急惶惶，而且理由不可示人。
事实上，我认为，商王更替的王位争夺导致了新王倾向于变换政府办公地点，以求脱离敌对势力干预。商汤时代制定和实施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本身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也就是说，他要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暧昧不清的落后的继承制度，我们在后来春秋时代的楚国、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并且在骨肉相残的过程中成就了一个名叫做专诸的刺客。
到了商朝第十七位商王盘庚时代，“兄终弟及”制所导致的混乱，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事实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还是交给弟弟，弟弟的儿子与自己的儿子之间的斗争，因此引发的内讧，已经连续发生在了九届商王身上。
诸侯们看见商王自家打得热闹，也就撇着嘴不来进贡了，不把商王当回事了。商朝进入史书上所谓的中衰。
盘庚的哥哥叫阳甲，阳甲驾崩以后传位给了盘庚。盘庚作为弟弟接了哥哥的班，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难免心情不安。哥哥虽然是个好人，但哥哥的儿子，以及相关的利益人，想法却会多种多样。曲阜这里是哥哥一家所管熟了的地面，到处都有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势力盘根错节。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专诸”那样的家伙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四点钟就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去一个艳阳高照的安全地方，享受自主自在的王者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不便如此说明，只是一再强调，迁都乃是先王的意旨。所谓先王，就是祖先们，说准确一点，往届已死的商王们。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从不留恋原有的都邑。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们的故事呢？我想搬家，以安定局面，可是你们不能体会我的苦心，反而大大地糊涂起来，发生了无谓的惊乱，想以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这真是你们自寻苦恼。譬如乘船，你们上去了，只是不解缆，岂不是坐待船朽吗？若是如此，不但你们要沉溺，连我也要玩完。你们一点也不审察情势，一味怨恨我的迁都指令，试问这能有什么好处呢？”
盘庚的心思不敢直讲，把话说的含糊其词，人们越听越不理解，于是他只好借助恐吓：“以前，你们的前辈事奉我们先王，非常老实。现在，你们不听话，不肯离开这里。我们先王就会在地下告诉你们的前辈，让他们的灵魂好好地整治你们，到时候你们受罪该死就晚啦！现在我的计划已定，谁要不从，我就割谁的鼻子，灭了谁的种，一个都不留。”
大家吓得一捂鼻子，只好跟着盘庚上了已经准备好的船只。盘庚迁都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场高层权力斗争，所以才对民众威胁利诱。而且看他的样子，实在着急，好像针对他的“枪击案”就要发生了。
大家上了船只，抛弃了旧有的财富（除了成串的贝壳方便套在脖子上带走，其它粮食房子都没法要了，虽然据说商人驯服了大象作为运输工具，但总不能也把良田都拉走吧）。这帮迁徙者，不外乎分成这三类：支持盘庚的家族，中间派的家族，还有反对派的家族——亲哥哥阳甲的家族。反对派的家族们也明白，到了新都，盘庚是将不能保证他们再享有从前面积的土地。一次迁徙，就是一次权力与财富的重新洗牌。他们将不再具备从前的地位。但不等他们犹豫，已经被裹着来到安阳（河南省北部，如今的殷墟），一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破破烂烂，过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的他们，更加来气了。于是开始散播流言、盅惑人心，开始向盘庚叫嚣。他们说：“盘庚不是借助先王的意旨吗，那我们就搬出比先王更厉害的上帝来。我们要求占卜！”
占卜，是把居住在缥缈天上的上帝的意见，传达给三维空间的人们的一种途径。这个梳着商朝大辫子的上帝（有时候也把辫子盘在头上像阿Q那样），可以向人间投下一种阴影，人们来这种阴影，作出极具价值的结论和预言，得知搬家的事到底对不对。这种宝贵阴影，都投在什么东西上呢？答曰：投在牛羊骨头上，也投在乌龟壳上。乌龟由于活的长，见多识广，成为占卜的最好载体。最灵验、效果最佳。于是，乌龟盖子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而生活在中国大地河流湖泊上的乌龟们，则倒了大霉。
大家族头面们要求盘庚举行隆重占卜仪式，请求上帝旨意。盘庚是个年轻人，不怕叫板，立刻命令神职人员在乌龟壳上（多数是乌龟肚子那块壳）刻下当时开始出现的甲骨文，用甲骨文提问上帝：“迁都是对的！迁都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双项选择题，让上帝选择正确答案。当然，有时候还出四项选择题，比如：“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这是向上帝问雨从哪个方向来。问题旁边还刻上出题者（神职人员）的名字以及出题时间。而载有题目的卷子，就是这个乌龟壳。
接着，神职人员在乌龟壳背面钻几个浅窝，用火烧灼浅窝，就会开裂出一些纹路，这些纹路就是上帝在考卷上的作答。神职人员赶紧判卷子，这需要专业训练，他们能够从纹路翻译出上帝的语言。上帝回答得很细致，比如“大雨”、“小雨”、“雨小”、“雨少”、 “多雨”、“疾雨”、“雨不疾”、“纵雨”、“延雨”、“退雨”、“去雨”，看得出上帝是个有耐心的人。神职人员把翻译出来的意思刻写在纹路旁边，这就叫做“卜辞”。
关于这次该不该迁都，上帝的答复（卜辞）是：“迁都不对。”——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搞的，总之，神职人员从纹路上读出，迁都是个历史错误。盘庚的脸立刻绿了，反对派的大家族们则欢喜雀跃，恨不得立刻跑在城里乱喊。
不过呢，人们也意识到了占卜可能不准确，上帝要是不知道信口胡说怎么办，或者上帝喝多了瞎说怎么办？于是采取反复占卜的办法，多问问不就准了吗？于是隔上三五天，又问同一件事，看看上帝是否忘了上次撒的谎。另一个办法是同时使用好几块乌龟壳，问同一件事情，然后看看一致不一致。一般是三块骨头，商王拿着一块卜，占卜经理和占卜副经理各自拿一块，这也就是“三人为众”的原始出处，表示三个人的意见可以代表众人。
经过三次占卜，上帝的意见非常明确，都是不应该迁都。盘庚的脸变成紫茄子，朝着神职人员投去愠怒的一瞥，并且当即耍赖，说上帝的意思不准。（这实际上，或许是神职人员在故意给他捣乱呢。纹路该怎么解释，还不是神职人员自己随便说了算。很多迹象表明，商王朝自创建以来，神职人员就日渐形成了一个可以跟王权相抗衡的团体，这种斗争还将一直延续到后代，并且在武乙时代达到高氵朝。）
盘庚再度把贵族和政府大员们召集起来训话：“像你们这样，这几天来到处乱跑，擅用谣言煽动人心，恐吓大众，毒害小民，不把我规诫小民的语言，准确及时向下传达。这样闹下去，当然就会像上帝说的，迁都成了一件坏事。占卜不占卜，还有什么意义！我是根据先王的法度办事，我没有失德之处，你们不要忘了，我的威严好像烈火一样旺盛，我是你们的王！你们遵从我，就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不紊（成语出处）。要知道，即使你们象野火一样在大地上焚烧，使人近前不得，但我就能有力量来扑灭。如果一定要弄到这种情况，那是你们自己惹出的祸患，就不要怪我错待你们了！”
盘庚发了一通火，擦擦汗，又转而和颜悦色，劝诫政府大员们办什么事都要同心协力，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闹了。最后又说道：“过去，我的先王和您们的前辈，一起过着安乐而勤劳的生活，我怎么会对你们动用非分的刑罚呢？如果您们乖乖地继承前辈勤劳的传统，我决不会掩盖你们的美德。国家治理的好了，是大家的功劳；治理的不好，是我一人的过失。从今以后，你们努力做好份内的事，不许乱说乱道。我也会把你们的前辈和我的先王一起祭祀，好了，让我们一起恢弘上帝和先王的意志，一心建设家园吧。”
反正都已经来安阳了，人们看看再闹也没有真回去的可能，反对派们发现人群的热点已经转移了，大家热衷的东西都是建设新家园了，在安阳好好的生存下去是第一要事。没有人还有闲情逸致跟着反对派折腾。并且迁都也打乱了反对势力的格局，削弱了反对派的实力。气质刚强的盘庚成为大家拥护依赖的对象，并在新的家园重建起另一番秩序与生活。据说百姓由此生活安宁，商道复兴，诸侯来朝，形成商朝中期的一段人心振奋的时光。
这就是盘庚迁都的故事。
与盘庚同一时期，西方也有一个叫摩西的人，正离开埃及走向通往未知的福地的路上。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的犹太民众离开埃及。但埃及是当时西方世界文明程度最领先、最繁庶的地方，谁愿意离开呢。宁可在这儿受迫害当狗，也不愿意出去到旷野里当狼。摩西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了这帮人跟着自己上路。一路上，还是有些人唱反调，鼓动着闹事，嚷嚷着不走了。摩西只好给他们训话，但是没有用，于是他只好假装见了上帝（他的上帝和盘庚的上帝长的不一样），还专门约定了“十诫”给自己撑腰，又不停地拿出上帝显灵之龙卷风来，连哄再吓，督促着这帮人，费尽千辛万苦，去寻找他们的耶路撒冷。
盘庚，是位东方的摩西，带领自己人迁都的时候，上帝却没有帮上他的忙。反倒在占卜的时候，上帝帮了他的倒忙，认为迁都是错误的。这很有可能是神职人员在搞鬼。盘庚时代的神职人员，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这似乎从商汤以来就有这个苗头了——商汤差点被神职人员贞人烧死。
现在把目光投到盘庚时期的埃及，这时候的埃及帝国，也存在着政教二元的斗争。法老“埃赫那吞”（约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盘庚是约公元前1300－1250年在位）也对阿蒙神庙的祭司集团进行了坚决打击，把阿蒙神庙列为虚妄而封闭之，财产没收之，祭司驱逐之，凡公共场所刻着的“阿蒙”（太阳）字样悉被剥除磨灭。然而，阿蒙神庙祭司集团盘根错节的势力并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法老埃赫那吞也实行迁都另辟蹊径，给帝国带来了一番生机勃勃的气象之后，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祭司集团给埃及上空笼罩上的陈腐气氛和僵化管理、霸占的巨大土地以及凭空消耗着的大量财富最终拖累了埃及。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北部崛起了一个赫梯王国，赫梯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发明并大量使用铁器，率先进入了铁器时代！（中国盘庚这里则刚刚有了点儿青铜器）。赫梯王把铁视为专利，不许外传。埃及法老得到少许铁片，锻打成刀，视为珍宝，用黄金象牙配其刀柄。铁制武器和铁制工具给了赫梯人以力量，使得他们迅速走向扩张之路，与埃及争夺对叙利亚等地区的霸权。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在约公元前1304年，动用倾国军马北上与赫梯人展开了一场古代世界的最大规模恶仗，双方各自动用了两千辆战车和各自三万战士（这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商汤革命的时候才有战车七十辆，六千人）。由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孤军突进，遭到围攻，拼死抵抗，情急之下甚至放出护身的战狮扑向敌人。幸亏赫梯军人因抢夺财物而队形分散，埃及援军亦及时到达，才避免了法老的被俘。
这场发生于我国商朝中期盘庚时代的西方大战，又以拉锯战的形式持续了十年，终于把埃及帝国拖垮。埃及从此由盛变衰，四分五裂，不断遭受外族人的侵袭的局面持续了八百多年，直到公元前525年（我国的春秋时代），埃及被新兴崛起的波斯帝国吞灭，从而彻底宣告了古埃及文明的终止（距今五六千年前－公元前525年）。西亚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王国和文明，也是同一时间亡于波斯帝国之手。
盘庚在位二十几年死去，但是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儿子继位，这反映了当时王者的权力还不是极端牢靠，人们可以把它像皮球一样夺来夺去。真正情况有了转化是在盘庚的儿子“武丁”继位之后，“父死子继”成为商王继统的常例，这是王权加强的一种表现，政治从此走向稳定，迁都的事也再没有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武丁想象成一个非常powerful的君主，类似汉朝的汉武帝。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文明大国，是从武丁时代开起。
武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喜欢祭祀和打仗。武丁把上帝当成了他的优质客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经常在甲骨上刻下文字，询问上帝这会儿饿不饿。如果饿，那请问想吃什么东西，是哪一天想吃，我祭祀的话用什么牲口，是想把牲口烧了吃还是喝血比较好，想一顿吃多少牲口呢？酒肉是取悦他的主食，吃肉的时候要不要喝酒呢？
当然，上帝的胃口很刁，武丁需要用特殊的白牛、白羊、白犬、白豕作为牺牲给上帝（上帝也讲究个色、形、味儿）。白色是商朝的上色，就好比明黄色是皇帝的上色。
看见武丁对上帝这么好，商朝先王们的在天之灵不高兴了，经常由于某种原因而降下祸祟疾病给商王以及他的媳妇、臣子们。于是武丁总要反复通过占卜询问是哪些先王或者先妣（先王的媳妇）正在降下祸害。在这里，他有使用多选题的形式来向先王们提问：
惟父甲害王?
惟父庚害王?
惟父辛害王?
父甲、父庚、父辛分别是武丁的伯父阳甲、伯父盘庚和伯父小辛。希望他们某一位站出来承认自己造祸。至于其生身之父小乙，武丁也没少跟他打听事。比如武丁有一次牙疼（这是他的老毛病了），就拼命询问爹的在天之灵：“疾齿，御于父乙?”意思是，我牙疼死了，爹啊，是不是你在天上给我捣乱。
武丁作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巫师（神职人员）、最有权威的趋鬼医生、牙痛病人兼自我诊疗者、妇女产男产女的预测者、求雨者、牲畜发育情况的预测者、农作物收成的预测者、狩猎是否会遭遇大老虎的预测者，武丁也扮演了最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当然他的成功同样得益于实现咨询于上帝和先王。这里他继续沿用了多选题的形式反复打听：
“我去讨伐工方（一个方国），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我不去讨伐工方，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一正一反进行占问，把问题刻在甲骨上，只需要上帝从中选一个正确答案。当上帝或先王做了回答（也就是那些经过烧灼之后甲骨后自然产生的纹路），武丁从中领会出上帝透露给他的资讯，并把纹路翻译成文字刻写在甲骨上。最终当战事结束后，上帝的预言是否如验，还要补充记录在甲骨上。这样，一块甲骨就记录了武丁战争行为的整个过程，成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的依据。上帝最牛的时候，或者说乌龟壳最牛的时候，可以预测出170天后的事情。
借助占卜这类有益民生的魔幻工作，武丁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获得人们的顶礼膜拜，不断加强了他的王权。一个聪明的君主总会给自己造一个上帝从背后撑腰。不过，想在坚硬的乌龟壳上刻字，没有把子力气可不行，即便使用青铜工具。有人做过模拟尝试，结果把字刻的歪歪扭扭。可见，多才多艺的武丁又是个蛮有力气的书法家。武丁告诉我们说，横和竖比拐弯和圆弧好刻。这就导致了汉字方方块块的模样。
野外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商朝时期的城邑遗迹合计发现了有十多处。在北京地区就有两处，一个称燕，一个称蓟，它们两个都是方国。
北京地区相对于中原，也属于边疆了。
燕方国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岸上的董家林，蓟方国在北京市广安门一带（我以前在那租过房子，傍着一条臭水沟，是从前老北京的护城河。商代的方国蓟，城墙边长不过区区六百、八百米，才跟我租住的“红莲小区”一样大）。
我不知道方国蓟的“傅说”（念悦）先生是不是就在“红莲小区”这一带修城。但我知道作为一位民工，傅说头顶上没有体面人的大髻，也没有贵族的大辫子。他是按民工流行的那样子光着头，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跟现在作洗发水广告的美女那样，但是他头顶围着一圈圆箍（类似孙悟空脑顶的精钢圈），以免头发飘散得太厉害，迷住眼睛，影响干活。
傅说跟当时的大部分劳动人民一样，光着脚。他的工作岗位就在半截的城墙上面，职责就是用四块木板夹住泥土，然后从上面再填土，填一层，夯一层，一层层地夯实。等土在太阳底下干燥了，结成块，再摘下木板，一个新方土块诞生了。许多个这样的方土块，一层层地，城墙就慢慢耸立起来了。这就是版筑。城墙在当时的主要作用防着商王朝武丁先生的军队来打，次要作用是防洪和防狼。
后来武丁曾把傅说比喻成磨刀石，由此推测傅说是一个很有傲骨和个性的青年，他的本事就是善于挑碴。傅说抱着肩膀，说：“不行不行，这个夯打的位置太逊。两两方土块之间要留出足够的空档。你这个留的空档太小！”他抢过夹板作示范，“空档要留的跟方土块一样大，这样好把下一个土块填在这里。”
等空档们也被逐一装上土，夯打结实了，整个一层城墙算是夯好。旁人刚要继续往上夯出新一层方土块，傅说又挑碴了：“不能从这里开始夯，要从两个方土块中间的接缝部位上边夯起。这样新的一层和下边一层交互错落，咬合牢固。你们平齐着夯，太逊了！”
傅说凭着一张好嘴，终于给自己弄了一个“事儿妈”的美名。
傅悦他们弄了三百多米的城墙，司工召唤大家去看埋人。原来，按照工程进度，现在需要杀人了。当时搞建筑的都知道，需要杀几个人埋在地基下，这样土地爷就不会捣乱了。两三个从隔壁方国抓来的俘虏站在城脚的坑沿，背捆着手，准备推进坑去活埋，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坑比较小，傅悦骨朵着嘴说：“这坑挖得太逊！估计她跳下去只能蜷曲着腰，如果是俯冲着下去，那就得撅着屁股趴着。”
“嗯，如果留下她，嫁给我就好了。我每个月可以吃糠，她吃小米。”傅悦旁边的伙伴瞅着那个女俘虏，心里做着白日大头梦。
“你这个想法也太逊！她应该献给社神（也就是土地爷），你这么乱说，小心遭雷劈。”傅说说，“而且她现在已经吃过小米了。只有让她营养好，社神吃起她来才有营养。不过旁边那个男的有点瘦，选他太逊了，到了地下，力气单薄，恐怕不能胜任伺候社神的工作。”
伙伴不理睬这个事儿妈，白了他一眼。
“这是献给社神的一点儿小意思，埋了以后就不地震了！”仪式主持人喜悦地对围观者们说。仪式主持人旁边还有一头献给社神的猪，一直嗷嗷地叫着。主持人补充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使用不太值钱的小孩。这次工程进展顺利，我们就喝出去埋几个大人——虽然花费会多一点。哎，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叫傅说的家伙，就是那个事儿妈。上边在找他。”
大家都说没有，傅悦也说没有。但是一想，我不就是吗？“我就是！我是傅说！”傅说举起手。
人们看见这个眼睛明亮的大个子挤出人堆，裤脚挽着，一个高一个低。大家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傻瓜，包括那头被缚着地猪，心想还有这么实诚的志愿者呢，估计他到了地下给社神干活，也不会偷懒，社神会喜欢的。仪式主持人带走了傅说。大家都以为几天之后在下一个祭祀坑边上，还会看到傅说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傅说却坐上了车子，去朝见商王武丁了。他糊里糊涂地问主持人这是到哪里去。
“恭喜你啊，傅说先生，伟大的商王听说你是个事儿妈，特地请您到商城给他提意见去呢！”
傅说坐在马车上，随着马屁股一扭一扭而一颤一颤，他眺望着两边的野景，听着马铃铛呼应着清澈的蹄声。车轴两端鼓出的部分，包裹着青铜，这是为了防止被障碍物碰损的。车厢前的横木扶手上，也有兽面的青铜饰物，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这些青铜，可是稀罕的新科技物件，傅说望着它们，虽然前途未卜，老毛病却又犯了，他说：“我说你这马车也太逊！你看啊，车辕架马脖子上。马脖子高，车厢底，车前面就仰起来了，搞得我往后仰着，换了腰间盘突出的人，长期仰着还不瘫了。一旦遇上上坡，车子非仰翻了不可。”
“那依您的高见呢？”
“把车辕做成曲的——前端折翘起来，就乎了马脖子，就保证车体水平了。”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主持人恨恨地说。
“不用谢，总之你的直辕车太逊！还有你马鞭子也太奢侈了。马鞭子做这么考究干吗？还用玉管作柄，是暴发户吧？太逊啦！还有你这青铜，这不都是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主持人一抱脑袋，一路上气得好几次想出车上蹦下去。
车子南下，越接近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王畿地区，路面越发平整坦荡，都是夯土路面，黄土料礓石，十分笔直，这是远古的高速公路。真可谓“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用笔直的干道来形容商王的道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王道上边，每五十里就设据点称为“堞”，是用木栅筑成的防守工事，正好是车子走一天的距离。好一点的地方还设有“羁”，不仅可以住宿，而且供应饮食。“羁”念击，字形像系马于栅栏，表示休息。
一些骑着马，背着政府文书（竹简）的差人在大路上奔跑，从傅说他们面前疾驰而过。商朝人有出行骑马的习惯，这和他们的下裳设计有关系。商朝人穿的下裳，是前后两片布，两侧分开（有点像旗袍腰以下的样子），所以方便人骑在马上，但是露着大腿。而到了未来的周朝，觉得露着大腿不雅，于是把前后两片布幅合成了一个圆筒（类似现代女孩的裙子），所以没法骑马了，只好百分百坐车，直到赵武灵王大哥胡服骑射引进了裤子才有改观。这是后话不提。
傅说目送着远去的马上的差人，酸溜溜地又挑茬说：“哼！真够逊的。我听说商王手下的送信的差人，都是从出发地一个人跑到目的地，干吗啊，累死他啊，不会接力跑吗？太逊啦！”
主持人实在受不了了，站在车底下（他已经改在车底下走了），说：“大爷～，求求您了，说差不多就行了，待会见到商王，你可别说他也逊啊！”
终于，傅说一行人走进了王城，又进了内城，又进了宫门，商王武丁正站在殿门石阶上等着他们呢。傅说首先看见的是武丁的“旗袍”，里面光着大腿，小腿用皮革裹了，脚上穿着翘尖鞋。傅说刚要说这种翘尖鞋没有鞋带不容易跟脚，走路拖拉太逊了。话没出口就被武丁洪亮的声音堵住了：“哈哈，傅说先生，我前些天做梦，梦中见到一个圣人，醒后向大臣们描述，一说那容貌，大家纷纷都说知道知道，是一位知名的事儿妈——也就是您啊！我觉得事儿妈是难得的人才，充当我的谏官最合适。找茬是您的特长，为我提宝贵意见好啦。”
“对呀对呀，傅说先生一路上，找了一路的茬，提了一路的意见，挑了一车的刺儿。”主持人赶紧把路上傅说说的直辕车、曲辕车，玉柄鞭子，差人跑死马什么的，给商王武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武丁一拍大腿，非常赞赏傅说的刁钻嘴巴，真是名副其实的事儿妈啊。
武丁承认，让一个信使从头跑到尾既不人道的也容易出危险。据一片刻于武丁时代的出土甲骨记载，当时有一位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步行了600里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累死了，必然也耽误了送信。有的信使行程更长，曾有一人创下48天连续步行1200里的世界记录。（顺便说一句，信使接力跑，是周朝以后才有的制度。）
武丁留下傅说攀谈，傅说开始猛提意见，针砭时政，把出身社会底层的所见所感所憎恨，尽数倒出，字字句句切中时弊。武丁听得非常羞惭，频频点头，脸一会红了一会绿了，一会紫了一会白了，硬着头皮做了认真记录，最后满面羞愧地赞叹道：“如果我是一把青铜短刀，那您傅说先生就是磨刀石。你找茬提意见，就等于磨砺我的铜刀。虽然你说话是够难听刺耳，但这就像好的草药，吃了都会令人眩晕，唯独眩晕才能治好病啊（我们因此怀疑武丁时代的药品都是毒品吧）。面对着大水，您就是我的舟；面对着天旱，您就是我的霖雨。您启发我的心灵，浇灌我的内心。好的谏官都应该是像您这样一丝不苟的事儿妈。遇上您，我真是相见恨晚啊。”
武丁于是让傅说辅佐自己，担任国相，修政行德，商朝大治。这段历史美谈被孟子在记录在“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那段文字中，说：“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穷厄困苦之士（比如我）的人生梦想。
武丁在任五十九年，年龄据说接近一百，以至于许多媳妇先他而死（当时妇女平均寿命三十），于是武丁先后娶了六十几位妻子。在众位媳妇之中，有一位善于运筹帷幄、驰骋沙场的“穆桂英”，曾经统帅13000人的庞大队伍，征伐方国，这是商代用兵最多的一次，她的名字叫妇好。
妇好死后，埋在河南安阳，如今是一名胜景点，墓内殉葬物品的清单强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
木椁和涂漆的木棺（木椁是外层棺材，木棺是内层棺材）
十六个人殉
六只犬殉
七千个贝壳（叫做“子安贝”，来自东南沿海，是当时的钱，表示她是款姐）
两百多件青铜礼器（祭祀用的）
五件大青铜铎和十六件小青铜铃（乐器）
四十四件青铜工具
二十七件青铜刀
四个青铜镜
一百三十多件青铜兵器（形制包括远射、格斗、卫体的完备组合）
两件大型青铜钺（铸有狰狞的图案花，是军中统帅权威的象征物）
四个青铜虎和虎头
五百九十余件玉和似玉器
一百多件玉珠、玉环和其他玉饰
二十多件玛瑙珠
两件水晶物品
七十多件石雕
五件骨器
四百九十多件骨簪子
三件象牙雕刻
四件陶器及三件陶埙。
妇好墓内的青铜器总重量，达到一吨半，这标志着武丁时候中国全面步入青铜时代，彻底脱离令人汗颜苦恼的石器社会。
现在说说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史。
中国最早的青铜出土于黄土高原，在其最西部，渭水上游——甘肃东乡县“马家窑遗址”，是一把铜刀和一些铜块。铜刀长约4寸，经鉴定是含锡6-10%，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青铜，时间是距今五千年前。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甘肃东乡的这个“天下第一铜刀”是可以砍人的青铜武器。其实它只是水果刀，长四寸，连切西瓜的刀都算不上。做出这样的铜物件，很可能是烧窑时偶然烧灼孔雀石的意外产物。孔雀石颜色翠绿，晶莹可爱，很扎眼，人们都想把它烧一烧。孔雀石里含有氧化铜。
此后，中国大地上的青铜器件一直寥寥无几，不能取代石器成为社会的主要工具，一直到夏朝时期都是如此。虽然这时候的两河流域和埃及，早已是纯粹的青铜时代。
到了夏朝末期，或者说是商朝初年，才在二里头那个地方，挖到了一小撮明确的青铜器件，但都是小件的规格，铜指环啊、小锥子啊，鱼钩啊，小箭头啊，戈头啊，最大的是个酒杯，也只有十二厘米高，数量也极少，总共发现的只有十几件。这大约可以作为夏末商初开始有了点儿青铜器的证据。
一直到了武丁时代（商朝中期，公元前1200年代），青铜器的数量种类体积才明显高涨起来。首先人们找到孔雀石，孔雀石颜色翠绿，晶莹可爱，很扎眼，人们都想把它烧一烧。它含有氧化铜，烧完就可能得到铜，但这样的铜很软。所以烧得时候要加入锡石，达到960度而熔化，冒出青白之气——就是所谓“炉火纯青”，于是得到青铜，含有75％的铜，25％的锡。青铜硬度大、表面光亮，可以经过锤炼做出很细很薄的生活器具（比如饭碗和小勺子，还有尺子）。青铜工具的出现，使得计算器械、测量工具成为可能，客观上促进了建筑、天文、历法的发展也为书写甲骨文提供了锐利的“笔”。
武丁时代，青铜开始渗透进人民生活，做饭有青铜的鼎、鬲、甗、甑；盛饭的有簋、盨、豆、罐。不过这些都是大家伙，限于有钱人家享用。老百姓还是用陶器的。不过老百姓洗脸可以有盘、盂。工人用到的斧、锛、凿、锥、锯、铲、耜、钻、鱼钩等等，都是青铜的。此外，还有车马器、建筑部件，比如青铜的钉子。人们还铸造铜贝壳作为货币，以补充真贝壳的不足。生活中，凡可以使用青铜的，几乎都有用青铜制作的。不过，青铜器影响范围只限在城市，就像现在计算机还没有深入农村，当时的农具仍都是木器、石器、骨器、蚌壳为主，跟神农氏时代没有什么区别。
生与杀是一对矛盾，青铜用于生产的同时也用于杀人。这时期主要的青铜兵器有戈、矛、钺、短刀，还有少量的戟和大量的青铜箭头。箭头是一种消耗性的武器，没有大量的青铜储备，不敢多铸箭头。安阳地区一座坟墓中曾出土成捆的矛七百多件，足够武装起一个城邑来。
在生与死之间，还有一种界乎二者的状态，就是醉。醉生梦死，是喜欢喝酒的商朝人的常态。商朝人把吃不完的粮食酿酒，加进香料，酿出的酒芳香扑鼻，使得大家都变成了豪饮的酒徒。后来他们因为喝酒太多而亡了国。商朝人弄出很多的饮酒器，爵、觚、觯、斝、尊、壶、卣，这些字型奇怪的东西功能也多多，一时也说不清。你只要知道其中尊是装酒的就行了。尊往往做成动物样子，鸟尊、鸮尊、驹尊、犀尊、羊尊、虎尊。最知名的是四羊方尊，上有四颗羊头，都是青铜的。而爵是喝酒的杯子，在古装电视剧中经常看得到，样子像个麻雀，有头有尾，还有仨脚，人从麻雀尾巴那里对着喝。
青铜、文字、城市，这是文明的三要素，中国真正具备此三要素而步入世界文明地区的行列，是从商朝中期才开始的，也就是武丁时代，时间是在距今三千二百年前的苍茫古代。
如果我们把目光离开武丁时代的河南安阳，向西移动一万公里左右，来到欧亚大陆交接处，我们会看见，一位叫阿伽门农的先生，正在疯了似的攻打富庶的特洛伊城。
当时希腊有个大美女叫海伦，不大乖，被东边的特洛伊人（处于亚洲西北角）泡走了。于是，希腊地区的城邦组成联军，在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等一干英雄率领下，渡过爱琴海去抢海伦，时间约是在公元前1240年，武丁第十年（武丁在位于约公元前1250—前1192年）。
战争打到第十年的时候，进攻一方的人因为分赃不均互相掐起来了。统帅阿伽门农仗着官大，每次都分到比英雄阿喀琉斯更多的战利品，还抢了阿喀琉斯的妞。后者怒火中烧，嚷嚷道：“你头上生了狗眼，身上却长着鹿心，不敢战斗于沙场，偏会欺负老实人。”于是英雄阿喀琉斯宣布消极怠工，不再临阵卖命。结果希腊联军败得叽哇乱叫，阿喀琉斯的亲密战友也马革裹尸了。
在为这位战友举行的盛大葬礼上，还开了一个运动会，其中发给掷铁饼运动员的奖品就是一大块圆形的生铁，这是个值钱玩艺儿，可以做成铁犁。这是当时的中国商朝所没有的。
战友的死，让阿喀琉斯急了，他不再计较战利品的事，再次披挂了铠甲，挎着长剑，手挺长矛，驾着战车进攻特洛伊人，犹如一团烈火，践踏着特洛伊人的纷纷倒下的尸体与盾牌。特洛伊人看看没办法，请求外援“太阳神阿波罗”帮忙，这位太阳神从云彩里发出一箭，正好射中阿喀琉斯致命的软弱之处——后脚跟。黑暗遮住双眼，灵魂随即消逝。英雄死了，希腊联军没招了，最后使用木马计，赚进特洛伊城，夺回了半老徐娘的海伦，并把大火和屠杀留给这个富庶的王国。熊熊的火柱直冲天空，宣告不幸的特洛伊城的毁灭。
特洛伊战争是个两败俱伤的战争，希腊联军虽然打胜了，但却累得要命，最终被这场荷马记载的特洛伊战争拖垮了，希腊地区的迈锡尼文明，不久很快就被北部蛮族攻破。等时光迅速到了我们商朝末年（商纣王时代）的时候，那里已经退化到了几乎原始社会的水平。直到两三百年后，到了中国的春秋时代初期，那里才重建起雅典、斯巴达等等城邦国家，并再次掀起了璀璨了古希腊文明。
有朋友说，特洛伊的勇士们打了十年，就为了一个女人，可见西方有尊重妇女的传统，比我们中国强。其实非也，我们周幽王老大爷也曾经为褒姒搞过烽火戏诸侯呢，难道不尊重妇女吗。这些陷入恋爱的色情狂对于美女的态度，是不能作为一个文明中女性地位高低的评价标准的。在鄙人看来，在远古，即便是外国，妇女也一样是没有地位的，只是男人的财产一部分罢了，就像外国人在牲畜屁股上烙出自己的名字作标记一样。特落伊的勇士们打了十年，说是为了一个女人，这并不准确。我更认为，一个国家的王后被另一个国家的王子掠拐了去，这场战斗，是为了国体上的尊严，以及把女性当作一种私有财富去争抢。和妇女地位高低，没有啥关系的。假如掠走的是斯巴达国王心爱的老妈（70岁以上），仗一样是要打的。
商朝时代的中国可以分成三个环：中间王畿千里，是商王直接控制的核心（这类似于集团公司总部）。往外一环是诸侯封国，武丁把自己的儿子和一些功臣将领封在这一环里为诸侯，为商王朝镇守国土（这算是商王投资控股的公司）。打仗的时候他们跟随商王出征，定期向商王朝进贡示敬，平时则独立自主，他们的领导人称侯，这也是诸侯一词的来历，意思是很多侯。
商王朝的最外一环，是与商王朝或友好或敌对的方国（算是商王的同业竞争或合作联盟公司），见诸甲骨文的方国有五十多个，商王给他们起了难听的名字：土方、虎方、危方、犬方、邢方、人方、基方、淮夷、龙方、羌方、鬼方。
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他的特点是武力最强，猛攻北方和西北方的方国（上工下口方、鬼方、土方、周方和羌方，等等）。其中对鬼方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最终克之，功业赫赫，标志着商王朝的国力达到颠峰状态。
鬼方、周方这些方国被武丁打败后，臣服于商，其领导人受封改叫鬼侯、周侯。周侯还向武丁敬献了龟骨、牛和来自甘肃天水地区的一位美女，以示臣服。武丁也对他笑容以待。但一旦周方发生二心，不勤劳王事时，武丁就会命令犬侯、仓侯这些与周方为邻的诸侯出兵去警告他，迫其服商。
武丁驱民以战，与方国动武，是历代商王中最多的，有人说他这是穷兵黩武。其实武丁的远征是战略防御性的进攻，用他的话来讲叫“以保我后生” ——我去打你们这些方国，打怕了你们，以免未来你们欺负我的后嗣。这是以攻为守，每次进攻都能使国内获得一段安宁。一旦好久不出去打，方国就会复来骚扰侵掠。显然，商王朝的战争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掠夺奴隶、服务经济的目的不一样。商王武丁并不是为了掠夺财富、掳取人口以制造奴隶繁殖国内经济，而是出于保疆守土。这就像汉武帝去北征匈奴一样，难道是看中了匈奴的财富和廉价劳动力吗？当然不是。于是，商王武丁的对外战争，不是贪婪的掠夺和残暴的侵略，而是具备积极的意义国家防御，是防御性的进攻，也算是深入险阻、不辞劳苦了。后来的西周王朝就因为只重文事，不加意对外用兵，结果亡于西边的犬戎之祸。犬戎对华夏文明备加蹂躏，导致生民涂炭。所以，不要一见到打仗，就认为是坏事，对外用兵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丁给他的继任者们打下一个巩固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局面，武丁的后代得以安常处顺，不再去搞大的对外征伐战争，而方国们迫于从前武丁的势力，亦不来骚扰。商王朝保持着它的兴盛。
但是，由于武丁死后六七十年，一直没有大的对外战事，这使得我国西北地区的方国——周人迅速强大起来——商王朝减少对外主动攻伐的后果显终于现出来了，这是忽略兵事的恶果。当时的周人在周侯“季历”的领导下，在陕西岐山下大力发展农业，灭了附近的程国，活捉了义渠首领，自此声威大振。季历为了表示他的军事行为是奉商王旨意行事的，就带了贡物来到商朝见武乙，表示臣服于商（据《诗经》说他是骑了马去的）。武乙是武丁的孙子，他接见了季历，还“赐地三十里，玉十毂（双），马八匹”给季历。之所以这么做，是武乙为了讨好周人，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东方开始蠢蠢欲动的东夷人（东夷人不知道撒了什么臆症，突然开始侵入王畿）。
随后，由于周侯季历配合商王行动，商王武乙又亲自派出将领，终于平叛了西方闹了好多年的反叛方国们，商王朝恢复了稳定。不过，周国也从此成了商人无法拆除的一颗定时炸弹，尾大不掉，令商朝无可奈何。
武乙这个人是典型的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多次嘲弄上帝，引来了保守势力的仇视。武乙好比现在的新新人类，具有反叛个性，他把一袋子牛羊血挂在高杆上，仰而射之，血呼拉拉地洒下来，名曰“射天”，表示给上帝放放血。
武乙对于神职人员们借助占卜以上帝代言人的角色来干涉他的权威非常不满，这个给上帝放血的表演，就是他的示威之举。武乙又命令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称做天神。并命令把这个木偶安置在王廷中，设下赌局，召集朝臣们来观局，他要亲自与天神赌博。有一史官告诉他，木偶不会赌博，他便命这个史官代替天神来和他赌，史官只得应付，步步退让。武乙连赢三局，便问道，“你既是能替天神言事，为何还输，可见天神无灵”。便命侍卫们将木偶的衣冠剥去，痛打一顿。在场的史官们吓得面色苍白，背后骂他无道。武乙知道以后，也不以为意。
武乙，这个敢于跟上帝叫板的人，后来他到陕西渭河流域打猎，结果一去不返，据说是在那里被暴雷劈死了。
这当然给那些迷信很深的史官们提供了因果报应的证明。其实武乙在迷信鬼神很深的历代商王中，敢于藐视天神，打破神权，加强王权，是个有所作为的人。至于被雷击死，那完全是不懂得科学，在山顶上不知避雷雨的结果。当然，渭河流域是周人的活动区，武乙打猎死在这里，不排除是周人行凶，哈哈。或者是他的“打猎”就是征伐周人的代名词，在与周人的战斗中他不幸死掉了，为了避讳自己的失败，史官把武乙之死说为打猎中途出了意外。
大约由于武乙射天的努力吧，王权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贯穿整个商朝历史的王权与宗教权之间的斗争，似乎在武乙时代，王权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他们甚至把从前子契、商汤这些早期先王，提到了和上帝相近的地位，称之为“下帝”，下帝当上帝的副官（宾于上帝）。这都是王权在压挤宗教权。
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以后，对于西方的周人，继续采取怀柔政策。周侯季历毫不客气，征伐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余吾戎败而降周。季历向文丁报捷（献上俘虏和战利品给文丁用）。文丁闻报非常高兴，嘉封周君季历为“牧师”，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牧师是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季牧师于是征始呼戎，始呼戎又败而降周。过了几年，季历再次打败了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送到朝歌，向文丁献捷。文丁看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季历本来没有叛商的想法，一气之下就死在商都朝歌。古书说“文丁杀季历”，就是这回事。季历的儿子姬昌，接班之后，昼夜磨牙，以求报复。
（插说一句，这个周侯季历本来是老三，不该当周族掌门人，但是他的儿子姬昌是个神童，为了能让姬昌接班，老周侯就把位子给了季历。季历的大哥和二哥看看自己没戏了，就奔跑去了遥远的江南的无锡，在那里开拓了后来的吴国。这是后话不提。）
文丁杀季历的作法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并且文丁时代连连遭受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日渐衰弱。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酷热有了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政权。
虽然商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不过文丁还是铸了一个商朝最大的鼎，也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献给他死去的母亲。
文丁死后，东夷中的“人方”再次叛乱，文丁的继任者“帝乙”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幼女，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诗经》在描述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周人还在渭水上用舟搭了一个浮桥迎接新人（用绳索连起好多船，横贯河上）。
商王帝乙缓和了与周人的矛盾之后，平定了东夷的叛乱。
在武丁死后约120年，武丁的六世孙、武乙的四世孙、文丁的孙子、帝乙的儿子——“商纣王”同志在安阳隆重继位了，时间是公元前1075，已有五百年的商朝历史走到了尾声。不过商纣王没感觉到任何惶惑，恰恰相反，由于神权的跌落，王权在上升，纣王干脆号称“帝辛”，与上帝齐名。他和他爹爹“帝乙”，是商朝两个唯独称帝的商王。可惜也并没有带给这个王朝什么好运气。
从纣王的爷爷文丁时代起，连连遭受自然灾害，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受到打击，四周方国趁机通过兼并周边小国而自我扩张，尤以西方的周国为剧。纣王的爷爷文丁目光如炬，看出季牧师想造反，脑后有反骨，就把他囚杀了，从此商周关系变得冰火不容。到了纣的老爹帝乙时代，东夷和周人开始从东西两个方向寻衅进攻，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商王朝与周边方国之间历代积累的矛盾，互相进攻和杀戮，欠下的积久血债，至纣时已尖锐到了无法弥救的地步。
天公也不作美，商朝末年也跟夏朝末年一样，干旱少雨。为此，纣王没少求雨，他的祭祀系统比从前历代都更完备，祭祀得也更勤勉。
帝辛（纣王）本名叫辛，由于他爹宠爱他，也叫他“受德”，意思是有他爹的品德。老百姓多数取“受”的谐音，管他叫做纣。
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馆藏石刻记载，帅哥商纣王知识渊博，天资聪颖，并且力大无穷，能手格猛虎。 甲骨文的“戏”字，由一支戈一只老虎和一个凳子构成，说明斗老虎是商朝的时髦表演，纣王亲自表演。这样的体育明星按理说也是全国少女偶像。纣王身手矫健，体魄俊美，能“倒曳九牛，扶梁换住”——同时倒拉好几头公牛，托起屋梁，让人在下面换柱子，至于搬动大鼎之类，也不在话下。 纣王的DNA如果能搞来分析，一定发现他是优质人种，不光体育好，还“资辩捷疾，闻见甚敏”，就是博闻广识，口才绝佳，大臣都辩不过他，都不抵他聪明。不过，历史上这样文武双全的君主，往往倒行逆施。比如能诗会赋、巧嘴钢牙、反应灵敏的隋炀帝，就因为大臣都辩不过他，都不抵他聪明，所以他就根本不听人话，专横嗜杀，把自己的大好江山给抖拉光了，临死的时期，天天摸着自己的脑袋问：这么聪明的脑袋，不知道将来要被谁砍。纣王也一样，他灌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奔其中，这是大家都知道并且向往的。
商朝是个重刑罚的朝代，刑罚积累的非常发达完备，计有砍头，活埋，肢解、去势、刖足、扣膑、剜眼、拔牙、割鼻、割舌、去耳、纹面，以及脯，醢等等（看得出来，那些负责行刑的人换到现在都改做了整形大夫）。脯，是把活人做成肉干，像四川的老牛肉干儿；醢，是剁成肉酱，那时候收拾一个人就像收拾一条鱼，刽子手都是厨师出身。
纣王没有浪费祖宗遗产，他手下三个诸侯，一个被他脯了，一个被他醢了，还有一个差点也进厨房。具体过程据司马迁说是这样的，鬼侯有个漂亮女儿，于是将其献给纣王。可偏偏这个女孩性冷淡，坚决不答应纣王的有理请求，抵力抗拒。纣王大为懊丧，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一怒之下杀了她。事后他虽然有些悔恨，但鉴于自己一贯正确，只好找了个罪名，把女孩的爹鬼侯也给醢了，剁成肉酱，以免他寻衅报复。鄂侯得知此事，跑到殿上来愤怒地抗议，结果也被一并斩首，做成人肉干（换换口味）。西伯姬昌见两侯被害，私下里叹息了几声。没想到被崇侯虎听见了，向纣王打了小报告。西伯姬昌于是也被逮捕了，囚禁在羑里监狱。
倘这事是真的，那纣王是够坏的。但是，纣王杀鬼侯、鄂侯，会不会是被后人庸俗地去理解了呢，理解成为了女人什么的。我们看到，鬼侯、鄂侯、西伯这三个苦主，都是方国或诸侯君长，纣王处罚杀掉他们，会不会是属于商王族与方国的敌对斗争，而敌对斗争一贯是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特别对鬼侯、西伯这样不老实的西部方国，征伐和处死他们是历代商王的政治工作，即使做成肉酱也不算什么残暴——武丁就经常把俘虏来的方国领导人头壳锯开，在上面刻字。（注：鬼侯，是鬼方的君长，鬼方是匈奴的前身，长期与商王朝交战。鄂侯是鄂国的君长，地处河南泌阳，鄂国后来迁于湖北，所以湖北简称鄂。鄂侯同情被杀死的鬼侯，替他叫屈，说明他们有联盟关系。至于西伯，就是姬昌，是周方的领袖，更是商的凶险敌人。纣王杀死或者关押他们，更有可能，是一种政治行为。）
另外，把人醢了，脯了，这不是纣王的发明，也不是纣王的专利，即便在后来的春秋诸侯乃至汉朝的刘邦也都这样干过，算是一种对罪大恶极者比较常用的刑罚。
有苏国是商朝王畿以南的一个小国(今河南武陟)，不知什么原因背叛了商王朝，纣王便派兵征讨。有苏无力抗御，便从族人选了一个叫妲己的美女献给纣以求和。
妲己长得成熟妩媚/风姿绰约，是个美艳型的美女，长得有点像李玟，英文名dada，外表性感丰满，珠圆玉润，又娇又艳，明眸皓齿，风情万种，很有浪漫的特质。
妲己一看纣王，也属于帅俊型的美男（能“倒曳九牛，扶梁换住”，必然身手矫健），有着精致完美的五官，修长俊逸的身形。其高贵俊朗的气势，飘逸帅气的魅力，全身上下的英俊，在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贵族气度（——由周润发扮演）。总之，你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瑕疵！
纣王的头上戴着王者的“雀屏冠”，冠型高耸，如孔雀开屏，上部张开宽幅近半米，用众多玉饰组合而成，好像一面太阳灶。闪得妲己很迷糊。纣王的耳环没有像后世那样穿在耳洞里，而是垂在雀屏玉冠下面的耳际。根据出土的商代贵人服侍推测，纣王上身是交领的丝衣，丝绸是他的最爱，向下直垂过膝。下身是商朝人常穿的“旗袍”，前后两片，两侧有缝。旗袍里面纣王光着大腿。小腿上则用皮革裹了，脚上是革制高统靴，平底无跟，靴头上翘，穿之有练达英爽气概。
妲己穿的则是平头丝履，站在堂下卓然不群，身上的丝衣和远古时代的几缕阳光，轻轻贴在她柔软而光滑的肩头。虽然被当作贡品推出，面对惊心动魄的两班朝臣，态度依然从容高雅不可撼动，仿佛见了龙虾也不迁就，在一霎间，把纣王彻底迷住了。
“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帝纣的嗓音突然低了个八度。
“禀告纣王，贱妾名叫妲己。”如同铃声一样清脆的声音，猛烈地拨动着纣王的心弦。与此同时，有苏氏的使者正偷偷地擦着他们脸上的汗珠，并且不约而同地长长出了一口气。
纣王让妲己走近，妲己个子虽然不高，但身段娇媚，顾盼间艳色四散，光华夺目，美的可以入画。妲己脱掉小袜，款款举趾，走上席子，侧跪下来，给纣王倒酒。纣王斜眼去看，妲己两瓣红红的樱唇似微闭又似紧锁，鼻翼随着轻轻的呼吸和那一起一伏的胸脯耸动，颤抖着无限的挑逗。妲己的眼睛也正在往纣王这边看，她一双大眼仿佛注满了欲溢不溢的秋水，一顾盼，一转睛，有千言万语，和纣王目光撞在一起，纣王完全晕菜了。
纣王第一次真正地坠入爱河，体会到了难以言传的爱意。与妲己相比，后宫中的所有妃子都愚蠢粗俗得不值一提。“朕直到今天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其实全是虚度！”
为了不再虚度人生，纣王下令在朝歌（河南淇县）内建造了观景用的鹿台，开始过有意义的生活。鹿台周长三里，台高近千尺（160米），站在上面可望云雨，简直是中国的金字塔。鹿台高台上面，又修了宫室殿宇，赫赫煌煌。而在朝歌以北一百多里的沙丘（河北平乡），他又扩建了那里的国家古代动植物园（苑台），饲养珍禽异兽，奇花怪木，园内并建立了酒池、肉林两个著名景点，也就是古书所说的“灌酒为池，悬肉为林”。在一些好日子里，纣王来这里大聚乐戏的时候，还有很多帅哥美女在里边裸奔呢。
纣王经常带着妲己往来于朝歌鹿台和沙丘，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纣王贪图享乐，也可见的出商王朝积累了五百多年，财富殷实。参照看埃及法老大修金字塔和阿蒙神庙，纣王的大兴土木也是势出必然！须知，粮食是一种不可长期储藏的东西，粮食大丰收，国库充盈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和中国的商王们就开始动用脑筋了，他们用粮食做工资，招募大量人夫，去修建金字塔或者鹿台沙丘。把容易腐败无法保存的粮食，转化成耸立着的建筑。这是一种财富向另一种固定、恒久的财富的转化。当时没有别的投资渠道，又不能去搞海外投资，国家聚累的财富也就只能这样去转化了。所以我说这是势出必然，为人间留下一笔固定的财富，米诺斯的王宫，巴比伦的花园，宋代的书画，明清的珍宝，无不是如此。西方视此为骄傲，唯独中国认为那是罪恶。
看看埃及现在的旅游业，当地人和政府还在享用着金字塔带给他们的旅游财富，可见法老王的聪明。法老时代人们的劳动，饱含着远古的太阳能，一直传递消耗到了今天。
纣王有了妲己以后，受妲己影响，也开始对流行音乐感兴趣。他派“音乐制作人”师涓四处搜集乡间小调，把它们加工成风格轻快的新歌曲，以便给妲己出专辑。给妲己配的乐器都是青铜的钟、铃、磬、钲多种组合，为了演奏好这些复杂的乐器，制作人们还事先排练，以防“演砸”。不料，批判者们听了妲己专辑之后，都皱起眉头，管这叫“靡靡之乐”。
纣王和妲己不管这一套，他俩不喜欢主旋律的雅乐，那些东西用于祭祀的，沉闷呆板。纣王说：“给死人听的，怎么适合给活人听？！”为了逼着乐师们有所创新，纣王把他们关进“宾馆”，直到写出缠绵迷魂的流行乐才放出来。虽然被后来道貌岸然的儒者斥为“靡靡之音”，这些东西跟我们现代常听的“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其实不分伯仲。无论无何，至少这也是当时音乐史上的一次革新，加上青春男女们表演的“北里之舞”，那就更是可贵了。贵族并不完全不劳而获，贵族在管理国家、组织防御敌人的同时创造文化。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妲己和纣王互相依偎着。在月朗星稀的时辰，鹿台外面撒着清光如水，纣王和妲己俩人手里摇着荧光棒，欣赏着台上宫女们的曼声柔唱，感受着美人的飘摇起舞，一种梦幻般的韵致，使他俩通宵达旦，忘记身在何世。
PS：最后再说说商朝的刑罚。
商朝，一贯是重刑罚。即便一般性的刑罚，在施刑时，卜辞通常会问“死”或“不死”，可见被刑者多有死亡。当时似乎重在折磨犯罪者，砍脚割鼻之类，而不是关进监狱去蹲五年。大约在监狱里蹲着还有饭吃，不受风吹雨打，在当时看来这不是处罚而是享受。所以商人以残害肢体的形式表示惩罚，一次性就够了，砍玩脚就放回社会，从而节省了修建监狱和招募看守者的费用。
商人刑杀人的动作如今保存在“伐”、“期”这样的汉字当中。比如“伐”字，像以戈截人首，“期”像以钺砍人首，左旁被反缚两手之人已是身首分离。“卯”，是把人对剖，分置在案子上。“陷”字形置人于土坑中，抛土填埋状。“燎”如燃木之像，上边放人。这些恐怖的汉字为我们今天依然使用，只是不知道其中隐含杀机。轻杀本来是商朝的传统，酷刑是早期人类的共性，后人不了解，却把这些罪恶都归结到末代商王纣王身上，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回顾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间，使用人牲（就是杀活人以祭祀）五千四百一十八人；接下来的九十年间，用人牲是一千九百五十人；而纣王与其父亲的前后四十年间，用人牲仅七十五人，明显少于前代，可见商纣王并不残暴。纣王宠爱妲己，比起从前武丁的六十几个媳妇，也算不上什么淫乱好色，比起未来皇权社会的三宫六院还来的惭愧呢。这只怪没有白乐天那样的诗人为纣王妲己写个《长恨歌》什么的，否则，该也是一段佳话了。社会舆论和历史学者，总是对末代帝王过于苛刻。
那么该如何看待商朝的灭亡呢？这其实是“家天下”的统治结构的必然规律。一个垂老家族在上边独自跳舞久了，一些我们不想一一列举的众多原因，必然使得它统治下的社会矛盾与弊病丛生，国家力量由兴而衰，等待它的必然是新兴家族的取代。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循环，那就及早要让新兴家族参与进管理来，扭转消它的社会矛盾。商朝没有这样的参与机制，注定它被迫吞下“家天下”者自己的悲哀——被别的家族用外力打碎。
商王朝的灭亡，不从这种统计结构本身找原因——我们的古代学者，喜欢简单地描述一下它的某位末代帝王之坏，从而就算是有了亡国的理由，这倒是省事了，大家也觉得好理解了，但何其不深刻，而且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