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个性是复杂的。比方说我，一方面容易接受新事物，并且勇于身体力行做时代的弄潮儿；一方面骨子里思想上又十分的传统和守旧。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有许多年头了，但我还是固执而又简单地把中国人分成两个对立的等级：吃国库粮的城里人与吃自产粮的乡下人。
    尽管后来国家取消了计划经济时代流行的粮票供应机制，国人都可以用同样多的钱钞到粮店里买到同样多的大米，甚至可以到自由市场上自由买卖粮食，但我还是觉得，城里人与乡下人依然是两个对立的等级。
    现实是残酷的。同为农民的儿女，同是高考落榜回乡务农的农村青年，我通过省电台征婚结识的女朋友章小桂在1986年作最后一搏，经过一年的复读再一次参加高考，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军校，跳出了农门，成了一劳永逸的吃国家皇粮的城里人。
    考大学跳农门这条道对我来说如同登天。从事文学写作，我仅仅滞留在文学爱好者的水准上，通过这条道跳农门，虽说有些希望，但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成功。
    章小桂考上大学便与我分道扬镳，使我再一次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也使我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我自己，我只是个普通的青年农民，稍稍跟周围的人有些不同的是，我对文学有着执着的爱好和追求。
    既然章小桂离我而去，那就她走她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吧。我既然跳不出农村，那就只有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好好当我的农民吧。这是我的命！谁叫我投错娘胎生来就是个乡里人而又没有本事跳出农门呢？这个世界需要吃国库粮的城里人，也需要我等吃自产粮的乡下人。
    我家的房子是于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老屋。大姐和六妹七妹先后考上大学，走出了老屋，跳出了农村，融进了城市。二姐三姐四姐五妹先后出嫁也走出了老屋，另盖新房另起炉灶红红火火过日子。剩下我和父母依旧住在破旧不堪，摇摇欲坠的老屋里。
    天晴老屋还算是一个家，遇到起风下大雨的日子，屋里就下小雨，房里漏雨的地方，家里就用脸盆木桶接住。每年家里都要翻修一次屋面，添些新瓦，换下缺损的旧瓦。过不了半年时间，遇到了下大雨的天气，屋里又开始一处两处的漏雨，慢慢地，房间漏雨的地方日渐多了起来。
    只要不是床顶上，锅灶处漏雨，家里便听之任之。
    一旦床上锅里漏雨，家人不得安生温饱都成问题时，我和父亲就搭木梯上屋，整治屋上的漏洞。
    每每这个时候，母亲就坐在堂屋里唉声叹气。
    家里三番五次想拆掉老屋盖新房，都是因为我不成器，不务正业而一拖再拖。
    如果我听父亲的话，高中毕业把木匠或瓦匠手艺学好，赚钱养家，老屋早换成了新房。
    如果我不搞什么文学创作，后来不贷款搞什么养鸡养猪专业户，一心老老实实种庄稼，我家也早垒起了新屋。
    我电台征婚彻底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说，房子太破旧也是一个因素。
    京山县的应征者刘冰霜来到我家一看，就说我家的房子不如她家的好，硬是要我上她家去作上门女婿。结果刘冰霜的母亲又瞧不起我，令我无可奈何。
    跟章小桂交往，我一度想入非非，以为可以作为女军人的家属。现在章小桂又离我而去，使我的美梦终成了泡影，我想我应该考虑盖上新房，以增加与农家姑娘谈情说爱的砝码。
    1987年初夏5月的一天，我开始挥锄铲土，挖自家一棵棵长在自留地里菜园篱笆边上的大杨树。家里打算在年尾冬季农闲盖新房。
    老屋房前屋后及自留地里长成了材的树木必须在春夏之际伐倒，去掉枝叶，把树干弄到池塘里泡上一两个月，再用人力或牛力把被水浸透了树木一根一根地从池塘里拖上岸来凉干，以备冬季盖房时派上用场。
    只有通过被水浸泡之后再凉干的树木在建造房屋时用作栋梁之材，树木才堂堂正正，不扭曲变型。
    刚伐倒的新鲜树木是不能立刻用来盖房的，因为树木里含有大量的水分和蛀虫，一旦用作栋梁之后，天长日久，树木就会因水分被风干而委缩，树里的蛀虫也会不停地把树木蛀空，后果不堪设想。
    森林的伐木工人伐树，一般是用锯子把林木从树根部平地将树锯倒。
    农家伐树，大都是连根拨。
    大大的树蔸锯下来后风干，是冬季烤火的好烧柴。
    农家挖树，先把树根部的泥土掏空一大半，并斩断大部分长达数米的盘根错节的树根，然后着人爬上树干脖茎部系上长长的粗麻绳，待人下来后，家里的人便全部出动，握着绳索，用力把树向掏空了泥土的方向拉，随着几声一二三的号令，一棵长了十年的大树便轰的一声，顿然倒下。
    这天下午，我爬上自家的一棵大杨树，刚在树脖子上系上粗麻绳，外乡一位文学青年朋友来到我家，在树下叫我赶快下来，他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
    考古书上说，人类的祖先原来是生活在树上的。当他们从树上走下来后，就进化成了直立行走的人。
    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被朋友从树上喊下来后，我的命运从此就改变了。应该说，我的人生之路从此越走越宽，但是我始终没有达到我所渴望的那种成功，没有象我的大姐和六妹七妹以及我的故友章小桂那样的进入社会的中上层，真正成为一个有根基的城里人。
    尽管我后来居上也接受了高校本科教育，甚至每月的经济收入有时还超过他们，但我依然是个漂泊者，职业不稳定，难给与我接触的女人以安全感，以致我的情感生活，依旧不断地扮演悲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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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乡各镇的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村里我有一个男性诗友，高中毕业不愿在家务农，就筹资人民币伍仟元进了镇里兴办的一家印刷厂当了一名排字工人。
    我还有一位高中女同学，也不堪口朝黄土背朝青天的农耕生活，集资数仟元人民币交给镇里兴办的一家灯泡厂，而成为该厂的一名集资工人，每日坐在车间里吹灯泡。
    虽然他们脱离了农业劳动，进了工厂，不受每日的风吹雨打太阳晒，但他们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户口仍在农村，吃的仍然是农村粮。
    集镇上的待业青年被招工进厂，吃的是国家供应的商品粮，农村高中生集资进厂，厂里不给办理农转非，不能享受商品粮待遇。农村集资工在镇办企业里，实际上二等公民。因此，好逸恶劳的我，对集资进厂的道道毫无兴趣。
    我是个喜欢走极端的人，要么老老实实的当农民，要么通过个人奋斗脱胎换骨一举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就在我已经认了命，准备盖新房娶老婆，在农村老老实实当农民业余搞创作的时候，我的命运却出现了个大转折。这个转折点对我个人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从此走出了老屋，走进了城市，成了工薪阶层的一份子。应该说，我是被改革的浪潮推向城市的。
    那天下午，外乡的文友把我从树上喊下来后，递给了我一份招生简章。全称为：江陵县荆州镇委党校87级农村学员培训班招生简章。
    所谓招生简章实际上是一份招工启事。江陵县荆州镇有许多镇办集体企业。这些镇办工厂大都在荆州古城城外，主要从事纺织、印染及半成品加工等行业生产。
    企业职工成分仅有极少数人是通过招工手续从城区招进来的非农业人口的待业青年，大部分职工都是各企业在古城郊区农村征地办厂时招收进来的征地工人，还有一部分职工是从附近农村招收进来的集资合同制工人，极个别的职工是通过各种关系进厂的临时工。
    由于企业职工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工厂就难显活力。因此荆州镇委党校召集镇里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座谈，提出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设想，由党校出面牵头，面向荆楚大地，把农村中一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并且在文艺、新闻、体育、音乐、书法、绘画等方面具有一技之长的特别优秀的青年农民作为人材招进城来，经过党校集中，聘请专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上岗培训，然后分配到镇里的各个企业里当合同制工人，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丰富充实企业的文化生活，促进并提升企业职工的个人素质，从而使企业显得生机勃勃。
    各企业领导都表示赞成，于是一份由荆州镇委党校发布的招生简章就在荆楚大地传开了。年满18周岁到24岁（才能优异者，年龄可适当放宽）的高中生，将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和登记照及能证明自己在写作、书法、绘画、音乐、体育方面有专长的文件材料连同拾元钱的报名费一并寄给荆州镇委党校，党校经过报考资格审查，合乎报考条件者，便寄发准考证，届时参加文化知识及专业知识考试，择优录取50名考生，作为87级农村学员培训班学员。每个学员需向镇委党校缴纳三百元人民币的上岗培训费，结业后便可进厂当农民合同制工人。在企业工作两年以上，贡献突出的学员，单位将给予农转非转正为厂里的一名正式职工以示表彰。
    这份招工启事，令我内心无比激动。因为我身边的几位高中生进镇办工厂当合同工，需要向厂方缴纳数千元的积资费，倘若企业经营不善关了门，集资工人不仅卷起铺盖回老家，并且集资费也可能会血本无归，所以我从没有想过要进厂当集资工人，况且，家里也拿不出这么款子让我进厂。
    如今荆州镇委党校面向社会招贤纳士，只要能通过考试，交上三百元的培训费就可作为人材进厂工作，并且还有转正的指标，我真是喜出望外。我已经26岁，超过招工年龄两岁，但我可以将自己作为才能优异者试着报考。我能考得上吗？因为我太在乎这次机会，不禁心生疑虑。我的文友却一个劲的给我打气，说我是志在必得，马得成功。
    功无枉使。我自18岁在农村从事业余创作至今，历时八年之久，虽说没有显山露水，在文学上做出什么成绩，但我的写作能力却得到了一定和增长和提高。报考党校培训班学员，我只有报考文学这个专业。
    要说文学作品，也有了一些。首先，是我于1983年在《湖北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那封题为《我为何搞不出名堂来？》的信；
    其次，是我与文友黄知琴合作在县报文艺副刊上表的两篇民间故事《一枚破铜钱》和《三九二十九》；
    再次，是我在武汉市文联的《芳草》杂志社主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搞的内部刊物《芳草地》上发表的一首小诗。
    特别是我还有一首题为《蝉、螳螂、黄雀和我》的爱情小诗被编入一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里。
    我象普希金一样，爱过不少的女人，但普希每爱一个女人，至少都写下了一首流芳千古的爱情诗。我激情多才情少，没有为我所爱的女人写下一首能变成铅字的情诗。
    可是，我却为一个爱我的姑娘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题为《蝉、螳螂、黄雀和我》的爱情诗。
    我的邻居有位叫士英的姑娘小我两岁。她初中没有念完就回乡当了农民。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因患了感冒躺在床上养病，士英却跑到我房里找我借书看。
    士英进屋发现书桌上我新买的一支钢笔，立时拿起笔问我说，这笔好不好写？
    随后她自语道：好久好久没有写过字了。
    我起身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材料纸，给士英在纸上练字。
    士英在纸上写写画画了好半天之后对我说，我的字越写越难看了。
    我出于好奇，拿起材料纸看她写的字到底如何。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万万没有想到士英竟然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冒长河，无时无刻不想你！这令我太感意外了。
    要知道，我心中老早就单恋上了村里同是初中文化的小裁缝菊花，我没有想到邻居象我的小妹妹的士英会对我有点意思。
    我看到向我示爱的文字后，就象手上拿着了火炭一样，条件反射般的把字纸给扔在了书桌上。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竟然象个害羞的大姑娘不敢去看士英的眼睛。
    一会儿，士英唱起了一支歌：每次约会都迟到，等得我好心焦……
    我借口说感冒了，什么都不想考虑，只想多看点书。
    士英步步紧逼说，你现在也在看书？我手上没有书，一时无语。
    这时，士英的妈妈在屋外大声呼喊：士英，吃饭了！士英应了一声哎，飞也似的跑出了我的房间。
    士英一走，我不禁诗兴大发。我爱菊花，士英爱我。菊花后面有我，我后面有士英，士英后面一定另有一个人。我忽然觉得人类的情感就跟动物界的生存链一样，蝉后面有螳螂，螳螂后面有黄雀。于是我有了灵感，写下了迄今为止唯一的爱情诗篇《蝉、螳螂、黄雀和我》。
    你是蝉吗
    无忧无虑鸣唱不休在枝头
    全然不知有个螳螂虎视已久
    你是螳螂吗
    心里只有着蝉的倩影
    竟然不晓有只黄雀盯在身后
    你是黄雀吗
    我也就不必为你难过担忧
    因为你后面有位多情的弓箭手
    或许我们终生就这样执着追求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蓦然回首
    后来，我向某杂志社汇了一百多元的款，杂志社才将我的这首诗收编进了一本文集出版。书出版后，杂志社给我寄来了几十册书，我一本也没有卖出去。
    我将五六年的这些写作成果寄给了荆州镇委党校，党校很快给我寄来了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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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里又提到了一位与我在感情上有过纠葛的姑娘，也就顺便介绍一下士英的一些情况吧。
    我一直都是将士英当邻家妹妹看待。那次士英向我示爱，我王顾左右而言它，后被她母亲解围叫她回去吃饭，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士英从此不再对我要求答案。
    我们的老家在长江中下游，与荆江大堤相隔只有10余公里。荆江大堤上每隔一段，有一个哨棚，哨棚里有专人看守。哨棚的功能职责，就是看护大堤。每遇大雨天气，荆江大堤上就不准机动车辆通行，以保护大堤不被损坏。哨棚里的守堤人，遇到下雨天气，就在大堤上设置路障。天晴路干，守哨棚人，就搬除路障。每年夏季汛期，长江水位涨至危险水位时，各村便派壮劳动力，到大堤上防汛，吃住就在各村的哨棚里。哨棚里做饭的烧柴，被摊派到各家各户，每户派人将棉梗树枝等柴火运到荆江大堤上。
    有一年，我家与邻居士英家合用一辆板车，将两家的柴火摞在板车上用绳索绑紧。一根粗麻绳一头系在板车尾部，然后将绳子抛到板车上的柴火堆上，麻绳的另一端便系在板车头前。我与士英在板车前头，合力将绳索压紧板车上的柴火堆。士英紧挨我身边与同我一起抓紧一根麻绳，她用力下拉绳索时，将左腿膝盖抬了起来，顶住了我的下体，顿时，我不禁热血沸腾。毕竟我20多岁，还是童男，一触即发。
    此后，由于青春期荷尔蒙利比多过剩，我多次冲动地想与邻家姑娘士英发生亲密接触。但是，我深知这个女孩子碰不得。因为士英是喜欢我的。然而，我又不爱她。除非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与我士英两人，别无选择，我才会考虑娶她为妻，好好待她过日子。否则，我不会娶她。在农村，我碰了士英，结果又不娶她，我做不出来。因为士英的父母很喜欢我，待我就象儿子一般，我实在做不出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情。
    后来士英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老山前线一位军官的征婚启示，便写应征信与其取得了联系。不久那位军官来信，要求士英前去军营作客。士英拿不定主意，到底该不该去，便向我征求意见。我极力支持士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她就决定去军营看望军官。士英母亲听说我支持她去，就让女儿去了。但是后来，士英与军官交往了一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与军官结成夫妻。但是不久，士英还是嫁给了本村一位刚刚复员退伍的军人为妻。从此，我不再对士英想入非非。
    现在，士英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但丈夫在广州市与人合伙做生意亏了本，据说日子过得很一般。
    好了，闲话少叙，还是书归正本。
    1987年9月1日，荆州镇委党校87级农村学员培训班在荆州饭店会议室如期开学。
    在开学典礼上，镇里一位领导发表讲话，对农村学员表示热烈欢迎，并寄予厚望。末了，领导即兴说了一副对联：
    一条广告引出卧龙凤凰，城门大开广纳天下人材。
    学员们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临窗而坐，放眼窗外，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不禁心潮激荡，浮想联翩，恍惚自己置身在云里雾里。8月的一天，村里有一户人家请了瓦匠垒新房，我被主人家请去帮忙做小工。中午在主人家吃午饭的时候，从村部开会归来的村小组长交给我一封信，我一看是荆州镇委党校的来信，内心便激动不已：我被党校录取了！
    隐隐约约，我听到了有人在议论在感叹：这家伙七搞八搞，终于搞出去了。看来呀，人还是要跳皮！
    有的人却大惑不解：长河又不是党员，上什么党校培训班呢？
    有的人却说，一定是他的大姐帮的忙。
    坐在培训班的教室里，我总是想，要是党校不搞什么农村学员培训班，我这一生肯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了。
    我在家里搞写作，后来又搞养猪专业户，在母亲看来，以为我是不愿在家种田，好逸恶劳，怕苦怕累。一年春节，医生大姐回家过年，母亲对大姐说，长河就是不安心在家里种田，你能不能把他搞到城里做做临时工？至少到医院当个清洁工不成问题吧。大姐一口回绝了母亲的请求。
    大姐语重心长地告诉母亲，不是她无情不照顾兄弟，而是农村青年与其在城里低三下四的做临时工，不如在家把田种好过的自在踏实。在城里做临时工地位低下，正式工不愿干的脏活累活，都归临时工来干。工资低，又没有住房等任何福利及社会保障，一个临时工要想在城里安家，困难重重。把年纪拖大了再回农村，找对象更成问题。
    大姐说，只有那些穷山区的农民，在农村实在过不下去了，才出来到城里混口饭吃。
    再说，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大姐在医院穿着白大褂坐办公室看门诊，我穿着浑身脏兮兮油腻腻的兰大褂，在医院给人打水拖地，我才不干呢！
    命运也是实在捉弄人，当我死心踏地在农村当农民时，荆州镇委党校办什么农村学员培训班，一举把我招进了城来。
    说是把我们作为人材招进来的，却又不给我们解决农转非的实质性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上岗培训，然后分配到各企业去工作，实际上还是做临时工。因此，我总觉得荆州镇委党校的这次招生，显得不伦不类。
    我时时扪心自问，我算是什么人材呢？说是写作人材，我并没有写出什么惊世之作。下到企业之后，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的那些在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方面有些特长的同学，下到企业之后，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但是，我在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感谢和非常庆幸党校给了我这次跳出了农门的机遇。
    虽然我的户口还在农村，虽然我在每次节假日回老家看望父母双亲，我都要从家里扛一袋大米到城里来，交给工厂的食堂换取每月的饭票，但是我的一只脚毕竟离开了农村，跨进了城市。既然我向城市跨进了一大步，我就要奋勇向前，不走回头路，一定要在城里生根开花结果。
    再说，家里已经把我的退路给堵住了。我进城工作之后，家里把下雨就漏的老屋给拆了，另盖了三间低矮的平房，可够父母二人住到百年之后。父母没有打算我还会返乡务农，就没有给我盖楼房供我在农村结婚成家。
    荆州镇委党校87级农村学员培训班只在荆州饭店会议室里开了半个月的课就结束了。
    培训班开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和《文学创作理论》等课程。党校还聘请了当地城市规划设计院的一名工程师给我们座谈江陵县荆州城的建设现状及远景。培训班适时组织学员参观游览荆州城区的风景名胜，学员们一个个豪情满怀。
    课程结束，党校在班上开了一个五分钟演讲会，50名学员一一上台演讲，选题为《假如我当厂长》、《当你第一次领到工资怎么花》。我硬着头皮上台作了《假如我当厂长》的演讲，下来之后，感觉浑身轻飘飘的。
    培训期间，班里有两件事出在我的身上，使全班同学对我印象很深。
    每次上课，我都是和一位女生坐在最后靠墙的一桌。身后墙壁一人多高处，悬挂着一幅用透明玻璃罩着的屈愿夫子的“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画相。
    一次上课不久，只听到哐啷一声，我的头被物体沉闷地砸了一下，使我本能地从座位上弹得站了起来，随后，我感觉有水从我头上直往下流。
    有趣的事，我身边的女生几乎同时与我从座位上起立，女生看了我一眼，马上又坐了下去。
    原来她昏倒了。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脑袋被墙壁上落下来的画框给砸破了，头上流下来的不是水而是鲜红的血。
    其实女生并没有受伤，因为她比我矮，玻璃砸下来，全被我撑着，她是被我头上流下来的鲜血给吓昏的。
    同学们先急着把女生送进医院，结果她经检查无事很快就出了院，倒是没有昏倒的我，在医院实施了包扎手术和打针消炎抗菌等处理。
    培训班的班长由一位叫苏启凤的女生担任。
    我意外受伤，苏启凤代表全班同学买了些水果等物品来看望，令我感激不已。苏启凤来自山区农村，性格爽朗，说话快言快语。培训班开学第一天，苏启凤被党校提名为班长。全班50人分为五个小组，一个一个的介绍自己。苏启凤坐在我身边，她与我分在了同一个小一组。快轮到我作自我介绍时，苏启凤起身出去了。我刚介绍完自己，苏启凤回到了座位上。我对她说，该你了！
    苏启凤说，你都讲完了？象报数吧！
    我一笑，觉得苏启凤说我介绍自己的速度之快象报数这句话，真是太逗人了。
    可以说，我在一笑之后，就爱上了一班之长苏启凤。
    我是三月桃花盛开的时候出生的，据说这个月份出生的男人最是多情。我觉得有些道理，至少我对十分恰当。
    众所周知，我在农村自单恋上村子里的小裁缝菊花开始，我就一直在不断的扮演恋爱悲剧角色。以至现如今，26岁的大伙子了，还没有恋到女朋友。
    培训班学员50号人，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的18岁到20岁的小青年。我等24－26岁的青年男女不到10人。
    年轻的同学们对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有些偏爱，在读中学时，没有注重数理化的学习，加上在专长方面，又没有做出特别优异的成绩，以致高考各自报考体育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时名落孙山。
    现在党校把他们一并招到城里当农民合同工，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才能的舞台，前途无可限量。
    党校培训班老师在开学第一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早的谈朋友，至少同学们之间不要相互的谈恋爱。
    一来我们都是从农村赤手空拳来到城市，同学之间在城里恋爱结婚缺乏一定的物质基础。二来各自的发展空间很大，未来充满了变数，谈了朋友最后可能都是劳燕分飞，没有结果。
    老师甚至还提醒我们，荆州镇很多企业的青年男女职工都是郊区农村菜农的子女。这些职工具有亦工亦农的双重身份。企业征用了农民的地，农民的子女就按有关政策进了城。工作日，征地工进城上班，节假休息日，征地工回家帮父母种菜。
    传言郊区菜农的女儿招女婿选附马，条件不是很苛刻。不管丑和俊，不管老和嫩，只求能挑得起一担黄大粪。当然这是笑谈。
    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佼佼者，如果能与当地汗涝保收的征地工捉对婚配，至少在物质生活上能有一定的保障。婚姻毕竟是现实的。
    党校老师可谓用心良苦，但说了等于白说。男女之事，该发生的自会发生，不会发生的就不会发生。
    我在培训班临近结业的时候，视党校老师不要我们同学之间谈恋爱的教导如耳边风，充分发挥我善于写情书的看家本领，给班长苏启凤写了一封长长的求爱信。
    我在信中对苏启凤说，虽然我们目前一无所有，但我们有一双结满了老茧的勤劳的手和一副充满了智慧的大脑，能够很快去创造去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信写好后，我请班上一位来自监利县的男同学，也是在培训期间，我们住在荆州饭店旅社同一个房间的室友杨希中把信替我亲自交给了苏班长。
    我在极度惴惴不安和极度渴望中等到的回音却是：真诚地感谢你的深情厚谊，我暂时不想考虑个人问题。衷心祝愿你找个比我好的女孩。
    就这样，不到一个月，我又失了一次恋！
    失恋后的一天晚上，我拉室友杨希中到城里一家小酒馆吃酒，一吃就吃得个酩酊大醉，从桌上溜到了桌下。
    杨希中擅长硬笔书法，他的钢笔字可以说与国内著名的硬笔书法家庞中华的书法不相上下。党校就是看中杨希中硬笔书法写得好才录取他的。杨希中的身材精瘦得就象他常挂胸前口袋里的那支钢笔。杨希中眼睛近视，戴一副近视眼睛，脸上两边的颧骨格外突出，整个人活象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那位爱到江边钓鱼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处长。
    晚上我象死猪一样醉倒在小洒馆里，杨希中身单力薄，他叫我我不应，他拖我我不动。最后杨希中只好回荆州饭店旅社找了几个男同学到小酒馆把我象抬死猪一样地弄回了旅社。
    很快我因求爱失败醉倒在小酒馆的事班上的人全部知道了。上课无端地被墙壁的画框掉下来砸破我的头颅，求爱失败又醉酒，两件事都出在我身上，我真是倒霉透了。或许，我是一个非同不可的人，只有不一般的人，才会有不一般的迹遇。
    培训班结束，班上三四十号18岁至20岁的同学（包括同室杨希中和班长苏启凤）都被荆州镇近千人的棉纺织厂给要走了。我和八九位24——26岁的男同学却没有人要，因为我们年纪大了，要去是个负担。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马上要考虑结婚成家，单位要了我们就要给我们安排结婚住房事宜。
    最后，党校给镇里各企业党委书记上政治课，硬是把我们一个一个塞进了一家家企业。大龄同学有的进了纸箱厂，有的进了皮鞋厂，有的进了猪鬃厂，有的进了自行车零件厂，有的进了镇环卫站，我一人进了荆州城南门外一公里路处的一家窗纱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