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石海珊”对我说，她要在《鸳鸯茶》里死掉。 我问为什么，她说，必须死掉。
    她说的很坚决。然后对我说，“我只是说的坚决。”
    “石海珊”没有赴死的决心，她让我在故事里成全她。
    每位自杀者都有自我终结的原因，被人知晓或不被人知晓，相对于决绝来说，都不重要了。比方我熟悉的诗人余地，还有从前的海子，把自己杀得毅然决然，放下放不下的都放下了。他的那一瞬间之后，活着的人开始“放不下”，开始咀嚼。余地的生前生活被解析出N个版本，自闭版，变态版，压力版，谎言版……
    生与死的区别本不在于这些，但表现出的，能看到的，大抵都这样。
    石海珊自杀，也会演绎出很多版本。我这若干笔墨，只算一个版本。
    这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状态。
    《鸳鸯茶》说的是二十年间世道滚动的状态和人的状态。在快要完成这个文本时，我去留意了一下当今盛行的关于的“类型”——那些加在书名之前或之后的“点缀”五花八门，诸如社会文学、残酷青春文学、家庭问题等等……而我归纳不了《鸳鸯茶》的“类型”，犯罪？伦理？或者索性就叫“实验”？我剔除了所谓的繁琐（写作手法），剔除等量渗透在各个情节中的大量的“罗里罗嗦”，把章节洗牌，让洗过的每张“牌”都尽量简练到只有“状态”。据说是有套子的，这个文本若按照所谓套子来套，肯定是“缺元素”的，甚至有些不伦不类，但事实上，缺某种已经膨胀得泛滥的东西对我来说，很接近“本意”，它不影响我去勾勒状态——我觉得，读者头脑越来越聪明，而那些上世纪就开始的“满贯”的规矩，看上去虚伪（此观点纯属个人看法）……被我剔除的东西，若是真加在这部里，除了能增加纸张增加书的价格之外，再没有什么让我兴奋的好处。《鸳鸯茶》第一稿比现在的文字多两倍。把文字简化到现在这种样式，是个狠心的过程。我慢慢地砍掉一些文字，静心读几遍，然后尝试着再砍掉一些……苗丰和他经历过的诸多背景及人和事，写这么多，自觉已经足够。日子是一天天递进的，也该是一年年变个一二——这种“变”是我这几年开始认真琢磨的东西，它不属于技巧，我觉得它更像文本的“本真”。我在尽力。
    不妨说说一个广为人知的电视节目，《影像志》。央视10套一直在播放，收视率到底怎样我不得而知，但我一直在看。我一直不把它归类为文艺格式，我看它，觉得是在看有深度的“新闻”。肥皂剧风起云涌之后，到现在，也渐渐发展到“没话找话”的境地，相比之下，我更怀念“新闻”。不妨说，《鸳鸯茶》似乎受到《影像志》的绝对影响，还不妨说，我闯进文字行的开山手笔是报告文学或叫纪实文学，后来搞上了，说不定是走偏了几步。
    尝试。尝试生的方法，尝试死的方法，都是尝试。对人，也对文本。
    “苗丰”和“石海珊”的故事，原本我不想就此终结，但在反复修改中，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文本里终结了。两个主人公都有很多外传，却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故事里了。我想，我再没勇气写这个故事的前传或续集，比方“苗丰”善良的本性和忍隐的个性承载的细碎的一天天一年年——他每天都在“洗”自己，他找到了真爱，过去的事情成了他念念不忘的参照，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珍惜得来不易的真爱，人变得越发抑郁；比方“石海珊”，她一直在试图一点点剔除“心中的恶”，却又为了活着去开始一段无言无语的婚姻，而她的日子继续充斥着谎言和惶恐，以至于自己的父母故去时，她也不敢、也不能去见最后一面，她生下孩子的时候，疯狂到一定要看看孩子有没有屁眼，她说，作孽的人生孩子都没屁眼……就这样，直到她精神崩溃不能复原……
    “我必须死掉！你得让我死掉！我不得好死！”她说。
    “我写完了，你要看吗？”我问。
    “我不看！我自己的事还需要看吗？我死了吗？你把我写死了吗？”她的声音很低，但确实是在歇斯底里。
    跳出虚虚实实的故事，面对“石海珊”，哪怕我仅仅写了些状态，我都是天下最残忍的写作者。
    我知道，《鸳鸯茶》是让人窒息的文本。“自杀者”、“自我终结”，这些关键词注定都有前因后果，这些因果稍微做些演绎，就会弥漫出令人窒息的气息。我写的时候怎么也逃不过窒息，读者读的时候，肯定也难免窒息——日子里令人窒息的东西，一直存在。多年来，凡是和青春有关的故事，不管贴附在什么样的年代背景上，都残酷，都血腥。立意要写1980年代后的岁月时，我已经读过数不清的各时代的“青春故事”，那时曾指望自己能平静编排这段时空，但在结束这个文本时，我自知自己没做到。
    在本书创作过程中，局部灵感来自著名画家曾晓峰老师的部分作品（“蛊”部分），亦得到天涯社区的网络支持，在此特别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