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在一个阴暗封闭的环境，栋梁之材亦会被腐蚀成为朽木。更何况是这样的木头和这样的环境。
记得看过一部监狱题材的电视剧，那里面的环境陈设，说句不好听的话，比我们八人一寝室的大学宿舍都强。雪白的顶棚、淡蓝的墙裙、柔和的日光灯、四具木制上下床，整齐干净的被褥床单，房屋中央一张摆放生活用品的方桌，上面甚至摆放了一瓶素雅的野花——几乎赶上有的宾馆的标配。
而在现实中，顶棚是浑浊的白——就象变质的酸奶一般，墙壁浑黄不堪，床倒也是木制品，只不过木板间充满了宽窄不一的缝隙，而且就象《秋菊》里那种大车店的通铺。通铺一头连着对面的墙体，一头为石壁隔开，石壁后面是一个开放的便池。
我看那部电视剧时就有一个疑惑的问题：那些犯罪嫌疑人的水火问题该去何处解决？总不会有专门的洗手间或是每人自备塑料口袋吧。（不许笑，这的确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但电视剧内始终没有做任何正面交代，（现在想想，电视剧也没法做正面交代）。直到一切由我亲自经历，才会豁然开朗，恍然大悟。
看着便池旁低矮的瓷砖墙壁面，我内心不禁困惑不已：按照一般人的身高，隐私处在小便时难免都要暴光于众目睽睽之下，不是说不能暴露，只是这么直面以对，坦诚相见未免有些太让人难堪了。偏巧又不能背过去面向墙壁，只因为墙壁上的窗户开的比瓷砖壁面还要低矮半寸。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只要小便的时候一有人瞅他私处，他就紧张的排泄不出来，硬生生憋回去，结果有一回接连两次课间都因为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注视而没有得以释放，最后差点在课堂上当众尿裤出丑。
现在想及，他那种人估计是心理素质甚为脆弱，不够过硬。按流行语言讲——官能性神经障碍。如果他也如我般阴差阳错地关在这里，天天方便时面对几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没准过不了多久就会得以保外就医，缘由不是前列腺炎就是膀胱炎。
我并非蓄意夸大事实，环境太封闭了，封闭的连一些打发时间的娱乐工具亦没有；空间太狭小了，狭小的没有一丝隐私回旋的余地。在这里生存，对于增强自己的心理素质，无疑是绝佳的培训常葫。
与前者相比，生性敏感的我更在乎后一个因素：因为狭小的空间而失去的个人隐私。对我一天的经历而言，与我一天的受虐相比，没有一丝的隐私（生活的和心理的）才是对我最致命的打击。
在监室生活起居，一言一行都在公众注目下，不光是几名狱友，更有那黑漆漆的摄象头，夜晚入睡时，都要一个一个紧紧并排靠着，为了舒适一些，大家都自发侧卧着——宛如并排的挂钩。毫不夸张地说，从我的鼻尖到邻居后脑勺的距离不会长于半截无名指。甚至连入厕都要“下身大曝光”。在这样一个宽敞明亮而又四处曝光的环境中，想要静静地独处，或者做一些诸如记录心理感受的隐私之事只能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让一个个拥有丰富情感和羞怯心的高等智慧生物共处于一间小小斗室，刺激麻木他们的隐私，直至麻木沦落为牛马般群居的动物。发明监狱的人真可谓心理学天才。
难怪经常有人说，从监狱里释放的那些囚犯，怎么看怎么有些变态（心理障碍？）。现在想及，确实有些道理。
不是人改变环境，就是为环境所影响，在监室这种即定的灭绝隐私的环境，日复一日的身处其中，不受其影响改变者，可谓寥寥。依我妄猜，这也是他们日后多继续犯罪，二进宫甚至多进宫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隐私的缺（丧？）失而心理障碍，因为心理障碍而自卑，因为自卑而遭人群孤立，因为被孤立而产生仇视情绪，所以……
以上猜测，是我在里面生活七天，与他们无数交流后的一些感受和推断，正确与否，尚不能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里面被释放的犯罪嫌疑人，多少都有一些心理障碍。就连和我一起释放的周昭雅，只不过在押了短短七天，但她都坦言出来之后不想说话，看见人瞅她或有人在她面前私语就浑身紧张异常云云。这只是一个羁押七天的心理真实写照，那么，那些被关押七月、七年的犯罪嫌疑人呢？
我想，看守所（监狱）关押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改过自新，从肉体上的劳动，到精神上的思想教育。但是心理健康的维护也是一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举措。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普通人在郁闷难受的时候尚且可以看心理医生，更何况监室里的这些特种人群，与外面花花世界的芸芸众生相比，我们的经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的对未来的恐惧——如此种种都急需要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用无私的爱进行细心辅导治疗。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减少犯罪嫌疑人出狱后反复作案、恶性循环的几率。
（如果能因为这本书，而使得不久后的规则有所改变。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中多一条：享受正常的心理医生的辅导诊疗权，我会感觉非常欣慰的。）
面对着这样一个毫无隐私的环境，想象着即将开始的周而复始的毫无隐私的生活，我不禁心头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原因是因为想起了一个流传于我家所在工厂的一个悲剧：
背景是在我父母年轻的年代，那是一个泯灭人性、践踏法律的疯狂躁动的年代，是一个看似人人共治、实则人人被治的混乱的社会。所谓人权，所谓隐私，早已经被当成资本主义大毒草，被批判的一塌糊涂。故事的主角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当时喜欢上了高中同学的她，经常为她写诗画画什么的，而她也为之芳心暗许，天冷时给他织条厚围巾或者织副手套。但不幸的是，随着年代的疯狂，她的父亲依靠歪门邪道爬上了工厂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而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钳工的儿子。
巨大的鸿沟横跨在两颗彼此深深眷恋的心灵之间，他们义无反顾的冲破世俗阻力，顶住巨大的压力继续交往。但不久两人的秘密还是为她父亲所发现，他为之大发雷霆——自己的宝贝女儿不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身为副主任的他自然很方便地设置两人交往的障碍，小伙子自知无法跨越世俗，为了她好，他默默地选择了放弃这份感情。最后，送给那女孩一本绘有她全身象的厚厚地日记，以及以前织给自己御寒的围巾，用意自然是表示缘分已尽，留段日记做回忆。
可是那女孩的父亲却火冒三丈，在他看来，这年轻人分明是不死心，于是乎，他背着女儿将日记中部分描写相思的内容和那幅肖像公布在厂门口的“革命公告栏”里，并附之一张署名“革命老将”的批判大字报，批判其腐化堕落，为资产阶级所收买云云。
结果自然是那男孩被送至农场改造，就连他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就在男孩送去改造的第二天，那个被侵犯剥夺隐私的女孩子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用的正是送给男孩的那条崭新的围巾。
后来，女孩的父亲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导致隐私尽失女儿的红颜消逝，而一病不起，从革委会副主任的宝座上跌落下来。
再后来，男孩从劳改农场被释放回来，已经是7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他得知她的噩耗，不由拍胸直哭，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他冲动下写就的那些日记和描绘的肖像，她也不会去往天国。他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本身，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错在那种来源于人们脑海中践踏隐私、泯灭人性的集体无意识。
再再后来，文革结束，开始了平复冤假错案。有一天，这个男孩，（准确讲，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尽历沧桑的中年人）家中来了两个陌生人，给他宣读一份文件，给他平反了那个年代的所谓的“罪行”，郑重宣布其“无罪”。并且递交给他一件女孩子的生前遗物——那条用来结束花一般生命的围巾。
对于他而言，十年宛若南柯一梦。只是，梦醒时分，人已化魂。
人鬼殊途，面对着遗留下来的围巾，睹物思人，昔日的小伙子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疯狂近乎荒谬的事实。
最终的结果，他精神崩溃了，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疯子。
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那样的人心，有着疯癫的结果，他绝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对他的最后一次的印象，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在大门口附近的公交站台前看到过他：穿着整齐的他，脖颈处醒目地围着一条陈旧的围巾，在厂门口不断的跑来跑去，一路小跑的他嘴里还不断的哼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之类的哪个年代特有的激情歌曲。
夏天，很热，天亮的很早，他就在这样炎热的早晨，披着厚厚的围巾，来回的奔跑着，穿越晨曦的霞雾，穿越袅袅的炊烟，不断的奔跑，奔跑于时间的长河中，定格在历史的画卷里。
（其实，我一直很想写一篇纪念这位无名者的文章，从小时侯幻想着给他写成一个科幻故事，一直到现在，这个念头始终没有中断过，如今终于一偿所愿。希望每个看到这个故事的读者都向他们祝福：在天国里成为一对快乐的夫妻。
所以说，人有时侯还是应该相信有上帝和天堂的，好用以平和自己那颗已经不堪的心灵。）
时光飞逝，到了20世纪90年代，物质上空前丰富的国人开始反省自身，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精神层面，关于人性，关于人的各种权利，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安顿的一本《绝对隐私》红遍大江南北，便是最好的例子。
说及安顿，顺便说一句，关于那个年代的盗版侵权。安顿的书大红大紫之后，一部部诸如《绝对化隐私》、《再说绝对隐私》之类的仿冒书籍充斥于坊间，更有甚者，直接是安顿的粗糙翻版，封面模糊一些，错别字多一些，纸张轻薄一些，价格便宜一些。但这些仿冒的、盗版的书在当时却大行其道，甚至有压倒正版之势。进入了21世纪的盗版业，应该比那时更为成熟昌盛，不知我这本书之后，会不会冒出来署名“雷锋彩荣”的“另一世界，八天八夜”之类的作品，（笑）
报纸上有篇描写豪猪的文章，豪猪冬天寒冷的时候便挤在一起取暖，但太拥挤，彼此却受不了对方身上的尖刺，所以聪明的豪猪学会了保持距离，既能彼此取暖又不至于扎伤对方。文章最后作者还由此总结人类社会亦如同豪猪群落一样——亲疏有间。那，身处监室的我们呢，最多算是一群被剥去外皮的豪猪，气息奄奄地堆畏在一个角落，等待对我们命运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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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可以描绘很长的篇幅，但在当时，却只是脑海瞬间掠过的念头。
“你为啥事进来的？”李建国拍拍我的肩膀，侧着眼睥睨我道。
说实在的，李建国长的倒也相貌堂堂，只是眉宇眼神间时不时流露出一股獐头鼠目的感觉，让人感觉浑身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