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作家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我最熟悉的东西呢？我劳改二十多年，最熟悉的事情，莫过于劳改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劳改犯们。尽管通过这一主题也完全可以反映血统论的种种谬误，但是这个题材在当时绝不能写。尽管写作是秘密进行的，一旦被人发现，我至少应该有一个退步的地方，作为回旋的余地。
    除了劳改农场，我所最熟悉的，那就是我的家乡了。我的家乡在浙南，我六岁从上海“逃难”回到故乡，到十四岁离开，在故乡度过了八年抗战的非常时期，也是我的整个少年时期。尽管这一段时间相对而言并不太长，而且还是我思想意识没有成熟的启蒙时代，但是故乡的山水、人物、风土以及传说故事等等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而且都是极为生动有趣的，作为校旱素材，最为恰当不过。
    举其要者简单说几样：
    我的祖先是永康县后吴村人，世代以石匠为业。清代嘉庆年间，老石匠带领子侄辈到缙云县壶镇建造贤母大桥，从此在缙云落户，成为永康吴姓族人在缙云一支的始祖。我的祖父，不但亦工亦农，而且还是个习武的武童生，在我小的时候，还见过家里的刀枪剑戟和石墩石锁石担之类。
    我祖父怎么会学起武来，这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离吴石宕不远的地方，就在永康通向壶镇的大路边，有一座年久失修的花坟。据说这座花坟里面当年是有童男童女殉葬的。但是坟主的子孙不但没有生发，后来连祭祀的人都没有了，终于变成了一座无主的荒坟。尽管坟主原来是富贵人家，但是事隔多年，估计这墓早已经叫人家盗过，棺材里面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花坟原是用石板砌成的，有两块石板已经断裂，正好能容一个人跳下去。因此墓室里面常有淘气的放牛娃钻进去玩儿。
    吴家有个小寡妇，还不到三十年纪，胆子倒挺大的，到了年下，日子过不下去，想了一个歪点子：黄昏时分，钻进花坟里面去，穿上白长衫，腰系稻草绳，戴一顶粗纸糊的帽子，嘴里叼一条长长的“红舌头”，只要看见身背包袱回家过年的单身客人从坟前经过，她就一跃而出，装鬼吓人。一般的情况下，过路的旅客遇见了鬼，总是扔下包袱逃命要紧，因此先后也让她“捡”了好几个包袱，发了几注小小的“黑财”。
    有一次，她老戏重演，一个过客看见有鬼，急忙逃跑，但是死死抱住包袱，就是不撒手。小寡妇不甘心，拔脚就追。没想到那个客人第一是会武术的，第二当时传说鬼不用脚走路，是随风飘的，可是后面紧紧追赶的这个“鬼”分明有脚步声，就已经估计到可能是人装的，仗着自己力大胆也大，回过身来，一拳将那个小寡妇打倒，一手按祝糊胸前，正好按在乳房上，方才知道是个女人，这才一把提起她来，问她缘何要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小寡妇诉说丈夫故去，家里孩子小婆婆老，不忍心离去，又无谋生之术，过不去年，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那客人与小寡妇一同回家看了她家里的情况，的确属实，颇为同情，反正他是单身一人，就留下不走了。这是吴石宕有了外姓人的开始。
    这个人姓刘，是个太平军头目，当然对外是不声张的。从此我祖父及一些青年子弟就跟他学起武术来。
    这个素材如果照实描写，未免不够高雅，形象也不够高大，因此我把它改为刘浪病倒在路边，吴本良把他背回家来治疗，并留下他当教师。从形象上看，似乎高大一些了。
    太平军攻占壶镇以后，的确是被民团打败了的。李世贤的儿子，也确实就是被东勇陈士佐用鸟枪打死在壶镇贤母桥的瞭台上。这件事不但在当地流传，而且有县志可以证明。关于民团惨杀俘虏的经过，当地也流传有许多传说。我所听到的是：民团把壶镇大桥的两头一堵，让俘虏们自己人杀自己人：张三杀了李四，王五再杀张三，赵六再杀王五，直到剩下最后一个，才由民团给了他一刀。据说一次杀了有二百多人，大桥上尸体都堆满了。
    这个素材，就是壶镇团防局在大桥上“杀俘祭忠”的原形。但是让太平军自己人杀自己人，我觉得太窝囊了，只好“演义”一下，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祖父学武，颇有成就，也想通过“仕途”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他曾经到县城去报考过武秀才，论武功，是有希望考中的，结果让同乡人告了个“冒籍”，虽然临时借了一百多块银元走门路办理了“改籍”手续，但是这边手续没有办完，那边就张榜了，白花了一百多块银洋，武秀才还是没考上。从此就“灰心仕途”，没去再考。这一段故事，就是吴本良下考场并奔走改籍的原形。不过第一我把出面首告的人改为林炳，第二没花那一百多块银洋，就主动放弃了。
    我祖父四十岁上，因为一条黄牯牛，死于林炳的手中。
    那年秋天，我小叔叔牵了家里的黄牯牛在山坡地上放牧。他把牛往草地上一轰，就和小伙伴儿们爬树掏喜鹊窝儿玩儿去了。那牛见没人看它，跑到林炳家的豆田里吃了一片豆子，被林炳的父亲看见牵回家去。等到我小叔叔从树上下来，黄牯不见了，只好哭着回家来。我祖父出去一打听，有人告诉他是林炳的父亲牵回家去的。当夜他就到林炳家去问，人家一口回说没看见。到牛栏里一看，只有一头水牛、一头花牛，确实没有黄牯。第二天我祖父再出去寻找，有人告诉他林炳家的花牛，就是吴家的黄牯，是被林炳用生豆浆抹成的假花牛。我祖父一气之下，带了家伙和几个族人一起到林炳家讲理，一言不合，先是争执起来，继而动武，大打出手。我祖父仗着会几下拳脚，打伤了对方好几个人，但最后还是被林炳一刀扎破了肝脏，踉踉跄跄逃回家来，还没进门，我母亲赶紧迎上前去扶住，结果没留下一句话，就死在我母亲的臂弯上了。
    当时我父亲不在家，等到他回来，仗着自己也学过几天拳脚，当时就要到林炳家去拼命，但被族人死死地按住，劝他不要再动武械斗，不如告到县里，由政府发落。
    这场官司到底拖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只听说县里袒护对方，最后以各有死伤为由，葫芦提不了了之。为此，我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却从此下了决心，一定要去考大学，学法律！
    我父亲小学毕业以后，一直给人家跑腿当账房，做的是收购药材土产的生意，到年底分一成红利。直到二十八岁了，才攒够了安家的钱，借了一张中学毕业的文凭，考进了浙江法政高等学堂第一期。因他年纪比别人大，当上了学生自治会主席，在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下，介绍他参加了同样是地下组织的国民党，带领学上街游行，支持上海日商枪杀顾正红的五卅惨案，为此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于是仍由地下共产党出面，介绍他出任北伐军的团党代表（相当于团政委），从浙江一直打到北京，北伐完成以后，才退伍回到司法界。
    可以说，我父亲是吴石宕第一个“冲杀”出来的读书人。关于我家的这一类家史，我父亲在晚饭后的散步时间曾经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过不少，他自己晚年也写过一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回忆录，可惜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抄走，从此不知下落，他自己也在几天后“自绝于人民”了。
    我决心继承我父亲所没有完成的遗著。尽管我没有看过他写的回忆录，但是大概内容我都知道。不过我不想以他为中心人物，免得人家说我是给“自绝于人民”的“牛鬼蛇神”树碑立传。而是以我所熟悉的家乡为故事背景，以我祖先的往事加上当地的一些传说故事为创作素材，写一个小小的江南山村从清朝同治年间到“文化大革命”共一百年来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地主败落，儿孙参加辛亥革命，重振家业；农民受到官绅欺压，被逼上梁山，扯旗造反，终于全军覆没，但是子女经商，终于成为财主。总之，全篇突出一条主线：人是立体的，所处阶级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地主的后代不一定都坏，工农的子女不一定都好；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血统地主”或“血统贫农”。
    此外，还打算把我所熟知的当地风土人情和传说故事等等都穿插进去，把校旱写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浙南风俗画长卷。其中如神偷谢三儿的故事、城隍娶妻的故事等，都是十分生动有趣而且也是别处所没有的。这两个故事的原形，请参看本书附录一和附录二，我这里不细说了。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关于本书第三卷上册中本忠在温州“代新郎”在洞房中巧遇未婚妻的故事。
    看过《括苍山》的人，有人说整部书中的故事虽然都很离奇，但是大都可信；独有本忠在洞房中巧遇未婚妻的故事，编造的痕迹太明显了，天下的巧事固然多，但不可能这样巧的，因此绝不可信。
    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声明一下：“因代新郎在洞房中巧遇未婚妻”的故事，确实也是真的，而且故事梗概与我在《括苍山》中所写的也差不多，只不过本忠是我创造的校旱中的人物，这个真实的故事当然不可能发生在子虚乌有的本忠身上罢了。
    它的故事原型是：
    宋高宗绍兴末年，在缙云县南门附近，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叫做詹山下，村里有个十几岁的少年，名叫詹大中，父母双亡，跟着叔叔、婶婶过日子。一天，他正牵着一头牛在詹山岭上放牧，忽然看见路旁一块大石头上放着一个扎包，捡起来一看，里面有二百多两银子和一些账本儿杂物之类，就不动声色，继续放牛，静等失主回来。
    不久之后，果然有一个温州客人神色慌张地小跑着回来，在大石头前后左右寻找东西。詹大中问他找什么，那人说：他不久前在这里拉屎，把扎包解下来放在大石头上，走的时候忘记了。詹大中问明了扎包的样式和银两的数目，把扎包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那个温州客人非常感动，拿出一百两银子来相谢，詹大中也坚决不要。温州客人没有别的办法，问明了大中的姓名和住址以后，从身边摸出一根碧玉簪来，在石头上一磕两截儿，递给詹大中一截儿，说：他叫陈焕文，是个收山货的客人，家中广有资财，只有一个女儿，愿意招赘詹大中为婿。只为他已经跟人家约好了时间地点，打算进山去，如今为了寻找扎包，耽误了一会儿，没工夫到詹家去了。说定三天以后，他从山里出来，一准到詹家去，并把大中带回温州去读书。说罢，就匆匆地走了。
    詹大中回家跟叔叔说起此事，不料他叔叔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当时就大发雷霆，把大中鞭打了一顿，说他不应该把银子还给人家，如今只落下半支断簪，人家绝不会再登门了等等。
    大中被打之后，又生气又伤心，当天就逃走了。他到了丽水，无以为生，就投了一家戏班子学做戏。
    几年以后，大中在温州演戏，有一家财主因为儿子既丑且傻，找到戏班来重金礼聘大中去代新郎，到岳家迎娶新娘。不料到了岳家，忽然下起了暴雨，不能耽误吉期，只好在岳家拜天地入洞房。进了洞房以后，大中坐以待旦，无聊中翻出一本唱本来，用半截断簪击节而歌，被新娘一把夺去，方才发现来人正是自己的丈夫。——原来陈焕文到詹家去找他的时候，大中已经“失踪”，以后每年去找，都没有消息，陈焕文只好将女儿另嫁他人了。
    这边夫妻相认，财主那边，儿子久盼新娘不到，到河边迎接，不慎落水淹死，只好认大中为子，完成花烛，从此在温州发愤读书。
    宋孝宗淳熙二年，詹大中改名詹骙赴京赶考，居然状元及第。这是缙云县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状元，但是报的籍贯却是温州。为纪念这个状元，缙云人在詹山岭上詹骙拾金不昧处建起了一座状元坊，詹山岭也从此改名为“状元岭”。缙云的民间说唱中，也有一部书，叫做《玉簪记》，说的就是这一段故事，据说流传甚广，老一辈儿缙云人大都知道。我虽然没有听过这部书，但是听我父亲说起过故事的梗概，而且詹骙的生平，也可以从詹氏宗谱和县志中查到。
    我基本上是按照原故事进行再创作的，只是增加了一些与《括苍山》的有机结合和许多环境铺垫，让“巧合”的可能性更加自然、更加可信而已。
    我当时的所处环境，不可能让我坐下来安然书写，只好在头脑中构思情节，也就是“打腹稿”。“文革”期间的劳改农场，一切都强调集体化，排队出收工、排队打饭，吃饭要以班为单位在院子里围成一圈儿，连工间休息十五分钟，也要集体听读报，晚上则是没完没了的讲用会、批斗会，不到深夜十一二点没个完，电影也只有那么几部，哪怕你看过十几遍，还得排队去看，因此根本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活动时间。于是乎批斗会也好，看电影也好，不管台上怎么热闹，我则有如老僧入定，脑子里闪现的是我校旱中的场面。可以这样说：这部校旱的腹稿从1966年打到1974年，反复推敲，再三修改，故事比较成熟，结构也比较紧密了。
    如此反复构思，初步拟定了一个写作大纲，计划共写五部，每部五卷，每卷三四十万字，总计二十五卷七百五十万至一千万字。
    这样巨大的写作计划，而且是在劳改农场里，听起来似乎很可笑也不现实，但我当时却的确是这样定下来的。其前提是：反正我是终身劳改的，不妨终身就写这一部书，来一个“前无古人”，也不求生前能够出版，只要像《红楼梦》那样死后三十年能够问世，于愿已足。
    然而，像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尽管第一部的故事梗概已经构思成熟，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