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个著名的律师，解放后还出任过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是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小组九人成员之一，“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希望我子承父业，因此从小刻意培养我的口才和文才，从八九岁开始，就严格规定我每周一三五要读、背、默写一篇古文，每周二四六写一篇作文，由他亲自改后交我誊清，并经常与我辩论一些对我年龄、知识都极不相称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加上我从小爱好文学，最喜欢看校旱，主客观因素配合揉和的结果，是我在写作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一篇千字文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交卷儿。我十岁在县报上发表处女作，十四岁即接连不断在县报上发表校旱、诗歌、杂文，十五岁兼任县报副刊编辑，十六岁在杭州当专栏作家，除每天在《大华日报》发一篇五百字的“花边”之外，还要给另几家报社写杂文和短篇校旱，十七岁发表第一部长篇校旱，1949年6月进入二野军大三分校，报考的也是新闻系。但是在军大的墙报上发表了几篇校旱之后，政委的结论是我的思想和文笔都太陈旧，不适合当新中国的记者，毕业以后没让我去报社，却分配我到重庆军管会当了“接管大员”，接管国民党的空军。为此，我停止了文学创作，改行搞纯语文研究，转业到地方后又调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文革”中我的语文研究被迫停止以后，忽发奇想：我旧书看得多，肚子里装的旧东西多，积累的故事素材多，明清的历史和社会知识掌握得多，浙南的民风民俗知道得多，何不发挥我的所长，写一部以清朝为背景的历史校旱，而且还可以探索一下如何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学形式加以创新、写出新意来！
    那时候，全国到处都在讲“阶级斗争”，在此前提下，“血统论”应运而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点统治着祖国神州大地。事无巨细，干什么都得先查查祖宗三代，只要是“三代血统工人”，哪怕是犯了罪，也被认为是“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犯罪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要“满腔热忱”地去帮助他、挽救他；如果是三代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犯了同样的罪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表现”，是“阶级报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不以自己的思想意识为转移、必然要顽强地表现”的，必须坚决予以镇压，不然，就是“屁股坐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
    于是我开始酝酿一部长篇校旱，想用形象思维来反对血统论，来说明人的思想意识主要是根据客观环境和教育程度而变化的，是后天决定，不是从胎里带来的先天决定，因此“地主的子女不一定个个都坏，工农的子女不一定个个都好”，不然，富农出身的毛泽东和地主出身的周恩来怎么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就无法解释了。但在当时，要说明这样一个极普通的真理，也是大逆不道的，是“反毛泽东思想”。不过我却下了决心，哪怕扣我一个“利用校旱反党”，为此掉脑袋，也在所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