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动摇了。特别是经过四年零三个月的劳动改造，队长代表政府宣布摘除我的右派帽子，同时又宣布强迫性的“留场就业”，而且是终身的（这等于再判一次无期徒刑！），于是原先坚如磐石般的信念彻底被摧毁，“回原单位工作”的梦，也醒了。
    这期间，与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自杀，有的变成了酒鬼，有的甚至变成了小偷、流氓，也有人企图逃亡国外，被打死在边境线上或抓回来以后判了刑。
    说实话，如果送我劳改的那天就宣布：要23年之后才放我，我肯定也会走自杀这条路的。妙的是当时宣布“一年最多一年半”就让我回来，希望莫大，再苦再累也愿意忍受。等到十几年过去，还没有放我的意思，信念终于失去，却又觉得这时候再去死太不值得，因为以前那些苦都白受了。正像北京人说的那样：三跪九拜都拜了，还在乎这一哆嗦吗？
    我相信“人有主观能动性”，但也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其用”，但也颇有自知之明，掂过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对政府安排的“就业”，当然是不满意的。我是个文化人，我的岗位不在农田，这我十分明确。政府一方面宣布我已经改造好，摘去了我的右派帽子，一方面又对我不放心，不敢放手让我回原单位去工作。面对这样的矛盾，我采取的办法是：法定的八小时劳动时间，我以每小时一角三分钱的价格出卖了（当时我的日工资是1.07元），八小时以外，我要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干我自己的事情。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来说，就叫做：“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和部门进军！”
    我是个编书匠，别的本事没有，只会写书。但是校旱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尽管周围素材很多，也不过是“校旱写罢无刊处”，徒费工夫精力而已。因此当时我首先选择的是没有阶级性的“纯科学”：写一部《浙江缙云方言研究》，编一部《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这都是我在职的时候就着手进行的工作，好在老婆跟我离婚的时候，把未完稿和参考资料包括卡片在内全都送到当时我在改造的地方监狱剧团里来，于是晚上和星期假日，翻资料，抄卡片，排词序，有得可干了。
    转眼进入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从社会上革到了劳改农场里面来。尽管“文革”的整整十年中我没有挨过一次斗，也没有批过一次别人，但是所有的藏书，除了“雄文”四卷和“宝书”一册之外，全被没收或封存了；所有从国外寄来的信件和书刊，也大都被扣押，继续研究方言或编写世界语词典都已经失去了可能。再说，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口号下，劳改农场也实行生活军事化，行动集体化；为了“让毛泽东思想统治每一秒钟”，连吃饭时间和工间休息都要静听宣传员读报，每晚的批斗会、讲用会更是一天不停，即便资料都在，也无法继续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