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缙云完婚回来，我又把第二卷40万字修改誊清，于1977年暑假期间托一个在清河农场劳改的美国人丹尼尔·凯莱的夫人带到北京，送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年底，我的原单位国家语委派人来给我第一次落实政策，口头宣布我为错划右派，恢复原工资级别，但却没给我看书面材料，并以“单位紧缩”为由，不给我分配工作，却要求劳改农场“妥善安置”，为此焦大炮跟他们吵了起来。焦大炮说：“人是你们错划的，也是你们送来劳改的。我们是执行单位，没有责任和义务给你们擦屁股。吴越在这里，只能当电工，拿三十二块钱！”
    来人无可奈何，答应回去以后向领导反映，当天就走了。
    没过几天，赵植林也接到通知，回到原单位宣布平反，并安置了工作。我虽然先他而平反，但我的安置工作则搁浅了。
    我心想：只要我的校旱能够出版，哪怕果真留在劳改农场，至少能够给我安排一个文化方面的工作，不至于还当没有电工本子的电工。为此我到队部去请事假，焦大炮也很支持，还嘱我得不到结果就住在招待所，不要回来。
    我第一次到国家语委去“上访”，一面天天到“落实政策办公室”去扯皮，一面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询问稿子处理的情况。
    接待我的是中青社的一为老编辑黄伊同志。他告诉我，稿子在他们手上并没有耽搁，已经有五位编辑看了稿子，但是看法各不相同：两位编辑看了说可以出版，两位编辑说在大陆不能出版，第五位编辑是李荣胜，一者他也吃不准，二者他正要调到中国青年报去，为避免“举足轻重”，他不表态，没写出审读意见。为此，稿子才由黄伊同志主动要过来，成为第六位审读者。他说：他看了稿子，基本上主张接受出版，但是他也说：他职卑言微，无权拍板，为了争取多数赞成票，已经把稿子送请基本上主张出版的编辑去审读了，要我耐心再等待一段时间。
    黄伊同志对待未成名的业余作者非常热情而诚恳，才第一次见面，就让我拿了条子到和平宾馆找白桦要话剧《今夜星光灿烂》的票子，进入阔别二十三的剧场，看了一场精彩的话剧。
    我的“上访”并没有结果。原单位强调没有具体政策，加上单位紧缩，没有编制，要我再等一等。我离开北京之前，坐在招待所里给中青社的编辑写了一封长达两万字的信，干脆把话都挑明了。我说明这部稿子的创作经过以及自己的身份，并附了一份用英文写的自传。出版与否，成败在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