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到了1979年初，我已经第二次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这一次虽然看到了书面材料上的确有“撤消一切处分，重新安置工作”字样，但是国家语委也的确单位紧缩，编制只有五十个人，而实有一百多人，现有人员尚且要调出一半儿还多，我想回原单位，困难确实很大。但是他们表示对我的问题一定负责到底。考虑到我爱人在浙江，只要我答应到浙江去工作，他们负责按下调干部派人与浙江联系。
    我提出了两个意向：第一，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去当文学编辑。他们看过我的书稿，原来打算出版的，当时仅仅因为我是“摘帽右派”而退稿了。但他们应该知道我具有的水平。现在平反，稿子已经到了中青社，人却是可以到浙江的。第二，到缙云县文化馆去当一个馆员，专门从事于文学创作。
    原单位果然派出一名姓袁的处长到浙江去联系。我就住在招待所里等待安置工作。但是我的编制不在国家语委，他们不但无法给我开工资，还要我交住招待所的房钱和取暖费；而劳改农场则因为我不出工干活儿，不但不给我开工资，连粮票都扣下了。我在招待所一住半年，靠我妻子向友人借来的一百元维持最低生活：每天一块钱伙食费，早饭两角，午餐和晚餐各四角，天天吃豆浆馒头和素炒饼。
    袁处长在浙江跑了几个月，人都累病了，我的工作还是没有结果。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欣赏我的文字水平，可以接受我去当编辑，但是没有住房，要我自己解决祝恨问题。我在杭州举目无亲，这不等于婉言拒绝么？缙云县文化局答复得更干脆：我们有的是笔杆子，缺的是作曲家。要是吴越会作曲，欢迎他来。要不然，就让他回来在中学教英语吧。——我倒是学过作曲，但是自知不是天才，缺乏灵感，也不想在这方面继续发展。后来还是通过赵植林的介绍，认识了科幻作家郑文光；郑文光又介绍我认识了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兼总编郑公盾同志，才由他点头把我安置在科普出版社当科学文艺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