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衣服
    服饰之变迁，大抵随乎风尚。《抱朴子·讥惑篇》云：“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頟也。”此等风尚，盖今古皆然。《晋书·五行志》云：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元帝大兴中又上短，带才至于腋。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并葛氏之言之证。然此特小小之变迁耳，通长期而观之，则其变迁，仍有渐趋于美善者，此演进自然之势也。
    魏晋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进，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
    王后六服皆袍制，见于《周官·郑注》，其说未知信否，然后汉妇人，必多衣袍，则可见矣。《释名》云：“袍，丈夫着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则着袍者初不必妇人。然外必加以衣裳，盖旧习不易卒变也。深衣之制，连衣裳而一之，实足证外服以通长为便。便于通长，而仍必备衣裳之式，此亦不过泥古而已，别无深意也。事物必日趋简易，久之，去衣裳而径以袍衫为外服，即成后世之式矣。此等变迁，始于东汉，而成于魏、晋、南北朝之世。任大椿《深衣释例》曰：“古以殊衣裳者为礼服，祭服及朝朔之服是也；不殊衣裳者为燕服，深衣是也。后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为礼服，以殊衣裳者为燕服，此古今之异制也。《续汉志》云：若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梁刘昭《注》曰：今下至贱吏、小史，皆通制袍、襌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盖古者天子以白布衣、素裳为朝服，诸侯以缁布衣、素裳为朝服，皆衣裳殊。后汉始以袍为朝服，不殊衣裳。故司马彪谓袍为古之深衣。晋、宋以后，以绛纱皂袍、五色纱袍、纱朱衣、绛单衣、绛皂褠衣为朝服。具服、从省服，《隋志》亦云制本深衣。然则不殊衣裳，古以为便服，汉、晋以为礼服矣。《隋志》：乘舆鹿皮弁服，绯大襦，白罗裙，在宫听政则服之。《北史·柳世隆传》：令王着白纱高顶帽，傧从皆裙襦袴褶。《长孙俭传》曰：晚着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上襦而下裙，即殊衣裳之制也。然则六朝时转以殊衣裳者为便服矣。”又曰：“妇人以深衣之制为礼服，不殊衣裳。故内司服《注》：妇人尚专一，德无所兼，连衣裳不异其色。则《周礼》王后六服，制度皆本深衣。《通典》载宋制：大后、皇后入庙，服袿大衣，谓之袆衣。公、特进、列侯夫人，卿、校世妇，二千石命妇年长者，入庙佐祭，皂绢上下；助蚕则青绢上下。自皇后至命妇二千石，皆以蚕衣为朝服。齐、梁以后并同。即《续汉志》所云深衣制，徐广所云单衣也。其不殊衣裳，古今无异。然古乐府《陌上桑》曰：缃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襦与裳不相连者也。繁钦《定情诗》曰：何以合欢欣？纨素三条裾。《西河记》：西河无蚕桑，妇女着碧缬裙，加细布裳。《东观记》：鲍宣之妻，悉归侍御，更着短布裳。又云：王良为司徒，妻布裙徒跣。此皆别言裙裳，可知衣裳之殊矣。然则汉时妇人朝祭之服，制同深衣，燕间之服，衣裳自殊，亦犹丈夫以袍、单衣为礼服，而其便服雅尚裙懦。《通典》载后周命妇服制云：诸命秩之服曰公服，盖即制本深衣，不殊衣裳者也。又云：其余裳服曰私衣，盖即衣裙异著者也。”然则以袍衫为外服，妇人且较早于丈夫矣。
    去衣裳而又短其袍，是为袴褶之服，其实即与襦袴无异矣。《宋书·礼志》云：“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代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急就篇》注云：“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案即戎行役若服劳者，必以短衣为便，今古皆然。《曲礼》：童子不衣裘裳。《内则》：十年，衣不帛，襦袴。襦袴即不裳之谓。所以不裳者？郑《注》云：为其便易，此服劳役者之短衣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己称童谣曰：“公在乾侯，征蹇与襦。”《说文》：蹇，袴也。此行役者之短衣也。又成公十六年，有靺韦之跗注。杜《注》云：“跗注，戎服，若袴而属于跗。”云若袴，则亦有踦，此即戎者之短衣也。戴德《丧服变除》云：“童子当室，谓十五至十九，为父后，持宗庙之重。其服深衣不裳。”《内则》二十可以衣裘帛，与上十年衣不帛襦袴互相备。二十可以衣帛，则亦二十而后裳。所以二十而裳者？二十而冠，冠而责成人之礼焉。然则裳者礼服。礼不下庶人，故庶人即以深衣为吉服，明其不裳，与当室者同。则其平时固皆襦袴矣。褶若袍而短，而于重衣最在上，与径以襦为外衣，其实何异？云左衽者，盖胡人之服？疑褶之名实袭诸胡，中国易其左衽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虽有此服，当时谓非礼容，惟供驱使及好狡狯者服之。故《宋书·后废帝纪》：讥其常着小袴褶，未尝服衣冠。《齐书·吕安国传》云：安国被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魏书·胡叟传》：叟于高元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之曰：“老子今若相许，脱体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计也？”又《礼志》：博士孙惠蔚上书，言：“臣窃解童子不衣裳之记，是有闻之言。将谓童子时甫稚龄，未就外傅，出则不交族人，内则事殊长者，馂旨父母之前，往来慈乳之手，故许其无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学之后，将冠之初，年居二九，质并成人，受道成均之学，释菜上庠之内，将命孔氏之门，执烛曾参之室，而惟有掩身之衣，无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许嫁，二十则，观祭祀，纳酒浆，助奠庙堂之中，视礼至敬之处，其于婉容之服，宁无其备？以此推之，则男女虽幼，理应有裳。但男子未冠，礼谢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无名之服，礼文罕见。”此说显与记意相背，将亦有激而云然欤？戎装谓之急装，皆缚其袴。（《通鉴》齐明帝永泰元年《注》。）《齐书·虞悰传》：郁林废，悰窃叹曰：“王、徐遂缚袴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邪？”《宋书·袁淑传》：元凶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锦，裁三尺为一段，又中破，分萧斌、淑及左右，使以缚袴。此缚袴之法之可考者也。
    凡戎装者皆短衣，《南史·梁宗室传》谓见理性甚凶粗，长剑短衣，出入廛里，不为宗室所齿是也。此自古短衣楚制之伦，与袴褶无涉。王国维《胡服考》以袴褶全为胡服，有袴褶，中国乃有短衣，误矣。胡人多衣皮。刘璠妻子随羌俗衣皮是也。（见第一节。）然中国人亦自有衣皮者。《晋书·魏舒传》，谓其性好骑射，着韦衣入山泽，以渔猎为业；又《隐逸传》：郭文，余杭令顾飏与葛洪共造之，携与俱归，飏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是其事。此亦以其强靭，不如缯絮之易裂弊，非关胡服也。诸服中确出自胡者惟鞾。《广韵》八戈引《释名》云：“鞾本胡名也，赵武灵王所服。”《大平御览》六百九十八引《释名》云：“鞾本胡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案《说文》无鞾字。《革部》：鞮，革履也。《韵会》引下，有“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鞮”九字，不知为元文以否？即谓为元文，亦似中国名革履为鞮，以胡人履连胫，乃加一络字以别之，（《说文·糸部》：“络，聚也。”不训苞络。苞络字汉人多作落。）则叔重时尚无鞾名。赵武灵王所服，不得至后汉时尚无其字，则谓鞾为赵武灵王所服者，必附会之辞。世皆以鞾字为古，靴字后起。然《北齐书·徐子才传》谓武明后病，童谣有“惟得一量紫綖靴”之语，之才弟之范，以问之才，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则南北朝时，其字久作靴矣。疑鞾之名稍行于东汉之世，其字则鞾靴杂作也。《隋书·礼仪志》云：“靴为胡履，施于戎服。”今案《晋书·毛宝传》，谓宝与祖焕战，血流满靴。《北齐书·慕容俨传》，谓俨为侯瑱等所攻，煮靴、皮带、觔、角等物而食之。《周书·武帝纪》，谓帝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亲脱靴以赐之。并靴为戎服之证。然北俗非即戎亦多服之。《魏书·慕容永传》：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卖鞾于市。《北史·后妃传》：司马子如谓齐神武：“安妃是王结发妇，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然马矢自作靴，恩义何可忘？”《北齐书·乐陵王百年传》：后主时，改九院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尸，绯袍，金带，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诸内参窃言百年大子也，或言大原王绍德。《琅邪王俨传》：俨死，不脱靴，裹以席，埋于室内。《任城王湝传》：天统三年，拜并州刺史。时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湝召城外诸妪，以靴示之。诈曰：“有乘马人在路被贼劫害，遗此靴，得无亲属乎？”一妪抚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之。《北史·陈元康传》：文襄之被害，杨愔狼狈走出，遗一靴。并北人常着靴之证。若南方则着者较少。《齐书·豫章王嶷传》云：嶷性泛爱，不乐闻人过失，左右有投书相告，置鞾中，竟不视，取火焚之。《梁书·萧琛传》：起家齐大学博士。时王俭当朝，琛年少，未为俭所识，负其才气，欲候俭。时俭燕于乐游苑，乃着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俭与语，大悦。《南史·陈庆之传》：子暄。陈大康中，徐陵为吏部尚书，精简人物，缙绅之士，皆乡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红丝布裹头，袍拂踝，靴至膝，不陈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识，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去。举止自若，竟无怍容。作书谤陵，陵甚痛之。赵翼《陔余丛考》，谓南朝着靴，见于史者，止此数事。今案萧琛之于王俭，陈暄之于徐陵，皆有意为之，以自表见。《晋书·儒林·刘兆传》：尝有人着鞾，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亦视为野哉之流。《南史·恩幸传》：简文之立，严亶学北人着靴上殿，无肃恭之礼。有怪之者。亶曰：“吾岂畏刘禅乎？”《贼臣传》言：侯景自篡立后，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着靴垂脚坐。则尤为裂冠毁冕之行，负乘致寇之伦。信乎南人着靴者之不多也。
    《陔余丛考》又云：“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屦，《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诗》：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縢，袜去，故行縢见也。《左传》：卫出公辄为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对曰：臣有疾，若见之，君将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断其足。杜《注》云：古者臣见君解袜，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汉制脱袜虽无明文，（宋绵初《释服》云：“凡自外入内者，必解屦然后升堂。既解屦，则践地者袜也，久立地或渍污，故有解袜就席之礼。失之亦为不敬。解袜见逼，《诗》曰：邪幅在下，正燕饮而跣以为欢之时也。其仪制汉时已亡。”《日知录》曰：“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袜，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为人美容止，常着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多矣。”）然优礼萧何，特命剑履上殿，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卫宏《汉官旧仪》：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庙上殿当解屦，吾受命剑履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屦，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屦。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宋改诸王国制度，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梁天监中，尚书议云：礼跣袜登席，事由燕坐，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既绝恒礼，凡履行者，应皆跣袜。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则是时朝会、祭祀，犹皆跣袜，陈祥道《礼书》所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也。《唐书》：刘知幾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蹬，跣而鞍，实不合于古，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至寻常入朝，则已有着履者。《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是也。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其次则脱履，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然朝会亦尚着履，此唐初之制也。”案《宋书·孝义传》：龚颖，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璩为谯纵所杀，故佐吏尽逃亡，颖号哭奔赴，殡送以礼。纵后设宴，延颖，不获已而至。乐奏，颖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闻举乐，蹈迹逆乱乎？”纵大将谯道福引出将斩之。道福母即颖姑，跣出救之，得免。《齐书·谢超宗传》：司徒褚渊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落水三公，堕车仆射。”又《徐孝嗣传》：泰始二年，西讨解严，车驾还宫，孝嗣登殿不着袜，为治书侍御史蔡准所奏，罚金二两。则是时跣者尚多。《隋书·礼仪志》云：“案图云：复下曰舄，单下曰履，夏葛冬皮。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失于乾腊之义。今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冕服者色赤，冕衣者色乌，履同乌色。诸非侍臣，皆脱而升殿。凡舄，惟冕服及具服着之，履则诸服皆用，惟褶服以靴。”案时人亦不皆着履。《晋书·隐逸·陶潜传》：潜无履，王弘顾左右为之造履是也。为便于行走者恒着。《宋书·张畅传》：畅于城上与魏尚书李孝伯语。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为着？君且如此，将士云何？”畅曰：“戎陈之间，不得缓服。”《梁书·良吏传》：沈瑀为余姚令，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悉使着芒粗布。《陈书·沈众传》：众监起大极殿，恒服布袍芒是也。《梁书·处士传》：张孝秀尝冠谷皮巾，蹑蒲履，盖亦芒之伦。俭者亦着屐。《齐书·虞玩之传》：大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大祖取屐视之，讹黑斜锐，蒵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幼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二十年，贫士竟不办易。”大祖善之。夫亦可谓久矣。屐有齿，然遇崎岖之地，亦或去之。《晋书·宣帝纪》：青龙二年，诸葛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帝出兵追之。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着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然后马步俱进是也。
    《宋书·礼志》云：“汉承秦制，冠有十三种，魏、晋以来，不尽施用。”又云：“《傅玄子》曰：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又云：“魏武以天下凶荒，赀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本施军饰，非为国容也。通以为庆吊服。巾以葛为之，形如而横着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国子、大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居士、野人，皆服巾焉。”又云：“徐爰曰：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也。古者有冠无帻，冠下有，以缯为之。后世施帻于冠，因裁为帽。自乘舆宴居，下至庶人无冠者皆服之。”史臣案：“晋成帝咸和九年，制听尚书八坐丞郎，门下三省侍郎，乘车白帢低帻，出入掖门；又二宫直宫着乌纱峡；然则土人宴居，皆着帢矣。而江左时野人已着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员耳。后乃高其屋云。”案《吕览·上农》曰：“古者庶人不冠弁。”《仪礼·丧服注》曰：“庶人不冠爵弁，则冠素委貌。”《诗都人士正义》曰：“庶人冠缁布冠或玄冠。”盖惟行礼时或用之，平时则不。《释名》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巾以覆髻则曰帻，《说文》“发有巾曰帻”，《广雅》“帻，巾覆结”是也。《独断》曰：“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或以巾。”《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谓杨彪着布单衣皮弁以见，则虽单衣亦不用巾。《后汉书·蔡义传》：诏事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周书·崔彦穆传》：子君肃，解巾为道王侍读。《后汉书·逸民传》：韩康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并居士、野人服巾之证。《后书·郭泰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云：“巾，以葛为之，形如。”《玉篇》曰：“，帽也，绢，帻也。”则巾近于帽。《说文》云：“帽，小儿、蛮夷头衣也。”《书大传》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领者。”《注》曰：“冒，覆也。”《淮南氾论》曰：“古者有鍪而绻领。”《注》曰：“鍪，头着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盖冠弁等皆后起之饰，帽则诚所以覆头者。《宋书·舆服志》曰：“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汉元帝额有壮发，始引帻服之，王莽顶秃，又加其屋也。”说或附会，然《魏书·辛绍先传》，谓其丁父忧三年，口不甘味，头不栉沐，发遂落尽，故常着垂裙皂帽，则帽确可以覆发。用无慊乎冠弁，而视冠弁为简易矣。去冠弁而着帽，抑可谓反古复始，变文从质者也。（《释名》：“帻，迹也，下齐眉迹然也。”其制齐眉，故可掩额发矣。《北史·萧传》，言其恶见人发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担舆者冬月必须裹头，夏月则加莲叶帽，亦帽可覆发之证。然《隋书·崔传》：大业四年，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蓝田令王昙，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着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答曰：“谨案汉文帝已前，示有冠帻，即是文帝已来所制作也。”然则帻自景帝而有，初不待元帝矣。《通鉴》：齐明帝建武四年，魏主攻宛，宛城东南隅沟上有桥，魏主引兵过之，南阳大守房伯玉使勇士数人衣斑衣，戴虎头帽，伏于窦下，突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注：“虎头帽者，帽为虎头形。”此与莲叶帽皆随时所制，足见帽之通行，为甚广也。）
    古三属之甲，此时亦稍变为直垂，是为两当，遂为后世所谓背子者之本，此亦犹衣裳之易而为袍衫也。《深衣释例》曰：“裲裆甲，一名裲裆衫，《宋书》薛安都惟着绛衲两当衫；（案见《柳元景传》。）《隋书·舆服志》：正直绛衫，从则裲裆衫是也。（案当作《礼仪志》，直将军、诸殿主帅之服。）考《宋史·舆服志》曰：大祖建隆四年，范质议云：《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裆，如袖，无身，以覆其膊胳。《释文》、《玉篇》相传曰：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谓之两当。请兼存两说，择而用之。今剧演将帅所被金银甲，即所谓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者也。裲裆甲古既称裲裆衫，安有无身之衫乎？刘孝标《乐府》：裲裆双心共一抹，袙腹两边作一襊。盖一当胸，一当背，故曰双心。属合两边，以固前后；又曰袙腹，则《广雅》所谓裲裆谓之袙腹也。”又曰：“《隋书·舆服志》：（案亦当作《礼仪志》。）诸将军侍从之服，一曰紫衫金玳瑁装裲裆甲，一曰紫衫金装裲裆甲，一曰绛衫银装裲裆甲，盖外着裲裆甲，内衷紫绛衫，衫制短小，为裲裆之衬，尤便捷也。《南史·齐·崔慧景传》：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敬则，直以衫代裲裆矣。古之甲，自身至要，自要至胫，分而为三，以组属之，故曰三属之甲。裲裆不殊上下，自肩直垂，此深衣之制，便于军旅者也，故曰可以武也。”案《北史·阳休之传》：武定二年，除中书侍郎。时魏收为散骑常侍，领兼侍郎，与休之参掌诏命。齐受禅，除散骑常侍，监修起居注。顷之，坐诏书脱误，左迁骁骑将军。文宣郊天，百僚咸从，休之衣裲裆甲，手持白棓。时魏收为中书令，嘲之曰：“义真服未？”休之曰：“我昔为常伯，首戴蝉冕，今处骁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减卿？”可见是时裲裆南北皆为武人之服。《石林燕语》曰：“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用背子。然须用上襟，腋下与背子垂带。余大观闲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则裲裆又变为文人之服矣。今之裲裆，北人谓之坎肩，吴语则谓之马甲，似犹溯其原而言之。然《说文》：无袂衣谓之惰，《三国·魏志·杨阜传》：阜见明帝披缥绫半袖，则裲裆之制，似又不始于武人。盖俗本有短袖或无袖之衣，武人乃放之制为衫，又因衫而制为甲耳。短袖无袖，动作最便，亦衣服变迁，趋于简便适用之一端也。
    此时衣料，絮为最贵。齐大祖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已见第一节。《宋书·孝义传》：朱百年，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孔凯宿，衣悉裌布。饮酒醉眠，凯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凯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凯亦为之伤感。《晋书·孝友传》：王延，继母卜氏，遇之无道，恒以蒲穰及败麻头与延贮衣。《梁书·良吏传》：孙谦，居身俭素。床施蘧蒢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魏书·高允传》：高宗幸允第，惟布被缊袍。具见绵之难得。《宋书·孔琳之传》：琳之建言曰：“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贵，蚕业者滋，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器正用铠而已，至于袍袄裲裆，必俟战陈，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惟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外；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愚谓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案木绵未兴以前，欲以絮纩供举国之用，其势必不能给，此绵价之所以恒贵，况又有滥用之者乎？《魏书·焉耆传》云：养蚕不以为丝，惟充絮纩。西域诸国，酷爱中国之缯帛，而焉耆养蚕顾不以为丝，亦可见絮纩为用之亟矣。
    《陔余丛考》曰：“古时未有绵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绵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而张七泽《浔梧杂佩》，引《通鉴》梁武帝送木绵皂帐事，据史炤《释文》：木绵以二三月下种，至夏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碾去其硋取绵，以小竹弓弹之，细卷为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织以为布，谓即此物。按史照《释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织之布，则梁武时已有此布矣。说者谓《汉书注》孟康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贝木绵树也；《南史·林邑传》亦云：吉贝者树名也，其花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作布，与纻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木绵布乃吉贝树之花所成，系木本而非草本。今粤中木绵树，其花正红，及落时则白如鹅毳，正《南史》所云吉贝树也。但其花只可絮茵褥，而不可织布。按《南史·林邑传》，以吉贝为树，《旧唐书·南蛮传》则云吉贝草缉花作布，名曰白，《新唐书·林邑传》并不曰吉贝而曰古贝，谓古贝者草也，然则《南史》所谓吉贝之树，即《唐书》所谓古贝之草。其初谓之木绵者，盖以别于蚕茧之绵，而其时绵花未入中土，不知其为木本草本，以南方有木绵树，遂意其即此树之花所织。逮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北宋人，（元注：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以此推之，则梁武木绵皂帐，即是草本之绵所成，而非木绵树也。更进而推之，《禹贡》厥篚织贝，蔡九峰《注》：今南夷木绵之精好者，谓之吉贝，则夏之织贝，亦即今草绵布，是三代时已有之矣。（案此说之不确，自不待辩。）其见于记传者：《南史》姚察，有门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无所用。白乐天《布裘诗》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云：吴绵细软桂布白。曰桂布者，盖桂管所出也。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橦花。（元注：草绵亦名橦花。）李琮诗：腥味鱼吞墨，衣裁木上绵。东坡诗：东来贾客木绵裘。以及《五代史》：马希范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绵。《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出自妇人。皆此物也。然则绵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庄谓元初始入中国？盖昔时绵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观姚察门生所送只一端，白乐天以此送人，并形之歌咏，其为罕而珍重可知。逮宋末元初，其种传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案门生以南布送姚察，事见《陈书》察传。云：尝有私门生，不敢厚饷，止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着，止是麻布、蒲，此物于吾无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烦尔。”此人逊请，犹冀受纳。察厉色驱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馈遗。门生献媚，固事所恒有，然既明言不敢厚饷，则其物必非甚贵可知。《梁书·武帝纪》，称帝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亦以为俭德，非以为侈而能致异物也。《海南诸国传》云：林邑，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要以下，谓之干漫，亦曰都缦。狼牙修，男女皆以吉贝为干缦。婆利，国人披吉贝如帊，及为都缦。然则《扶南传》言：范寻令国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缦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参看第十六章第四节。）其所谓布，亦必吉贝所织矣。《渴槃陀传》云：衣吉贝布，则其流传已及西域。《晋书·王戎传》：南郡大守刘肇，赂戎筒巾细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十七史商榷》云：“筒中布名，《后汉书·王苻传注》引扬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作中是。”此亦绵布也。更证以《史记·货殖列传》：番禺为果、布之凑，布亦疑是绵布，则其入中国实已久。然越五岭而北者卒少；即交、广亦罕事种植、纺织；固知文明之传播，自有其时，时未至不容强也。
    衣服材料最奢侈者，为销金及织成，时遭禁止，已见第十九章第四节。《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注》云：“炫金，今之销金是也。”晋成帝咸康二年，石虎以女骑千人为卤簿，皆着五文织成靴。（案事见《晋书·载记》。）《注》云：“五文，五色成文也。《广雅》曰：天竺国出细织成。《魏略》曰：大秦国用水羊毛、木皮、野茧丝作织成皆好。”则织成初来自西域，而中国放为之也。切于民生日用者，绵、麻之外为毡，北人多用之。《晋书·慕容熙载记》：熙将以慕容隆妻张氏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襚，靴中有敝毡，遂赐死。《北齐书·赵隐传》：（即赵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隐靴无毡，衣帽穿弊。子如给之。用为尚书令史。可见作靴无不用之。即南人亦有以之御寒者。《梁书·江革传》：谢朓尝宿卫还过候革，时大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着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是也。《北史·文苑传》樊逊兄仲，以造毡为业，可见其为用之广矣。卉服，野人亦间有用之者。《晋书·隐逸传》：孙登，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魏书·逸士传》：郑修，少隐于岐南山谷中，耕食水饮，皮冠草服。是其事。御雨之具，谓之黄油。张稷等弑齐东昏，以黄油裹其首，送诣石头。《通鉴注》曰：“黄绢施油，可以御雨，谓之黄油。以黄油裹物，表可见里，盖欲萧衍易于省视也。”《隋书·炀帝纪》：帝为晋王时，尤自矫饰。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即此黄油所为矣。《抱朴子》言其为囊可以盛酒，（见第一节。）则其制颇工矣。
    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
    虏起北方，本皆编发、左衽，故中国人号为索虏。其稍事改革，则起于道武之朝，而成于孝文之世。《魏书·礼志》：“大祖天兴六年，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大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寮、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孝文时议改服制，蒋少游、刘昶等实与其事，已见第二十章第二节。《魏书·阉官·张宗之传》云：始宗之纳南来殷孝祖妻萧氏，刘义隆仪同三司思话弟思度女也。多悉妇人仪饰、故事。大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萧被命在内，豫见访采，数蒙赐赉。此又参虏制作之一人也。《献文六王传》：高祖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任城王澄传》云：高祖还洛，引见公卿曰：“朕昨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澄曰：“着犹少于不着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丧邦，斯之谓欤？可令史官书之。”其改革之心，可谓至切。然制衣冠与伪大子询，询即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齐书·魏虏传》。）出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帝与从官，皆胡服而骑。（《魏书·自序》。）齐文宣末年，亦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隋书·五行志》。）彼其习所便安，固未易以卒革也。《北齐书·王传》云：性机敏，应对便捷。年十五，随父在北豫州。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儁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进曰：“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赐以名马。可见左衽之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变也。褚之嘲魏人曰：“帽上着笼冠，袴上着朱衣。”（见第十章第六节。）则即其放效中国时，亦不免南北杂糅，非驴非马也。周武帝保定四年，初令百官执笏，（见《纪》。《齐王宪传》：宪死时掷笏于地。）似有志于放效中国。然建德三年正月，初服短衣，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见《纪》。）《隋书·礼仪志》云：“后周之时，咸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则其积习亦未能遽变。直至宣帝大象元年，受朝露门，乃用汉、魏衣冠焉。（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有处腥膻之朝，守儒雅之俗者，《隋书·李礼成传》言：周时贵公子皆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礼成虽善骑射，而从容儒服，不失素望是也。被服本各从所便，彼此不足相非，然当两民族相争之时，亦或视为民族性之所寄。一切改而从人，则寖忘其故。故雄猜之主，往往欲举所征服之族之习尚而尽变之。清人以酷法迫汉族剃发易服，盖为是也。齐王融言：“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日，犹巾褠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夫不获申其志于平日，而犹存其礼于婚丧之时，此亦清世明之遗民，所谓“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意欤？婚姻者人伦之始，丧葬者人事之终，于此而寄其微意焉，何其悲也？虏乃于此加以诛夷，其用心又何其刻也？谁谓浅演之族而不知猾夏哉？
    晋世杜预创短丧之说，为礼家一重公案，今于此附论之。预之议，因武元杨皇后崩大子应否终服而发。谓天子诸侯，事异士庶，不得以服丧而废事，当遵魏氏既葬而除之典，以心丧终三年，古谅阴即心丧之谓也。其说详见《晋书·礼志》。议礼之家，多以预为薄，甚且诋为名教罪人。然行礼者不惟其名惟其实，三年之丧，或可行于邃古，而必不能行于后世。何者，生活异，则人情因之而异也。观儒书言能行之者之少，而知其时之习俗，已不相容，况秦、汉而后乎？夫衰麻哭泣，丧之文也，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丧之实也，后世之士大夫，执亲之丧，孰不饮酒食肉居于内？亦曷尝衰麻在身？较之杜氏谓天子犹当以心丧终三年者，为过薄矣，而敢议杜氏乎？即不论此，亦可行乎平治之世，而不可行于丧乱之时；可行于贵富之家，而不可行于贱贫之子。“不言而事行者，扶而后能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后能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儒家固自言之矣。《宋书·礼志》引《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此即墨者薄葬之论。儒家力攻墨氏，然事势所迫，却有同于墨氏而不自知者。《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祭者不除。”魏氏东关之役，失亡尸柩，葬礼无期，遂不得不制令释服，使其子弟不废婚宦，（《晋书·礼志》。）江左亦不得不申明其制矣。（见《陈书·儒林·沈洙传》。）善夫！郑鲜之之言之也，曰：“求礼当先远大。沧海横流，家国同其沦溺。若不仕也，则人有余力，人有余力，则国可至乎亡，家可至乎灭。当斯时也，匹妇犹忘其身，况大丈夫哉？”（《宋书》本传。）夫亦安得因丧而废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