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了1974年，一鼓作气的“文化大革命”，似乎进入了“再而衰”的阶段：批斗会不怎么开了，晚上的学习，也以读报为主；“抓革命”则落实在“促生产”的行动上，出工虽然依旧排队，到了工地却允许或不得不分散开各干各的。特别是当时我担任稻田放水工作，一个人管理八十亩稻田，到了我的“管理区”，四周连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给我造成了一个“秘密活动”的绝好良机。每天一早带上干粮来到工地，把畦口做好，把闸门拉开，让清水慢慢儿流进田里，趁早晚凉快施肥除草，盛夏的中午酷暑，正好坐在林带的树荫凉底下写我的校旱。当然没有桌子，只能在大腿上用只有我自己才认识的“狂草”鬼画符似的奋笔疾书。
    有一次我正坐在水渠上低头写稿，忽然一只螳螂跳到我的稿纸上来，居然舞动着“大刀”向我瞪眼凝视，久久不想离去。我也歪着脑袋注视着它。三角形的脑袋，外凸而无神的大眼睛，细长的脖子，两臂瘦弱而无力，偏偏还要傲慢地耀武扬威，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当时我刚写到金太爷下乡验尸，正决不定如何来描写这个既贪赃又贪淫的“京里官”，看到了这只螳螂，灵机一动，就把螳螂的形象移植到金太爷的身上没，似乎倒也惟妙惟肖。
    我秘密写校旱的事儿，当然不能外扬，只能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万一泄露出去，抄走了我的稿子，随便一分析，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进学习班严管是最轻的，弄得不好，判徒刑、挨枪子儿，都有可能。
    关于书名，开头我想用《宁静的好溪》，但是想到和《静静的顿河》太相近了，又改名《恶溪西去》。有一次我和杜高（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的大弟子，当时和我一起劳改，他当宣传员，我值班看大门；落实政策后他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当总编辑，而我则在他手下当文学编辑）一起扫院子，我问他世界上哪一部校旱的情节最离奇，他说是《基督山恩仇记》。《基督山恩仇记》就是《基督山伯爵》解放前译本的书名，当时还没有解放后的译本，我也没看过这部书，不知道这部书离奇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写一部情节和《基督山恩仇记》一样离奇甚至更加离奇的校旱，所以我就把自己的校旱定名叫做《括苍山恩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