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课， 给学生们布置课堂作业时，粗心的我这才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全班21名学生只有9人有新课本，另有3名学生用的是残缺不全的旧课本，其余的学生根本就没有本学期的课本，他们桌上摆的全是一些旧书。做课堂作业也只有9名学生有作业本，其他的都找了一些皱巴巴又脏兮兮的草稿纸在装模作样地写写划划。
    一问缘由就惊我一大跳，全班竟有12名学生未缴学费，学校也就扣发了他们的课本。简直不敢想象，一个学生没有课本是如何学习？这又是何等地残酷啊？！
    我问：“学校什么时候才发给你们课本啊？”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什么时候缴了学费就什么时候发。”
    我又问：“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缴学费呀？”
    一时，学生们全哑了，一个个都怔怔地望着我。落后，只有袁德贵讷讷地说：“等冬天下大雪时，我阿爹卖了木炭就给我缴学费。”
    此刻，我眼窝一热，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来。倘若他们在放了寒假才缴学费，那发给他们的课本岂不等于作废了。既然学校同意他们欠费上学，就应该及时发给他们课本，以免影响他们的学习啊。
    了解到学生的课本全归单春艳发放，我便一一记下欠费学生的名字，下了第三节课就直接去找单春艳。当时，单春艳在学校集体办公室里跟另外几位老师说笑，讲的全是山里的苗话，叽里咕噜的。单春艳见我走进去，就立刻收住口，端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其他老师都瞟我一眼就躲过脸闷笑。我暗自猜想，刚才单春艳的说笑一定与我有关。
    我也没去追问什么，而是朝单春艳叫了一声单老师。单春艳见我主动去找她，就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然后很有表情地盯向我。她笑吟吟地问：“小邹，你找我有事？”学校里，只有单春艳一人叫我为小邹，又由于她把“邹”字咬得死，拖得长，就显得有些嗲声嗲气。还有，她似乎有意将“邹”发成“猪”的音，于是我就不得不变成“小猪”了。
    我向单春艳讲了学生们没有课本上课的情况，并希望她能通融一下，发给学生们课本。可单春艳显出一脸的难色，木讷了半天才说：“你不晓得，我这个保管员是无权发放课本的。真的，我没哄弄你。”我有些着急了，提高声气问：“那怎样才能发给学生们课本？”单春艳十分明确地告诉我：“只有她姚校长点头，才能作数。”
    于是，在厨房门口我拦住了姚祖英。我详细而又认真地向她讲明了自己的看法和请求。谁知，姚祖英根本不理会我的那一套，断然回绝：“不行，这绝对不行！”一时，我就愣住了，这完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嘛。我堂堂的一个支教干部向你校长提一点合理建议，你不但不采纳反而严词拒绝，这也没有给我一个台阶下呀。
    情急之下，我尴尬无比。
    接下来，性急气旺的我理所当然地跟冷漠刻薄的姚祖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近乎争吵。时值中午，几乎全校的师生目睹了新来的老师与校长姚祖英的这场论理辩驳。
    姚祖英大声向我述说学校所面临的困难。说有多少多少学生欠了学校多少多少学费，而教师们的工资才发到了几月份。甚至，有些欠费的学生早已辍学，他们的学费就不知何时才能缴清，这些欠款其实就等于是欠教师们的工资。她还抹着眼泪说，你邹晓明初进朵朵山，还不了解山里的情况和学校里的情况，根本不晓得她这个校长是何等地艰难。她希望我能理解她，千万不要轻信别人的挑唆。
    然而，我跟她讲的却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之类的大道理。我还讲到了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合法权益，讲到了一个学生没有课本而上课是何等地残酷，也讲到了穷人家的孩子需要关爱，更需要公平对待。
    兴许是我刚刚了解到贫困山区里的教育是如此地艰难，是如此地特殊；兴许是学校里这些客观的困难，将我那番大道理抵触得苍白而漂浮；兴许是我不善跟一个抹着眼泪的女人去争辩什么，最终是我悻悻地败下阵来。最让我气不过的是，我刚刚缓了口，姚祖英又及时恢复了她那副冷傲的神态。就算学校里有那么一大堆实际困难，如果她好好跟我解释，我自然能够理解她。
    最后，我得到的答复是：除非有人替学生缴清学费，否则学校绝不会发给课本。我知道四年级这期的学费是每人85元，那么12名学生的学费总计为1020元。我估摸一下自己身上的现金，然后脆声朗朗地说：“四年级这12名学生的学费我全替他们缴了。”一旁的姚祖英故意咳嗽一声，将眼望向别处，提醒道：“袁德贵上学期的学费也还没有缴。”我看都没看她，说：“我也替他缴了。”
    在学校集体办公室里，我向单春艳缴齐了12名学生的全部学费。幸好我身上的现金能够支付，但已所剩不多。单春艳接了钱只是数了数，就全部递给了站在门边的姚祖英。姚祖英毫不客气地接过钱，也数了数，然后扭身上楼去了。